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時候，貧窮是一種客觀的物質現實：薪水、購買力、財產、信用額度這些數字都能用來衡量一個人是不是足夠有錢。除了多種社會力量作用下的經濟事實這一層面上的貧窮，貧窮也是一種概念，一種與富相對立構建起來的概念和認知。而在這一構建過程中，貧窮的內涵與外延常常由更有話語權的富人定義或解讀，所以，除了物質匱乏的生活狀況本身，貧窮也常被拿來與許多其他的想象綁定在一起。

最常見的一種想象是貧窮環境中的道德墮落。德國文化地理學家馬爾特·斯坦布林克梳理了貧民區遊歷（slumming）這一行爲的歷史。他將這個現象的起源追溯到維多利亞時期的倫敦，這也是這座工業化先驅城市開始出現貧民聚集區（slum）的時代。在十九世紀，大量人口湧入倫敦，失業和貧困問題日益嚴重，貧富差距日漸顯著，不同社會階層的區隔開始體現在城市地理空間上。當工人階級逐漸集中於高強度的經濟活動區域，更有錢的人則選擇搬出城市工業區，前往郊外更宜人的環境居住。同時，城市規模不斷擴張使得生活其中的人無法再把握城市的全貌，匿名性和複雜性令大都市顯得難以捉摸。

如同帝國對異域的探索與征服，一些人開始對都市範圍內的社會探險產生興趣。最早的一批探險者是教士，他們書寫的社會報告文學形成了倫敦東岸的早期言說。在對貧窮之地的他者想象中，倫敦東岸常常被形容爲“無底深淵”——衛生條件差，疾病滋生，是犯罪與道德墮落的溫牀，對社會秩序構成了威脅。在這種道德恐慌之中，關切貧民生活條件和福利的宗教人士、慈善團體和市政官員開始成爲新的貧民區遊歷者，這些遊歷則旨在診斷社會問題，改善貧窮社區的衛生和居住條件，教化貧民生活作風，緩解社會壓力。

維多利亞時期倫敦的“貧民窟休閒”

這樣的貧民窟同時也激發了一些倫敦上流階級的“骯髒”幻想。對於富人來說，東岸既是一個道德墮落、藏污納垢的危險地帶，也是一片容許獵奇和性冒險的飛地。許多社會改革家抨擊這種動機不純的貧民區遊歷者，但依舊不妨礙一些人以慈善和道義的名目展開貧民區冒險。到了十九世紀後期，貧民區遊歷已經發展成了倫敦上流社會一種不問目的的休閒活動。

“貧民窟休閒”也存在於美國城市，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學者查德·C·希普在《貧民區遊歷：美國夜生活中的性和種族邂逅》一書中寫到，伴隨着十九世紀末的移民潮，以及在內力和外力作用下民族聚居區的成形，貧民區遊歷更是與欣賞各種新奇的文化特色相結合，在移民的餐廳、舞廳、店鋪、酒吧甚至紅燈區消費，已經成爲了中產白人的一種商業休閒活動。

一張出自1909年9月美國Munsey's Magazine雜誌的照片，旁邊配有說明：“一夥典型的貧民窟遊蕩者（slummer），他們剛剛喫完雜碎和炒麪的午夜大餐，走出了中國餐館。”

至於貧窮與浪漫想象的結合，我們或許能夠在一些有關巴黎都市生活的文本中找到線索。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意象便是“波西米亞”。在《波西米亞：迷人的放逐》一書裏，英國文化研究學者伊麗莎白·威爾遜分析了波西米亞作爲一個神話的產生方式。從亨利·繆爾熱19世紀中期的連載小說《波西米亞人：巴黎拉丁區文人生活場景》開始，波西米亞成爲了一個獨特意象和神祕王國：在這裏，藝術家過着貧窮而自由的生活，包括了“放縱、大膽的性、特立獨行、奇裝異服、懷舊和貧困”。而在現實層面，從拜倫到蘭波，許多文人都以獨特的生平和浪漫的文字豐富了這一神話。在這些波西米亞人中，有的人出身貧寒，也有的人是中上層家庭的逆子，然而在波西米亞的總體意象裏，這一羣體常常站在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對立面，努力捍衛藝術不受庸俗的商業口味影響，對社會固有的價值觀進行激進的反叛。波西米亞這種反抗世俗、流浪不定的生活方式也在不同時代延伸出了許多變體，包括美國垮掉派詩人、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和一些搖滾樂藝術家。在這些藝術化的形象裏，物質生活的貧窮往往象徵着其對精神生活豐富的追求。

