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剛即位時，第一人丞相衛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儒家和道家是同盟。不在罷黜之列。衛綰想罷黜黃老，但竇太后支持黃老。衛綰只罷黜了法家和鬼谷門。

但衛綰任丞相在三年，儒家確實佔主導地位。這三年政治清明，言論自由。沒有一人因言獲罪。

以後漢武帝開始重用法家酷吏。法家酷吏張湯認為顏異欲罵天子，不言而入腹。便以腹誹罪之名，處死顏回十世孫，儒家大師顏異。

之後漢武帝越來越重用法家酷吏張湯、杜周、江充，羅織罪名，製造冤獄。把群臣和皇族屠戮殆盡。

漢武帝還重用法家桑弘羊，賣官鬻爵，死罪可花錢贖罪。致使國家吏治腐敗。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會言論自由。法家得勢，就會扼殺思想，扼殺言論。

漢武帝時期，黃老與法家結盟，一起捍衛君權，奴役臣民。儒家無與道家結盟，最終儒生被漢武帝全部罷黜。

在漢朝歷史上，董仲舒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儒學大師，他提出的獨尊儒術，成了漢朝黃老之學過渡到儒學治世的分水嶺。那麼，董仲舒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是怎麼說服漢武帝放棄漢朝初期一直沿用的黃老之學而改為獨尊儒術呢？

董仲舒，廣川（今河南景縣西南）人。少時就研究《春秋》，因此出名，在漢景帝時就擔任博士。董仲舒治學相當專註，厲害到了「三年不窺園」的地步。而且他言行舉止都合乎禮節，所以十分受到儒士的尊重。漢武大帝即位以後，通過察舉方式為國家挑選賢良之士，而董仲舒也參加了對策考試，就在這些考試中脫穎而出，成為一代儒家大師。

董仲舒跟漢武大帝對策前後總共三次。

第一次時，漢武帝向詢問五帝三王的天命及情性。董仲舒以《春秋》中的天人感應關係來對策。他解釋說道：如果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上天往往先降下災害來譴責；如果地上的君王統治者還不能覺悟，就會再次出現級別更大的怪異現象讓他引起驚懼；而如果人君還不覺悟怎麼辦呢？那上天就管不了那麼多了，就註定人君走向敗亡了。從天人感應論的角度來說，上天對人君是有仁慈及愛護之心的，希望人君能夠勉勵自己，積極向學，以仁義禮樂之道推行教化，以此達到國家大治。同時，人君受命於天，如果做出得天應心的事情，就一定會出現人力所不能達到的祥瑞之兆。

漢武帝聽了董仲舒這個高論之後，十分驚奇。於是又第二次向他詢問為什麼堯舜與周文王用不同方法都能達到了天下大治，而自己兢兢業業地工作，卻出現陰陽不調的現象？

就這個問題，董仲舒是這樣解釋的：堯舜受命於天，以天下蒼癸為憂愁，逐誅亂臣，務求賢聖，所以教化大行，天下大治，人民安居樂業。而到了商紂王，卻逆天而行，誅殺賢臣，殘害百姓，以致天下大亂，百姓不安。面對這種現象，周文王順應天意，啟用聖賢，撥亂反正。這個過程相當辛苦。由此可見，聖賢的大原則儘管一致，但勞逸不同，那是因為時代改變了，時局不一樣的緣故。而如果天下有太平之象，卻功業沒有體現到百姓身上，那麼就是說明天子的仁心慈愛沒有得到推廣，所以人君就必須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漢武帝聽了以後，認為有理，第三次下詔詢問，董仲舒都一一回答。最後，他終於亮出了自己大一統的觀點。

他說，《春秋》所說的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而當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旨意不同，因此皇帝無法把持一統，以致法制數變，下民不知依據什麼。所以他就建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持一以明法度。

而當時，漢武帝剛上位不久，積極有為，渴望做一翻大功業，所以他看了董仲舒的對策之後，認為拋棄黃老之學無為的時候已經到了，啟用儒學之術治術的時代已經來臨了。為獎賞董仲舒，更下詔任命他為江都相，侍奉易王。之後，漢武帝也認真的推行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思想。

