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兒時沒有看過譚富英先生的戲, 因而少年時, 我對譚先生只是知其盛名而對其他一無所知, 甚而不如對譚元壽兄知道得多。因爲,元壽兄在富連成科班學藝演出時,我看過他的不少戲。

我頭一次見到譚富英先生的舞臺風采, 是我1956 年到《戲劇報》工作後, 是年8 月在中山公園音樂堂歡慶北京市京劇工作者聯合會成立( 梨園公會改組而成) 的大合作戲演出時。是夜戲碼極硬: 開場《叭蠟廟》, 孫毓堃的費德恭, 李萬春的褚彪, 郝壽臣出演金大力。之後的裘盛戎的《鎖五龍》。大軸是《四郎探母》, 李和曾、張君秋、尚小云、蕭長華、馬富祿、吳素秋、陳少霖、奚嘯伯、姜妙香、譚富英、李多奎、馬連良聯袂登場, 分飾各折的四郎、公主、太后、國舅、宗保、太君等。譚先生出演“見弟、見娘”一折, 那“大吼一聲如雷震”的小〔導板〕,“弟兄們分別十五春”的〔原板〕,和“千拜萬拜也折不過兒的罪來”的〔二六板〕, 唱得真是精彩醒脾。是日之戲太難得了, 在北京掀起了建國後最空前的京劇大熱潮。3000 多人的音樂堂早已爆滿,真是一票難求( 我是跟着錄音師在樂池裏看的, 全報社僅有一張票,輪不上我)。沒有戲票的也湧向中山公園, 音樂堂四周圍站滿了聽客, 從擴音器( 那時音樂堂還是露天的) 傳出的鑼鼓、唱腔聲中過過耳癮。記得此場戲票價最高3元,相當5斤豬肉價; 從票價論, 今非昔比了。

稍後我又補看了我早已耳熟的譚、裘的《將相和》, 以及譚先生內部演出供研究的劇目《奇冤報》等。這是我接觸譚藝之始。

然而, 我得睹富英先生的廬山真面, 卻早於我在臺下觀劇時。

1953年, 譚小培先生病逝。已赴朝鮮參加慰問演出的富英先生,匆匆趕回北京奔喪。譚家住在前門外觀音寺西口李鐵柺斜街的大外廊(安瀾)營, 宅邸座西朝東, 平日朱門緊閉, “英秀堂”匾高懸門前。此巷南出韓家潭、陝西巷, 那裏是個菜市, 也是去珠市口、天橋的必經之路。我曾多次路過“英秀堂”前, 每次心中漣漪不已, 不由浮想聯翩, 設想昔年譚鑫培如何如何? 就在這次譚家辦喪事時的某日, 我去前門買東西, 走李鐵柺斜街, 經大外廊營“英秀堂”外, 恰遇小培先生的大殯。我佇足而觀,見身着孝服、手捧靈位的孝子富英先生, 低頭踽踽而行。咦! 譚富英怎麼如此乾枯瘦小? 那麼多好聽而又氣足聲宏的唱腔, 難道竟是從這個瘦弱的胸腔中發出來的!

