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環球學生會歡送勤工儉學生

大多數學生在法國和當時的外國移民一樣，擔任的是學徒工和粗工之類不需要技術和語言水平的工作。施耐德工廠接納了80名中國學生擔任銼工學徒，他們的第一個月裏，每個人都在和一塊鐵板打交道，按照師傅的要求將其先後銼成正方形、六邊形、圓形和八角形，以此練習基本技能。到了第二個月，纔開始學習製作一些簡單的鐵製品，如“角尺、扭鉗、水平尺之類，每件要做一個星期以上”。因爲法國戰後百廢待興，加之有部分與中國關係較好的法方人士多方協助（比如施耐德工廠的駐華代表Veroudart），所以中國勤工儉學生在法國的待遇相對較好。但是從1920年下半年開始，法郎貶值帶來的物價上漲加之外來勞工的大規模引入，使得留法學生的處境日漸艱難。

身在異國，飲食也成了問題。根據聶榮臻元帥的回憶，在法國可以吃到大米和茄子、辣椒之類的蔬菜，所以做工的學生往往自己動手做飯，節省時間的同時還可以照顧到口味。寄宿學校的學生則吃不慣校方統一的西式早餐——麪包和紅酒、牛奶之類。蒙達爾紀公學（這所學校爲中國學生開設了專門的班級，所以很受中國學生歡迎）的中國學生們會把麪包掏空，寧可吃不飽也只吃柔軟的麪包芯；不喜歡喝紅酒，也不喝冷水。校方几經勸說，但是中國學生依舊吃不慣，無奈之下，校長夫人把麪包的外殼切碎燉湯，分給中國學生喝，“每人可食兩盆湯，然後皆大歡喜”。

二、31篇論文與6本書

留法的學生水平參差不齊，大多法語不過關，加之勤工儉學遇到的種種困難，使得只有很少一部分學生真正在法國完成了學業並獲得了學位。袁同禮的統計顯示，1912-1925年在法國完成論文答辯畢業的中國學生只有31個人，更多的學生進入了初中、高中和職業技術學院。這個在當代人看來非常滑稽的事實，在當時卻是可以理解的——畢竟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現代教育體系才初露端倪，在國內能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之後留洋本身就是一個莫大的機遇，至於學校的級別倒在其次。甚至有相當一部分同學並不是抱着獲得學位的目的而來的，而是將留法本身當作了一個學習的機會。

1920年，勤工儉學生在蒙塔爾紀女校留影（左一蔡暢，左七向警予）

勤工儉學生的工作壓力很大，所以學習往往只能安排在工餘時間裏。曾經參觀過學生工作工廠的徐特立在一篇報道中寫到工廠中的學生利用休息時間學習的狀況：“彼（學生）等桌上有法文書、日文書、中文書，固彼等有曾留學日本，或中學及甲種工業學校畢業者，故種種學問皆有人研究”。在鋼鐵廠做工的勤工儉學生王若飛在日記中表示“每日做工八點鐘，讀書五點鐘……一天讀五點鐘的書，已經是很多很多的了”。

勤工儉學的學生們獲得書的途徑，一是自己購買，二是從國內訂購。賀培真就曾經花去30法郎購買一本《銅鐵冷作業實用工藝》，相當於兩天的工資。他還和湖南的同學們一起交流讀書心得，其中包括很多有關社會和政治的書籍，比如《共產主義者通訊》之類。另外同學之間還會互相傳閱書籍，在他1920年8月18日的日記裏，李富春（後來的東北軍區副政委）等三位同學借走了6本書，其中包括英語書和代數、幾何相關的書籍。

值得一提的是，此時毛澤東在長沙開辦了“文化書社”，很多湖南籍同學便從他這裏訂購書籍。毛澤東還曾主動寄給同學們價值上百元的書籍，供同學認購——在巴黎，中文書籍是很難找到的。

三、星星之火從西方燎原

勤工儉學生們第一次組織起來進行鬥爭，是和1920年以後生存條件的日益惡化分不開的。軍隊復員和海外勞工涌入導致的勞動力供大於求，“法國工人尚有許多無位置，何況外國工人？” 加之1920年底的物價比上一年上漲了40%，麪包價格更是從1920年夏的每公斤0.5法郎漲到了1921年春的每公斤2.25法郎。

真正給了學生們致命打擊的，是後援組織“華法教育會”的失敗。由於沒有能力爲大量涌入的中國學生提供工作和最低生活保障，華法教育會飽受詬病。1921年1月，華法教育會宣佈與勤工儉學生脫離“一切經濟上之責任”。必須承認，華法教育會作爲一個沒有撥款、全靠籌款甚至挪借的機構，做到了它能做到的一切；但是蔡元培等高層在留法學生最困難的時刻下決心將學生置之不理，最終導致了衣食無着的學生們組織起來，發動了留法學生的第一次鬥爭——“使領兩館，三日內接到警告共七十餘通，署名的達一千五百餘人。”

當時以新民學社會員蔡和森等人爲核心的部分學生認爲勤工儉學已宣告失敗，而李立三、徐特立等人則不支持這種觀點，學生分爲兩派。前者以學校名自稱“蒙達尼（即蒙達爾紀公學）勤工儉學同人”，被今天的學術界稱爲“蒙達尼派”。2月8日，400多名蒙達尼派學生到巴黎的駐法使館進行示威，被法國警察武力驅散。

1921年夏，中法實業銀行因爲虛報盈餘、哄擡股價導致停業，而法國政壇也因此掀起了極大的風波（中法實業銀行和競爭者東方匯理銀行均由法國政壇的重要人物操控），法國史學家更是將其稱之爲“一件新的巴拿馬醜聞”（指1879-1892年巴拿馬運河公司利用類似手段欺騙投資者的事件）。爲了轉嫁中法實業銀行的危機，銀行家斐納裏（Finaly）提議，由北洋政府經由中法實業銀行在法國發行1.3億法郎國庫券（鄧小平等人當時的傳單聲稱是3億法郎，可能是與當時的另一個提議混淆）；作爲融資回報，北洋政府需要承擔國庫券三年期限內中法實業銀行可能的虧損，並將多種稅收作爲抵押。

1921年，鄧小平與叔父鄧紹聖在法國合影

對北洋政府出賣主權借款的不滿和對法國銀行界以中國爲壑的不滿，使得留法學生髮動了第二次運動——抵制“中法實業大借款”。這一次學生們和在法國的華文媒體共同發聲，召開會議，迫使駐法大使陳籙宣稱讓步。雖然最後這一借款的失敗是由於法國政府擔憂北洋政府的信用，但是在鬥爭的過程中，學生們團結了起來，有了自己的組織。

第一次運動實際上失敗了；第二次運動看似成功（國內的部分史學家也認爲是成功的），但成功與學生們的關係並不算大。在這樣的反覆碰壁之下，提倡“實行理想的社會生活——工讀主義”的初衷在逐漸消失，而“做革命事業”的想法則在學生當中逐漸興起，加之新民學會會員蔡和森、蕭瑜等人的宣傳，使得共產主義的思想日漸深入人心。1922年6月22日，旅歐少年共產黨在巴黎成立。

“赴七萬里長途，別祖國父母之邦”，第一代的留學生們帶回來的，是先進的科學技術；而這一代的留學生們帶回來的，是“中國向何處去”這一世紀之問的歷史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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