而試圖通過創造力來抵抗主流意識形態的，不僅僅是狹義上的藝術家，也包括各種青年亞文化羣體。歌曲《平凡之人》中所描述的打球、跳舞、嗑藥、胡鬧，是一種被主流價值觀描繪爲墮落甚至逃避現實的生活方式。然而，正是通過這些娛樂，窮困的青年得以爲自己創造一個喘息的空間，從主流社會物質現實與思想觀唸的統治中暫時抽身，在匱乏的生存狀態中創造屬於自己的文化。我們或許可以猜測，對於歌曲中的女孩來說，這種被社會主流話語形容爲墮落的、對她所屬階層的不屑與叛逆，正是“我”的生活文化吸引她的地方。

貧民區遊歷（slumming）

在對文學中的貧民區遊歷（literary slumming）的梳理中，愛爾蘭旅遊學家託尼·西頓提到了另一個誕生自巴黎且與這一實踐本身更爲相關的主題——19世紀法國詩人波德萊爾身上的都市漫遊者形象。漫遊者行走在都市的大街小巷，欣賞都市奇妙的景觀，洞悉不同羣體的日常生活，卻對這一切保持着清醒又疏離的觀察。底層生活是都市奇觀的重要部分，或者可以說，爲了成爲一個把握現代生活與城市真實全貌的漫遊者，對社會邊緣羣體的瞭解必不可少，對真實的追求與對貧窮——社會上“另一半人”的生活狀況——的確認相聯繫。

道德墮落，新奇刺激，浪漫不羈，粗糙真實……不同的人帶着不同的想象與動機，前往那些社會地位比自己更低的人所生活的地方遊歷，這種遊歷的高潮是以貧民窟旅遊（slum tourism）作爲一種產業出現爲標誌的。在十九世紀末的紐約，一些旅遊指南開始推薦經過各種工人階級生活區的城市遊覽路線，在曼哈頓、芝加哥和舊金山則出現了第一批專注於貧民窟參觀的旅遊公司。在商業化過程中，越來越多樣的遊客參與到貧民窟旅遊當中，slumming也漸漸定型爲城市旅遊的一部分，滿足着參觀者對大都市內在多樣性和異質性的想象和好奇。

早期紐約的slumming廣告

最近二三十年，這種貧民窟旅遊在開普敦、裏約和孟買等地也流行開來，迎接着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在全球化的語境裏，貧民窟開始成爲一種與全球化相對的本土性的體現，遊客希望通過貧民窟旅遊一睹原汁原味的地方文化。然而過去的貧民區遊歷中那些獵豔娛樂或發展扶貧的動機也並未消逝，而是在以泰國的性旅遊、肯尼亞的志願者旅遊爲代表的當代產業中找到了新的歸宿。當貧富對比從城市內部擴展到全球範圍，對貧窮的想象、凝視與消費也隨之獲得了新的形式與內涵。

旅遊的基礎就在於這裏和那裏、我們和他們的不同。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我們對這種“不同”的認知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又有多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或重組過的，甚至是基於刻板印象的？想象本身無可厚非，甚至是旅遊樂趣的一部分，然而當這種想象與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相結合，一部分人開始獲得代言、觀看及消費另一部分人的權力，想象已然開始扭曲現實。

由印度“真實旅遊”公司（Reality Tours and Travel）組織的貧民窟旅遊

“I want to sleep with common people like you.” （我想睡你這樣的普通人）歌中女孩說。這句話似乎意味着，在認識“我”之前，她先把“我”作爲“common people”來理解；而想和“我”睡，也不過因爲“我”是common people中一員。沒有人喜歡別人通過刻板印象來瞭解自己，更何況這裏的common people帶着某種趾高氣揚的輕蔑語意，暗示了地位階層的不同，甚至確認了雙方身份的對立。可以說，在這首歌裏，所有出自“我”口的common people 都是打着引號的諷刺使用。

更爲諷刺之處在於女孩模仿窮人生活的嘗試。在“我”的眼中，她所喜歡的只是貧窮的表象，是與貧窮相聯繫的浪漫意象，而非貧窮本身——當然，她也沒有必要這樣做。正是因爲她擁有足夠的資本，才能消遣這貧窮的美學。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單向的美化想象中，真正的結構性問題永遠不會被觸及，也正是這個結構讓她可以繼續做一個凝視者，給她享受“貧窮”的權力。