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三顧茅廬》

1956年我到《戲劇報》工作,使我有機會接觸許多京劇名家, 其中也包括馬、譚、裘、張。我感到譚先生比3 年前我初次見到時胖了, 也白了、精神了。他衣着整齊, 溫文爾雅, 很講禮貌, 卻不大擅言詞, 既不像馬連良先生應酬得面面俱到, 也不像裘盛戎拍肩膀自來熟, 一會兒就能講起笑話來; 開會時, 他常常坐於一隅, 靜靜聆聽大家的發言。1957年初, 馬、譚、裘重排《三顧茅廬》首演於長安戲院, 編輯部要我帶攝影師去拍彩色劇照作封面——那時, 彩色照片極稀罕, 遠非今天可比。我都聯繫好, 決定戲結束後再拍照。是晚長安戲院爆滿, 三位藝術家也真賣力氣, 觀衆掌聲如雷。戲後, 我們上臺拍照, 總要調光、擺地位, 三位在等着, 老裘可有點“三番兩次,好不耐煩” (黃蓋的詞):“快點! 我一身汗都溼透了!” 我連忙道歉。馬先生有長者風度, 喝住裘: “盛戎, 彆着急, 人家不是正準備着嗎? ”譚先生卻象《羣英會》中魯肅一樣, 結結巴巴地對我說: “我這位師弟今個兒累得夠嗆, 他的話您別往心裏去。”是那麼誠懇、真摯, 發自肺腑地對待我這比他年輕幾近30 歲、當時才二十出頭的晚輩, 使我十分感動。照片順利拍完了, 刊於《戲劇報》1957年4期封面。也正因爲有這個封面, 此期刊物被一搶而空。出刊時我正生病, 連這期刊物也沒送幾份給馬、譚、裘三位, 原照片也不知哪裏去了, 更沒給人家過目和加洗。我這單純任務觀點, 至今思之, 仍感到對不起老三位。

譚富英

《朱痕記》

後臺

1957 年6月初, 雪豔琴收徒馬超英, 席設李鐵柺斜街鴻賓樓。拜師收徒, 解放後被視爲“封建陋習”已被廢棄禁絕。1957 年5月,趙丹之女趙青經吳祖光介紹, 跨行得拜筱翠花爲師, 田漢等往賀, 各報發了消息, 此事好象從此被開了綠燈。雪豔琴收徒, 我得到請柬,而且是典禮中唯一的新聞記者。是日賀客不算多, 僅三桌, 卻集納了菊壇精英, 有蕭長華、馬連良、於連泉(筱翠花)、李洪春、譚富英、趙桐珊(芙蓉草)、葉盛章、葉盛蘭、裘盛戎、張君秋和從上海來京、與中國京劇院短期合作演出的言慧珠, 以及戲曲界的領導同志馬彥祥、馬少波等。蕭長華老先生輩份最高, 雪豔琴也事以師禮。儀式後合影, 蕭老先生當然居中正坐, 左爲馬連良、譚富英, 右爲雪豔琴、於連泉, 二葉和裘、張、言只能站立在後排。馬、譚與蕭老雖並排而坐, 卻表現出對師尊極大的尊重: 蕭老先生正面正坐, 儀態萬方; 馬、譚在旁卻略微側身斜坐,謙恭有禮。席散, 馬先生過來對蕭老先生恭敬地說: “先生, 晌午天兒熱, 讓我用汽車送您回去吧。”蕭老是布鞋布傘、步行而來, 他家住在西草場, 離鴻賓樓不算遠, 此時年已八旬的蕭老先生, 仍保持着安步當車的良好習慣。而與會多位多有“車” 而來, 至少是三輪車。蕭老先生對要用車送他的馬、譚和葉盛章, 都擺擺手, 指着手裏的布傘說: “我有這個, 不怕日頭曬。我走慣了, 你們放心吧。”我家住琉璃廠, 與蕭老同路, 就欣然承擔護送重任。馬先生禮貌地先道謝: “小兄弟, 拜託了。”譚富英囁喏了兩句, 大概也是感謝之意, 我沒聽清楚。葉盛章過來更誠懇: “謝謝您護送我二叔回去。今兒個晚上我在豐澤園收谷春章, 來不及給您發帖了, 我當面請, 您一定要賞光。”衆位目送蕭老和我步行而去, 才紛紛登車(汽車或三輪) 回家。蕭老在中國戲曲學校的學生兼祕書鈕驃與我相熟, 蕭老因而也認識我。我們老爺兒倆邊走邊談, 我一直送他到西草場東口, 他不讓我再送了, 說: “回去吧, 這你已繞了大遠了。回去歇會兒, 晚上咱們豐澤園還有一‘工’呢!”

