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8日，馮明珠執掌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她因此成爲該院第七任院長。

　　馮明珠是聞名兩岸三地的清史學者、文博專家與作家。早在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攻讀碩士期間，馮明珠師從著名史學家李守孔主修中國近代史，1978年畢業後憑其學術專長，進入臺北故宮博物院工作。其代表作《清史稿校注》享譽海峽兩岸，還有《中英西藏交涉——從廓爾喀之役到華盛頓會議》、《清宮檔案叢談》、《知道了：硃批奏摺展》等專著。

　　2013年6月11日，筆者赴臺專訪了臺北故宮新掌門馮明珠，她對我說：“我是一名清史及清代檔案學工作者。”隨後，給我介紹了有關《清史稿》及其校注的一些鮮爲人知的故事。

　　一

　　“烽火歲月中遺留下來的史稿或有誤，或不夠完備，或流於草率與零亂，然它表達了一個朝代結束之際，史學工作者的思想與情感，其特殊的時代意義，非後代史學工作者所能替代。”馮明珠在談到《清史稿》時這樣說。接着，她講述了海峽兩岸清史纂修所經歷的一波三折。

　　“國可滅，史不可滅。”這是中國古代修史的傳統。前代滅亡之後，繼起的一代即組織人力爲前代修史。“春秋而降，凡新陳之遞嬗，每記錄而成編”。從唐貞觀年間建立史館修成八部正史，至清乾隆年間修成《明史》，二十四史中半數以上爲政府官修。辛亥革命之後，清政府遜位，南北統一。以袁世凱爲首的北洋軍閥政府開始着手編纂清史。

　　1914年初，北洋政府國務院呈文給大總統袁世凱，提出纂修清史時機已經成熟：“尤宜廣召耆儒，宏開史館，萃一代人文之美，爲千秋信史之徵……以與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鑑於無窮。”3月9日，袁世凱發佈大總統令，批准成立清史館。批文雲：“應即準如所請，設置清史館，延聘通儒，分任編纂，踵二十四史沿襲之舊例，成二百餘年傳信之專書。用以昭示來茲，導揚盛美。”

　　作爲曾經的清廷大員，又是清帝遜位的受益者，袁世凱對清朝歷史的全面肯定不足爲奇。爲了延攬舊人，袁氏擬延聘趙爾巽爲館長。趙爾巽祖籍奉天鐵嶺，清代同治年間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任湖廣、四川與東三省總督等。

　　起初，避居青島的趙爾巽不願就任此職。袁世凱於1914年8月派其貼身祕書吳璆，攜帶袁氏親筆信前往青島。信中大意是：修清史乃歌頌大清功德之事，正遺老所當效力之處。身爲旗人的趙爾巽無話可說，是故，他抱着“修故國之史，即以恩故國”的初衷，走馬上任清史館館長了。9月1日，清史館正式開館，館址位於故宮東華門內的原清朝國史館和會典館。

　　趙爾巽雖非史學專家，但卻能知人善任。他履新後，“近取翰苑名流，遠徵文章名宿”，向一百三十六名著名學者發出了邀請，實際到館共八十六人，還聘有工作人員兩百多人，名譽職位三百多人。在纂修的知名專家學者中，史壇名筆柯紹忞在清末即致力於蒙古史和元史研究，歷經三十年努力，撰成《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此次修史，柯紹忞仍是領銜人物，後代理清史館館長；光緒年間進士繆荃蓀，曾入國史館爲一等編修，此次受聘爲總纂；還有參與修撰《國史會典》的夏孫桐，以及吳廷燮、王樹楠、金兆蕃、馬其昶、朱師轍、張爾田等學界名流。這些學者，於紀、志、表、傳各有側重，大多數人均十分敬業，即使領不到薪金，也能各盡其責。當然，由於他們多爲前清遺老，大多在辛亥革命後退歸故里，隱居不仕，閉門著述。他們對“家國存亡之故，未嘗一日釋懷”的詬病，爲後來《清史稿》的命運多舛埋下了伏筆。

　　對於撰稿任務的分配，趙爾巽根據每個學者的特長各得其所，而稿酬則是依質論價，獎優罰劣，獎勤罰懶，薪金待遇最高者月銀達六百元。這六百元是什麼概念？當時擔任北大系主任的陳獨秀，月薪是三百銀元，這就是說，優秀撰稿者的薪金相當於大學一級教授的兩倍。而薪金最低者僅三十銀元，對於不能按時交稿或者稿件質量低劣的則停發薪水。

　　由於清史館是袁世凱的政績工程，他不惜利用“善後大借款”之資金，每月給清史館撥款十多萬銀元。只可惜，他沒有看到自己催生的《清史稿》，就一命嗚呼了。

　　素好文史的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後，雖然政府財政捉襟見肘，但他寧願壓縮自己的薪水，也要保障清史館的開銷。只是1917年7月，一介武夫的張勳復闢，導致史館閉館數月。後來雖然復館，但政局混亂，北洋政府財政維艱，館中經費驟減，每月只有三四千元，有時連這點小錢也不能準時撥付，常以國庫券、公債券代之。最嚴重的時候分文無有，導致編纂人員也從早期的八十六人銳減至十四人，大家幾乎等於盡義務。

