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杏珏

　　觀鳥是一項圈層性極強的小衆活動，愛之者會自稱爲“鳥人”，恨不得天天流連於枝頭翅影之中，而不瞭解這一活動的人，大多會露出疑惑的神情：觀鳥？有什麼好看的啊？

　　春天，是候鳥過境的時節。北京是東亞重要的候鳥遷徙通道，許多候鳥在北遷過程中都會落腳北京，與衆多觀鳥愛好者“一期一會”。僅今年2月份，全市野生鳥類監測站就監測到野生鳥類26.5萬隻，其中包括大天鵝、小天鵝、白尾海雕、獵隼、白琵鷺、蒼鷺、赤麻鴨、綠頭鴨、普通秋沙鴨、針尾鴨等豐富品種。

　　關於觀鳥這個問題，BBC自然頻道觀鳥節目的製片人斯蒂芬·莫斯（Stephen Moss）用《叢中鳥——觀鳥的社會史》做出了詳細解答。不同於一般面向觀鳥愛好者的鳥類手冊或科普讀物，《觀鳥的社會史》是一本適合觀鳥圈外人讀的書，旨在向人們解釋觀鳥是如何成爲一項專門的活動的。

　　英國是觀鳥活動的起源地，也是觀鳥活動最盛行的國家之一。莫斯首先澄清了觀鳥（Bird Watching）活動與“看到鳥”之間的區別——觀鳥不是爲了科學研究，更不是爲了獵捕；觀鳥只是一種“以獲得樂趣爲主要目的的娛樂活動”，而觀鳥史上有據可查的第一位“鳥人”，就是18世紀英國鄉村的一位教士、博物學家吉爾伯特·懷特（Reverend Gilbert White），他的著作《塞爾伯恩博物志》展現了對自然生物的精確觀察和真誠之愛，至今仍是深受人們喜愛的自然寫作經典之一。

　　如果要追溯人們對鳥類的興趣從何而來，那就必然要談到博物學傳統。西方博物學的鼻祖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先哲亞裏士多德，而古羅馬的老普林尼則提出了“自然史”（Natural History）這一概念，正式讓博物學成爲專門的學科。在古代中國，植根於現實生活的名物學、地誌學、本草學等學問，其實也大都有“博物”的意味，只不過沒有被明確劃分爲單獨的學科。隨着科學知識的積累，“無所不包”的博物學慢慢被細分學科所取代，不過，這門頗有趣味的學問並沒有消亡，而是成爲普通民衆的一個喜好。

　　作爲博物學的一個分支，觀鳥活動也經歷了從科學實用到娛樂消遣的過程。莫斯在書中第四章引述了林恩·巴伯的觀點：博物學之所以會在維多利亞時代廣泛流行，是因爲這種關於自然的研究“緩解了中產階級生活中最大的煩擾——無聊”。不過，那個時候的“觀鳥”可不僅僅是觀看，而是爲了將鳥類製作成精美的標本。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瘋狂迷戀上了收集各種自然物件，化石、真菌、小蟲子和甲蟲、貝殼以及各種水生生物，當然還有鳥和鳥蛋……收集成爲了一種大衆時尚，關於自然的知識則成爲社交場閤中的必備談資。相比於收藏古董、書畫等書齋意味濃厚的行爲，收集鳥類標本還有一個絕妙的好處，就是能給成年人一個“藉口”走出家門，在大自然的氣息中收穫喜悅與強健的身體。毋庸置疑，這是一項有益身心的活動。

　　重回大自然並收集紀念品的風潮，也傳到了19世紀的美國。19世紀中期至末期，美國人的生活態度發生了變化，從沒有安全感的“拓荒心態”逐漸變爲都市居民的氣質，也重新開始認識自然的價值。正是這種態度的轉變，導致人們開始意識到：我們與自然的關係可以是非功利的，親近自然可以是一種純粹的快樂——而觀鳥也可以是簡單的休閒娛樂活動。美國自然保護運動的代表人物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極大地推動了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觀念，在他的名著《瓦爾登湖》中，這位超越時代的自然愛好者表明了自己對於收集鳥類標本和觀察鳥類活動的態度：“通過獵殺一隻鳥你可以更準確地識別它……但是在它活着的時候，你可以更好地研究它的習性和外觀。”

　　在英美兩國人們剛開始養成和平友善的觀鳥習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在這個特殊時期，以休閒娛樂爲特徵的觀鳥活動竟然成爲了英國士兵的精神寄託。有許多士兵在日記中寫道，看見這些鳥兒，就會想起自己的家鄉，也會感受到生命的力量。退役後成爲劍橋大學教授的查爾斯·雷文（Charles Raven）曾深情回憶過戰場上的一個燕子窩：1917年4月，他所在的隊伍在奧皮伍德前被擊潰，800人中只有150人得以生還。隨後，“奇蹟發生了”——這些人發現了一對燕子在他們臨時指揮部的入口，一個老舊的信號站那裏築巢。在剛剛經歷了慘痛戰敗的青年眼中，這對燕子無疑是上帝的化身，“這對被祝福的鳥對於大夥兒混亂的神經和糟糕的脾氣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我們都摯愛着這對鳥兒。”

　　不論是在和平年代，還是特殊的戰爭時期，鳥類都曾給人們帶來心靈的慰藉。如今，觀鳥活動有了充分的知識積累與技術支持，但本質上仍是一項親近自然、釋放自我的休閒活動，畢竟，正如費舍爾所言，“對鳥類的觀察可能是一種迷信，一種傳統，一種藝術，一門科學，一種娛樂，一種愛好，或者也可能只是一件無聊的事。”無論如何，用望遠鏡觀察這些美麗而自由的生靈，確實讓我們離天空更近了一些。

　　（圖片選自《叢中鳥：觀鳥的社會史》，[英] 斯蒂芬·莫斯著，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