这是一个充满焦虑的社会，白领们的焦虑就像韭菜一样茂盛地生长，以至于焦虑都变成了商机，让知识付费和碎片学习的收割机开心地驰骋。所以大家向往自由和逃离，自以为眼不见心不烦，逃开了便是自由。

　　但是弗洛姆警告我们，这是虚假的自由。问题的关键不是焦虑和约束，而是我们个人自身，是我们的身心解放。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是存在的艺术。

　　艾里希·弗洛姆

　　像艾里希·弗洛姆那样，

　　习得“存在的艺术”

　　文 | 俞耕耘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艾里希·弗洛姆，真正实现了诸多层面的融合。他将社会批判和个体心理，学术性和普及性，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统一，写出了《爱的艺术》《存在的艺术》《逃避自由》《健全的社会》《论不服从》等系列著作。晚年弗洛姆撰写了《占有还是存在？》一书，但在出版前，他去掉了个人如何习得“存在的艺术”的章节。这些章节后被收录进《存在的艺术》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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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姆把人的生存模式划分为“两大集合”，它们表征了人们对待自我和世界的两种选择倾向性，决定了如何思考感知，怎样行动。“一个人最终的生活倾向不是占有，就是存在，两者必居其一”。这种分类方法，无疑是种冒险，因为它就类似把世界分成阴阳，声称阴阳之外，没有其他。弗洛姆用近乎“二进制”的思维，试图以极度的概括性，穷尽人们千殊万别的生存状态。先不论其是否科学谨严，单是这种“论断”的见识气魄，就令人钦佩。

　　其实，他的分类很容易激发好奇和逆反心。我们偏偏想要驳倒他的论断，找出第三种“生存模式”，抑或更多“可供选择的倾向性”。然而，令人沮丧的是，你会发现弗洛姆所言非常精准。你找出的其余模式，都可以归并在“占有还是存在”两大生存类型里。这正是弗洛姆立论的高明地方：占有和存在，本质上就是“外部”和“内部”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种“内和外”，又可以表述为“我和非我”的划分。

　　弗洛姆把心理学很轻易就转换为哲学问题，那就是选择“自明”还是“他证”。“倾向占有的人总是善于利用支撑物，而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双脚。这种人使用外部物体才能存在……只有当他们拥有时，才真正成为他们自己。这些个体觉得存在也像拥有物品”。他们也被物品占有。拐杖和双脚就是两类人的隐喻，如果一个人明明有独立行走，却非要靠外在支撑物来实现，无疑没有“自证自明”。在我看来，可以把其称为“外位性生存”。

　　反之，倾向存在的人，“往往意味着其生活是围绕自己的心理力量”，时刻具有“自我生产”的能力，本质是种自在自为。所谓的心理力量集中体现为：爱的能力、理性的能力和生产的能力。如果揣摩一下，这三种能力正好对应我们时代的三种精神症：那就是爱无力、泛滥的非理性和消费主义。弗洛姆发现出了占有与存在之间的某种守恒，一个人心理能量，自我生产能力的不足与消退，势必会用占有倾向来“代偿”。存在性的生存模式，是自内而外，通过自身去联结世界，建立联系。在我看来，完全可以称其为“内源性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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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意识到、慢慢熟悉并认同自己未知而陌生的一面，相应地认识外部世界。通过学习这一点，人可以建立一种与自我和外部环境更广泛、更全面的关系”。反观占有性生存，只能根据他所拥有、能拥有、想拥有的东西来定位自己，确立生命意义，宣示生存价值。囤积、占有和收藏成为他们的核心行为。你会发现，他们建立了一种物品和人之间的“同形同构”关系。如果说得更直白，这就是人被物奴役的“物化”过程。一个人如果只能靠外部世界永远“做加法”，才能证明生存意义。那么，他本身不过是物品累加的象征物、观念物而已。一旦物品不存，他们甚至找不到存在的理由和根据。

　　更严重的是，占有型生存可以把人和人的关系转换成人和物品的关系。当然，现代性社会并不会像奴隶制语境下声称可以占有、使用一个人，就像对待财产一样。如今，占有型人格会常常使用一些变体，诸如“负责”“关切”来对他人实现“绑缚”。男女之间强烈的占有欲，父母对子女的“处置”和“管理”，都可视为占有性生存的典型。事实上，我们很难区分哪些是负责关心，哪些是纯粹的支配欲望，或许借口和“本质”本来就缠绕在一起。“因此，儿童、残疾人、老人、病人以及那些需要照顾的人被接管后被认为是别人的一部分，当病人恢复健康，孩子希望自己做决定时，这种占有模式带来的矛盾就会凸显”。