一、德治與仁政

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仁，人也，義，我也。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我愛；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眾人不察而反之，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董仲舒在「德治」中回應了兩周時期的「德治」思想，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二、法治

同時也提出了法治的概念，這一點頗為可貴：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 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為貴矣。 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貴賤之差，設 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聲，以誘其耳目；自令清瘺昭然殊體，榮辱踔然相駁， 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 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 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所好 多，則作福；所惡多，則作威——《春秋繁露·保位權》

三、君權神授

這一點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以說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雖然之前也有，例如《尚書·召誥》說：「有夏服（受）天命」，但是，漢武以前，基本上君王與神還是分開的。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而且那時候的知識分子還具有對君王進行「訓政」，如《尚書》中的「謨」與「訓」都是知識分子對君王的訓言。

而董仲舒提出「君權神授」後，王權得到了空前加強，這也是漢武帝能夠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一大動力，但是我們不能只用今天的眼光去看。

試回想下，在西漢王朝，實際上君權帝制社會是第一次成熟，兩周因為用分封制，皇權本身就不是絕對的權威；而秦帝國創造性地改革為郡縣制，本來是很有利於加強皇權的，但是秦法刻薄少恩，無法以德服人。

因此，到了漢武帝的那個時候，經濟上來了，是時候要徹底統一思想了，那麼，這個前提下，加強皇權是必然的事。

漢武帝與董仲舒的作用被今天的我們遠遠低估。漢武帝採用了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但同時又保留了秦法秦制，再加上文、景兩帝與西漢立國時的黃老道學，再配上「君權神授」，終於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國之性格與族治性格，那就是「外儒內法」+「外聖內王」=外柔內剛！

另外，由於西漢王朝採用了以「聖人」為標準的儒學，那麼，本來已經變成了「神」的皇帝，又有了人性的要求，因此，你可以看到漢武帝敢於作出《罪己詔》的自省精神。

西漢董仲舒著。董仲舒（前179-前104)，廣川（今河北景縣）人。漢景帝時曾當過博士，設帳教學，專心致志，攻讀儒家經典，有「三年不窺園」的稱譽。他曾經當過漢王朝分封的一些貴族侯國的相。漢武帝即位以後，「舉賢良文學之士」，他以三篇對策，提出了一套鞏固封建統治的哲學理論，同時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他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千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張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舉賢良對策》）

這裡所說的「百家殊方」是漢初以來開始復活的先秦各派，特別指黃老之學。他認為這些都是妨礙統一的，要罷黜。一切都要統一到今文經學派的「儒術」上來。董仲舒的這個建議，被漢武帝採納了。從此以後，他被漢儒奉為「儒者宗」，而被他神秘化和系統化了的孔孟之學也逐漸取得了統治地位。他晚年雖「去位歸居」，但「朝廷如有大義」，還要派專人「就其家而問之」。

董仲舒的一生著述繁多，現遺留下來的有《舉賢良對策》三篇和《春秋繁露》一書。

《春秋繁露》宣揚「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它認為有意志的「天」是宇宙萬物的主宰。它寫道：「天者，百神之大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郊義》）這就是說，天是至高無上的神。《繁露》把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進行神秘化的比附，認為是「天按照它自身的體制有目的地製造出人類以及人世間的種種事情。「為人者天也。人之為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為人者天》）。它具體地比附自然現象以論證「天」是怎樣製造人的。說，「天」有三百六十六日，所以人的小骨節也有三百六十六；「天」有十二個月，人的大骨節就有十二；「天」有五行，人就有五臟；「天」有四時，人就有四肢；「天」有陰陽，人就有哀樂；「天」有晝夜，人有覺醒睡眠。」（參見《人副天數》）總之，「天」按照自已的形體製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類的形狀、體質、精神以及道德品質都是「天」的複製品。這就叫「天人合一」。「天」不但製造了人類，而且還安排了人類的秩序和等級官制，特別設制了一個「天子」代替它在人間的統治。「受命之君，天意所予也」。（《深察名號》）即是說，君主的權力是天授予的，並且是按天的意志來統治人民的。在君主的下面，還有許多依次從屬的等級，也是上天安排的。為此，《繁露》寫道：「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順命》）《繁露》認為，這種君臣，父子，夫妻的主從關係，皆由天意決定。因為天意是「陽尊陰卑」，而君、父、夫屬陽，臣、子、妻屬陰。因此，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的關係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以它說：「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基義》）《繁露》在先秦儒家提出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的基礎上，進一步概括出作為封建等級關係和倫常秩序的主幹「三綱」，並給「三綱」披上「天」的外衣，於是現實中等級制度和道德秩序就成為神聖而不可侵犯的了。