馬連良

譚富英

裘盛戎

也許是護送蕭長華老先生有功, 是晚在豐澤園的葉盛章收徒谷春章的典禮宴席上, 我頗受禮遇。先是蕭盛萱先生率潤增、潤德弟兄過來道謝; 繼而我被讓在主賓席左側的第二桌就座, 同席的有李多奎、譚富英、裘盛戎等。此時我同老裘已很熟, 老裘剛舉麟兒少戎, 還未彌月(少戎出生於1957 年5月7日, 那天我正在裘家採訪) , 心中喜氣洋洋。富英先生還是那樣穩重平和、言語不多, 遠不如他的師弟裘盛戎那麼活躍。老裘在席上提議要猜拳, 卻讓師哥譚富英替他兜着: 輸了拳他不喝酒而讓譚喝。對這不成道理的事, 富英先生竟憨厚地點頭答應了, 一句話也沒有爭辯。大家都瞅着譚先生樂, 心說: 您可讓老裘給算計了。譚臉上仍掛着大度的微笑。裘無後顧之憂, 放心大膽地划拳: “五魁手”、“ 六六順呀”, 只要輸了, 回頭衝譚一樂: “師哥, 您喝。” 譚毫不猶豫地舉杯而盡, 喝的好像是白蘭地。就這樣, 富英先生替裘盛戎喝了可不少,他面不更色, 談笑如常, 真是好酒量。連在這桌上陪客的主人葉盛章(此時他患腎炎, 菜要單做不能放鹽, 使無鹽醬油, 故未去主賓席相陪) , 全有點替譚師哥打抱不平了。富英先生席間沒講多少話,但那寬厚、溫和的風貌, 簡直是生活中的“魯肅”。這印象留於我腦海近40 年仍十分清晰。

馬連良、譚富英

我與譚富英先生並沒有較深入的接觸和談話, 僅是在各種場合見面握手寒暄而已, 反不如同馬、裘、張三位接觸多一些。1962 年,馬連良先生收馮志孝爲徒後, 很爲鍾愛器重, 不時召他去報子街家中談話說戲。我與志孝關係較好, 他恰好同我的幼年夭折的小弟同庚,我也視他爲弟。他去馬先生處, 有時約我一起前往。這年夏天某晚,我陪志孝去拜謁馬先生。愛屋及烏, 馬先生因志孝也對我十分客氣關懷, 馬師母亦不見外。我們陪着馬先生聊天, 聊戲聊梨園軼聞, 言談話語間很多精闢的藝術見解, 從馬先生口中自然地流露出來。不覺已近夜11 時, 快沒公共汽車了, 我們要告辭。馬先生還不讓走, 說:“一會兒譚先生還過來研究戲, 你們也聽聽。先喫點東西墊墊肚子。”馬師母命人端來了精美的夜宵。12 點過了, 譚先生還沒到, 馬先生說: “他總要過一點纔來。”我們實在等不及了, 因爲回去太晚, 宿舍大門不好叫。馬先生見留不住, 只好放我們回去。我們是步行經天安門回宿舍, 那時可沒有“打的”這一說。可惜的是, 到底我們沒能當面聆聽這兩位藝術大家是如何切磋藝術交流創造心得的,失去了一次極好的學習機會。不過, 富英先生深夜過府切磋, 老師兄弟談起來準會到天明, 對譚先生這種精神, 不禁肅然起敬。

30 多年後, 我同馬小曼談起此事, 她說:“那時大叔(稱譚) 常深夜過來同我父親聊天研究戲, 一聊就到快天亮才走。夜裏清靜, 沒人打擾, 老哥兒倆可以推心置腹地交換意見。聊的什麼, 我也不知道。要在旁多聽聽, 準長學問。”小曼斯言, 正合吾心。

我那時可稱少不更事: 接觸了那麼多位京劇名家, 卻沒有深入採訪、學習, 以至有心地多積累些寶貴的藝術資料進行研究。如果我有此意, 伸手或張口相求, 相信誰也不會拒絕的。可是, 我沒有, 輕輕放過了這難得的機遇, 滿足於工作任務的一般完成、藝術上的淺嘗輒止, 今日回想起來甚爲疚悔。

中國戲劇  199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