　　当我们日常谈论“你要知道你想要什么”时，就已经说明占有常常是预设的前提，占有倾向才是更为普遍的现象。存在的艺术是难得的，也是需要长久修炼方能“习得的”。存在倾向并不意味着禁欲和苦修主义，而是在观念上确立一种“首要性”，明白自我存在是第一性的，而物品是第二性的。弗洛姆认为，从占有向存在倾向的转变，之所以是有意义且必要的，原因在于两者隐含的“双重曲线”。存在倾向蕴含的三种能力（爱、理性和生产）是不会被消耗、买卖或让渡的，它们在实践中是会强化、增加的（上升曲线）。占有物品就显然相反：不仅物品会被持续损耗折旧，而且失去和“易主”更是最大的不确定性（下降曲线）。晓以利害，成了弗洛姆论述的最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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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艺术》原本就是《占有还是存在？》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构成了原理加方法论的完整结构。“存在的艺术”之所以会被作者特意撤掉，在我看来，是与弗洛姆思想体系的“惯性”分不开。这种惯性，就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接受”，他的社会批判维度超越了封闭化的个体自我意识研究。在他看来，“习得存在的步骤”这部分提法，不免给人造成误解，仿佛占有型倾向凭借个人修炼就能克服，“以为通过培养自我意识、发展自我意识以及进行自我分析就可以精神健康”。弗洛姆更想探究占有型文化的根源——广泛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他要在劳动组织和生产模式，政治基础里发掘个体转变、自我决定的可能性。

　　然而，存在的艺术提供的修炼方法对个体仍旧是有意义。换用福柯的观念看，这完全也可被视为“自我的技术”，关切自身的生存美学。弗洛姆重申了解放的概念，把解放从狭隘的“外部势力”施加的政治层面，拓展为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解放。前者如精神分析法、物理按摩法，后者则主要从东方思维里汲取营养：如瑜伽、禅宗、冥想以及坐禅。作者敏锐觉察到，这种貌似通往存在的练习活动，其实也有吊诡的一面。比如支持偶像崇拜，神秘主义变相削弱了自我意识，心灵独立性。另一面，这些练习不过是“”短暂浅层”的放松活动，停留在缓解疲劳的层面，对实现内心自由，通往存在还差得远。

　　弗洛姆列举了真正“习得存在”的途径：不渝、清醒、觉悟、专注和思定。然而，这一过程还需克服许多障碍。“八卦闲聊”代表了琐碎、肤浅和单调，它缺乏内在深度，成了主要干扰项。“它源于缺乏生机、反应迟钝、死寂沉默，或者说源于对人的核心任务——充分实现自我——毫不关心”。其次，是不劳而获的信条，学习无需付出努力就能完成。遗憾的是，习得存在的步骤，必须不急不躁，心甘情愿接受这些痛苦（肉体疲倦，精神厌烦）。最大的障碍则是一种“抗拒专制”的伪自由观。

　　为何称为虚假的渴望自由？因为它只不过是给无限的欲望提供了借口——“抗拒专制”。一个人“无力感越强，越缺乏真实的意愿，越趋于服从或强迫性满足心血来潮的欲望，越发恣意”。这种论述也成为《逃避自由》一书的核心关切。在《逃避自由》里，弗洛姆描述了现代权威主义吸引了大批渴望“逃避自由”的人，形成了特定的心理机制和性格类型。那就是施虐——受虐症人格。逃避机制的一种明确形式在于渴望臣服或主宰，即我们所说的受虐和施虐冲动。然而，它们又伪装成理性化形式：受虐被视为爱与忠诚，极端把自己贬低为物品，归属于他人。施虐的逻辑又更加隐蔽，表面看它是统治主宰的一方，其实它反而是依赖性更强的一方。

　　“施虐者需要他所统治的人，而且是非常需要，因为他的力量感是植根于统治他人这个事实的。这种依赖有可能完全是潜意识的”。从而，《逃避自由》与《存在的艺术》在深层上是融贯的，存在和自由是统一的，而占有性生存和施虐－受虐的“物化逻辑”又是一体的。因为只有依赖外在，从属或主宰才能获得价值意义。恋物癖、恋尸症人格就是对无生命物的迷恋，要想永恒占有，就会让对方成为物品，或是死亡之物。占有型人格恐惧失去与被剥夺，他们只能以极端形式获得这种满足。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人格，就表象了这种症候。弗洛姆写道：“现代人获得了自由，然而在内心深处却渴望逃避自由。现代人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却没有能够自由地在理性与爱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深港书评》编辑 ｜ 伍岭

　　来源 ｜ 晶报《深港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