　　趙爾巽認爲，事關一代國史，“失今不修，後業益難著手”，再困難也“不敢諉卸”。一方面節約開支，敦促同仁加快進度、多盡義務，一方面不得不動用自己的人脈，以其資望向各軍閥張作霖、吳佩孚、張宗昌等募捐，以支撐清史館。1927年6月，在奉系軍閥張作霖的資助下，拖延已久的清史纂修工作出現轉機，準備用幾年時間完成。

　　正在此時，政壇風雲變幻，風燭殘年的趙爾巽又病入膏肓，如不將自己嘔心瀝血十餘載的清史提早付印，恐怕自己晚年的心血會付諸東流。8月2日，八十四歲的趙爾巽在《〈清史稿〉發刊綴言》中，回顧了十四年來纂修清史的種種艱辛，稱“今茲史稿之刊，未臻完整，夫何待言……所有疏略紕繆處，敬乞海內諸君子切實糾正，以匡不逮，用爲後來修正之根據，蓋此稿乃大輅椎輪之先導，並非視爲成書也”。於是，趙爾巽遂仿效明制，稱所纂清史爲“急就之章”，就在“清史”後特加一個“稿”字，名曰《清史稿》。

　　一個月後的9月3日，趙爾巽撒手人寰。昔日的下屬張作霖按其遺願，續聘柯劭忞繼任館長，並派袁金鎧辦理刊印。袁金鎧又推薦金樑擔任校對，於次年端午節前夕，《清史稿》刊印最後成書五百三十六卷，八百餘萬字，總共印了一千一百部。

　　由於成書之時，正是奉軍遭受滅頂之災之日，金樑奉命把其中四百部運往東北，這一版本後來被稱爲“關外本”。

　　留存北京的史館中人披閱《清史稿》後發現，金樑有擅改文稿的地方。所以，在館長柯劭忞主持下，將剩下的七百部加以抽換改正，這一版本後來被稱爲“關內本”。

　　二

　　國民革命軍接管北京後，南京國民政府派農礦部長易培基於1928年6月18日接管故宮博物院，24日又接管清史館，後組建“清史長編籌備會”，準備另行編寫一部《清史長編》。

　　次年10月，趙爾巽任內的清史館職員、號稱清末民初“康藏邊地一支史筆”的劉贊廷呈文南京國民政府文官處，提出公開發售《清史稿》建議案，“供諸民衆，以便正確修訂”。

　　官修史書本質上表述的是當時主流價值觀對歷史的認識，正如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所描述的那樣，“十年來之民國，袁世凱及其遊魂爲主動”。因此以北洋政府其立論觀念編修的《清史稿》，南京政府難以接受。於是當局召開國務會議討論，決定將《清史稿》及清史館所存書籍，悉數運往南京接受審查。

　　對於南京政府決定查封《清史稿》，故宮博物院理事長李煜瀛首先提出異議。他於12月2日致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清史館所存書籍多爲史料，故宮正在整理編輯，懇請收回成命。4日，國民黨中央委員張繼也致電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力挺李煜瀛。6日，古應芬覆電，稱蔣介石表示“國務會議決議之案，礙難變更”。11日，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致電古應芬，提出爲避免清史撰寫工作“前功盡棄，可否先將《清史稿》百部及重複書籍送京”，同樣碰了壁。

　　有鑑於此，易培基作最後努力，於16日提出一折衷方案，直接呈報行政院院長譚延闓，列舉《清史稿》內容“反革命”、“藐視先烈”、“不奉民國正朔”、“例書僞諡”、“鼓勵復闢”、“反對漢族”、“爲滿清諱”等十九項罪名。而且滿清入關前，建州三衛，受明藩封；康、雍、乾三朝濫興文字獄，誅連慘酷；戊戌政變後，慈禧復垂簾聽政，實肇庚子拳亂；宣統遜位，民國給予優待等關鍵史事，《清史稿》或故予缺略，或曲爲之諱，呈文建議將“《清史稿》一書永遠封存，禁其發行”，待故宮《清代長編》編成，“再行呈請國民政府就其稿本，再開史館，重修清史”。譚延闓接報後，於20日召開行政院會議議決：“《清史稿》永禁發行，長編準其完成，重複書籍先行運京，具呈報告蔣主席請示。”

　　這樣一來，方將《清史稿》在北京與南京分途存放，於1930年初運抵南京的三百餘部《清史稿》，則分發給國立、省立圖書館及部分高級官員閱讀參考。同年2月19日，南京政府明令要求：《清史稿》“所有從前已經發行者，應一律嚴禁出售”。《清史稿》館藏之爭才告一段落。