《繁露》認為，天製造了人類，安排了人間事理以後，並不是就此置之不顧了，而是還在注意人間的事情，天降福禍於人間，人間一舉一動體現天的意志。這就叫「天人感應」。如果人間違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天就要降點災害，如水旱災之類加以警告。不改過，天就要顯示日蝕、地震之類的變異現象來示威。再不改過，就要受到天的懲罰。《繁露》認為，不但天以災異來影響人，認的行為和精神活動亦能感動天。在遇到災難時，只要順從天的意志，就可以免除災難。天通過災異以告誡統治者，統治者如果能體會上天的意志，減輕人民的負擔，就可以不出亂子。《繁露》認為，既然人是天的副本，君權是天授的，那麼人性也是天決定的。「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為人者天》）它說：「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兩有貪仁之性。」（《深察名號》）就是說，既然天有陰陽二氣，那麼人就有善惡兩個方面，善是性中之陽，惡是性中之陰。有時《繁露》將人性中仁和善的一面叫性，將人性中貪和惡的亠面叫做情或情慾。無論性與情，都屬於人的自然之質，都是人的先天本性，「仁貪之氣，兩在於身」。（《深察名號》）因此《繁露》不主張性惡，也不主張性善，而是主張善惡二重的人性論，反對性善說。為什麼要反對性善說呢？這是因為它發現了性善說與君權神授及德教說有理論邏輯矛盾。《繁露》的君權神授和德教說，宣揚天為了教育人民，使之向善，而為民立王。但按性善說，人民之性本來已善，那麼王教就根本沒有必要了。為了消除這個矛盾，進一步論證君權神授和德教，《繁露》不得不提倡二重論，反對性善論。《繁露》的二重論消除了這個矛盾，但又帶來了新的問題：如果「萬民之性」有待於立教而為善，那麼，王的性又有誰來教而為善呢？如果王的性得不到教育而為善，那麼又如何去教萬民呢？對於這個矛盾，《繁露》是通過折衷主義的性三品說解決的。它把人性分為三個品級：即：「聖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只有「中民之性」才「兩具仁貪」，而「斗筲之性」，卻只有貪和惡，「聖人之性」則純為仁和善。這樣，聖人本身不用教化，就可以教化萬民了。這就解決了性二重論所帶來的矛盾。《繁露》的性三品說，實質上是孔子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的發展。

《繁露》並不停留在論證君權神授這一步上，它根據天意建立起來的整套制度和統治方法是永恆的，絕對的。他認為，「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基義》）這裡具有一些辯證法的因素，但《繁露》認為，對立面之間的關係，主要是協調合作的關係，是下對上卑對尊盡義務的倫理關係。故而它寫道：「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面生之，夏為子而養之」。（《基義》）《繁露》雖然看到事物矛盾的兩個方面，在性質和地位上是不一樣的，比如陰陽是矛盾的兩個方面，陽為尊，陰為卑；陽為上陰為下；陽在先，陰在後；陽是主，陰是從。但是，它認為矛盾著的雙方地位和性質的不同是永恆的，不可變動和不可轉化的。它寫道：

「陽之出也，常懸於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懸於後而守空處。此見天之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也」。（《基義》）