　　因爲編纂《清史長編》是一項系統工程，受多種因素制約，及至1934年底，該計劃不得不中輟。爲此，行政院呈請國民政府核發《清史稿》，由該院負責糾正。一年後，參議員吳宗慈起草的《檢校〈清史稿〉報告》完成，教育部將該報告送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徵求意見。該所所長傅斯年指出：“重修清史，此自是國家應作之事。然此時國家力量恐不能顧及。且十年來史料之大批發現，史學之長足進步，皆使重修一事，更感困難。非以長久之時期，大量之消費，適當之人選，恐不能濟事耳。”接下來，全面抗戰爆發，修清史一事不了了之。抗戰勝利後又爆發了國內戰爭，始終未能重修清史。

　　1960年，臺灣“國防研究院”組織“清史編纂委員會”，以《清史稿》關內本爲藍本，稍加修訂，於1961年10月與臺灣“中國文化研究所”合作，刊印出一部《清史》，共八冊。由於這部《清史》從一開始就被定位爲“獻禮工程”，留給修史者的時間僅一年，因而諸多問題並未糾正，《清史稿》書中之謬誤闕失在該書裏一仍其舊。所以該書一面世，便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場筆墨官司几上幾下，沸沸揚揚打了一年多，成爲震動臺灣地方朝野政界學界的一段公案。

　　三

　　不少名士認爲，《清史稿》雖然存在諸多問題，但其在史壇的地位無法替代。同盟會“先天會員”、著名辛亥革命報人、民初參議員劉成禺認爲：“《清史稿》一書大致可用，只須略加改正，即可殺青。”中國史學會發起人之一、著名學者金毓黻亦謂：“平心論之，是書積十餘年之歲月，經數十學者之用心，又有國史原本可據。而歷朝所修之實錄、聖訓，及宣統政紀，並蔣、王、潘、朱四氏之東華錄，採摭甚富，史實賅備，囊括以成一代大典，信足以繼前代正史之後，而同垂於奕祀矣。”

　　纂修清史，需要大量充實之史料。而在臺所存資料，殘缺不全，重修清史不易進行。而《清史稿》尚有甚大參閱價值，因此學者乃提一折衷建議：何如對《清史稿》不修改其原文，只加校注，謬誤乃見。鑑於原清史館所有部分檔案、書稿，均由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所以，1978年10月，經著名國學大師錢穆等建議，“國史館”館長黃季陸與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一拍即合，兩家聯手開始了《清史稿》的校注工作。

　　正好這一年，馮明珠自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經清史業師陳捷先教授推薦進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從事《清史稿》校注工作。

　　自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六年間，馮明珠會同昌彼得、索予明、劉家駒、莊吉發等臺北故宮博物院十位同仁，擔負起對《清史稿》校注的初步工作。

　　馮明珠說，他們以“不動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辦法，凡歧誤紕繆，或同音異譯，皆逐條考訂，並註明出處。所引史料，則除清史館存檔紀、志、表、傳原稿外，還有清國史館歷朝國史稿、傳包，暨實錄、會典、東華錄、文獻通考、耆獻類徵、清史列傳、滿漢名臣傳、碑傳集等。其中利用最多之書是清歷朝實錄，許多問題大都由“實錄”加以驗證和確定。除“實錄”外，還充分利用清朝衆多官書，旁及各類史乘，以及文集、筆記、方誌，乃至外國史籍，並及近人、今人論著，注意吸收運用最新研究成果，僅書後註明所引之文獻資料即達八百餘種。至1984年10月，馮明珠會同臺北故宮學人共校訂了四萬餘條。

　　《清史稿》校注總集成工作，由國史館的蔣君章、許師慎、朱沛蓮、楊叔蓀、胡健國、朱重聖等十四人完成。他們試加新式標點，校閱校注條文，凡原書立論或史法失當處，又皆分別標註糾正。經再聘請蔣復璁、黎東方、楊家駱、黃彰健、宋晞、王家儉、呂實強、李守孔、劉鳳翰、成惕軒、王恢、陳捷先等爲審查委員，慎密複審，計新增校訂二萬餘條，務求賅實，方成定稿。

　　《清史稿》校注部分共計三百餘萬字。包括《清史稿》原文在內，《清史稿校注》一書共一千二百餘萬字。自1985年10月起，定稿後陸續出版，以十六開本，活字排印一千部，每部精裝十五冊，1991年全部出齊。這套書是迄今對《清史稿》作出的最爲詳盡的系統考訂，基本上摸清了《清史稿》的底細，且將其存在之問題，大多點明、詮釋，實爲破天荒之舉。至此，終於將數十年來聚訟紛紜的一樁歷史公案做一了斷，並向學術界提供了較爲準確有據、翔實可信的豐富資料，爲進一步纂修爲國人企盼已久的大型清史提供了可貴的依據。

　　與此同時，七十多年來，特別是近五十年來海峽兩岸學者爲重修清史做了大量工作。其主要努力是對《清史稿》存在問題的清理，從各個方面對《清史稿》進行糾謬，僅見諸雜誌報端的文章不下三百篇。我們期待一部清代正史早日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