這就是說，陽和陰兩個方面，一主一從，尊一卑的地位是註定不變的，是「天之常道」。《繁露》這種否認對立面的鬥爭，否認對立面的轉化的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目的還是論證它的「王道三綱」的永恆性。因此在它看來，君對臣，父對子，夫對妻永遠處於主導、統治地位。這個「道」是永遠「不變」的。

如果天創造人是體現天意，那麼，人的認識主要就是認識天意，求得與天意的符合。人如何實現對天意的認識呢？《繁露》認為只須向內反省，不須外求。它說：「道莫明省身之天」，（《為入者天》）「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二端》）意思是說，沒有比向內反省更加能認識「天意」的了。因此，它對於名詞概念的解釋為：「名之為言，鳴而命也；號之為言，藹（呼叫）而效也」，「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深察名號》）「名」與「號」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表達的天意。不是事物決定概念，而是概念決定事物。「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深察名號》）天的意志決定人的認識，人的認識決定萬事萬物。

在董仲舒看來，只有聖人能體察天的意志，並代天命名，聖人的認識是不受任何客觀制約的。它寫道：「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能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這就是說，聖人具有天生的非凡的神智，他們是一些能知「天地鬼神」、知「古往今來」、知「人事成敗」的先知先覺者。故此，聖人絕對可畏，不可侵犯。聖人的地位「同諸天地」，「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王道通三》）最高統治者掌握生死予奪之權，具有壓倒一切的權威。

董仲舒主張復古主義循環論，它為了論證漢王朝統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出「三統」、「三正」的學說。《繁露》認為社會的具體制度的形式可以改變，但作為社會秩序根本原理的「道」實際上是不改變的，是萬古長存、永恆不變的。

①針對中央集權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戰國陰陽五行家鄒衍認為，歷史中的朝代更替是由於五德運行產生的影響。按照鄒衍的學說，每個朝代必須與五德之一相聯，因此，這個朝代就應當遵循這五德之一的要求來運轉。董仲舒修改了這個理論，認為朝代的更替不是依循五德運行的順序，而是依循「三統」，即黑統、白統、赤統的順序。他在《三代改制質文》中說：每個朝代都依循一統，每統又各有其為政的系統。按董仲舒的說法，夏朝代表黑統，商朝代表白統，周朝則是赤統。夏、商、周三朝完成了這一歷史循環。之後，歷史又開始一次新的循環，新的朝代又應當代表黑統。照董仲舒的看法，繼承周朝統治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漢朝，而是孔子，他承受天命，創立了黑統。孔子所受天命，不是一種「法統」，而是一種「道統」。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

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春秋》本是魯國的史書。按董仲舒一派的說法，《春秋》是孔子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其中，孔子樹立了他的道統的統治。孔子代表了黑統，並創建了黑統的各項制度。董仲舒對《春秋》的解釋十分著名，他的各項學說都可以從《春秋》中找到根據，換句話說，他的理論權威來自《春秋》，這是他把自己的著作稱為《春秋繁露》的緣故。

①思想方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學思想。漢武帝說：「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

②政治方面：用文學儒者數百人參與國家大政。擴大了官員的隊伍，提高了官員的文化素質，鞏固了封建統治基礎，成為漢武帝文治武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給後世封建王朝在用人方式方法上面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和啟迪。

③教育方面：興辦太學，使天下文士都學儒家經典。這是封建國家利用政權的力量興辦教育、提倡儒學，其必然對整個社會的教育事業有一定的導向作用。漢武帝的這兩點措施，為儒家思想上升到獨尊的地位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從此儒家思想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延續了兩千年之久。

君權神授學說，是一種極權理論，它把皇權推向了一種毫無制約至高至上的頂峯，是儒家恩想的傷筯動骨的改造，將儒學變成了儒術，是將法家的極權理論強行祿接到儒學體系之內，形成了漢武時代儒表法里的極權理論體系，為至後的歷代帝王所效仿，給中國留下了無盡的禍患，阻碣了社會的進步，對人文思想發展是一種絞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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