隨着貧民窟旅遊作爲一種商品出現，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的關係正在變得更爲複雜

當我們離開這首歌的特定情景，進一步思考貧民窟遊歷這種實踐本身所帶來的影響時，考慮到貧民窟遊覽者內部存在的多種多樣的動機，貧窮的觀賞者與親歷者之間並非僅有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本地人對遊歷者的反應與立場也是多層和多樣的。尤其是隨着貧民窟旅遊作爲一種商品出現，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的關係也正在變得更爲複雜。

旅遊成爲了貧民窟的一項產業，遊客帶來了收入。另一方面，當貧窮本身被物化成爲一種商品，一些地方或許會刻意賣窮。里斯本大學社會人類學家熱奧· 巴普蒂斯塔在莫桑比克村莊的旅遊民族誌調查中發現，當地居民會把遊客領到村裏的淺水井——一個遊客眼中“貧窮”的標誌——來滿足遊客的期待，而不讓他們看見居民們看電視的屋子——一個現代的發明和某種程度上經濟進步的標誌。

當地居民通過爲遊客提供住宿、飲食及導遊服務來從貧民窟旅遊產業中受益。有時利用一下游客的同情心，小孩們的乞討也能收穫意外之財。但貧民窟旅遊也未必一定爲當地創造新的創收渠道。在內羅畢的基貝拉區（Kibera），貧民窟旅遊的多數運營者是非本地人的外來者，他們往往爲“避免尷尬”而限制遊客與居民互動，旅遊收入被經營者納入囊中，不會爲居民帶來收益或再投資於當地建設。

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一輛火車駛過基貝拉（Kibera）

沒有一種情況能概括全世界各地的貧民窟旅遊以及這種旅遊中游客與居民之間互動的樣態。聖保羅大學社會學教授弗萊雷-梅德羅斯（Freire-Medeiros）在巴西最大貧民區羅西尼亞（Rocinha）的研究顯示了這兩種身份之間互動的複雜性。其中一個層面是，當一個人在凝視他人的時候，其本身也可能成爲被觀看的對象。弗萊雷注意到，在遊覽中，遊客常常成爲被注目的焦點，當地居民會拿他們的髮型和衣着開玩笑：“我喜歡看他們雨天出現，他們穿黃雨衣的樣子就跟一羣小雞似的。”

遊客往往帶着固有認知去旅遊，然而在實際的遊歷中，許多成見也會被親眼所見打破。一些居民看到了旅遊在化解污名方面的潛力。在弗萊雷的調研中，一位22歲的學生提到，旅遊能讓遊客親眼看到羅西尼亞不同於媒體話語所塑造的形象：“羅西尼亞並不等於綁架、殺人這類的事情，它包含着更多：藝術、文化、舞蹈……我希望遊客能夠看到這些，回去以後能夠告訴更多人關於羅西尼亞好的一面。” 但另一個居民也提到，她曾看到一個遊客給垃圾桶拍照，這令她非常尷尬，因爲這些照片會告訴人們羅西尼亞是一個髒亂噁心的地方。這個複雜的問題涉及遊覽者的動機，但對當地居民來說，比起接受或者拒絕旅遊，旅遊如何展開以及羅西尼亞如何被呈現纔是關鍵所在。正如弗萊雷-梅德羅斯所說，貧民窟旅遊的構建是一個在當地居民、遊覽者和旅遊經營者之間不斷協商的過程。

羅西尼亞（Rocinha）, 位於巴西里約熱內盧

很多分析傾向於認爲，對於當地居民來說，遊客是一種必要之惡；旅遊者會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不便和不快，可同時他們也需要遊客帶來的錢。現實中，這一模型卻並不適用於55歲的房屋清潔工麗娜。作爲羅西尼亞的居民，她渴望與遊客有更多交流。對於遊客對貧窮生活本身的好奇心，麗娜的回答也顯得非常坦然。

“這裏要是能更有秩序就好了，這樣遊客就能在這裏留宿，有更多的體驗。如果總有警察出現和槍擊案發生，還有什麼遊玩可說？這很複雜。我想帶他們看看自然風光，但可惜這裏已經沒有什麼好的風景了……我會帶他們在晚上游覽，這樣他們就能看見月亮。如果他們想看看這裏貧窮的樣子，那我就會帶他們去看那最令人悲哀痛心的一面——甚至他們會想：天吶，這世上還有如此悲慘的生活！是的，就在這裏，離富人區不遠的地方。我會帶他們去瓦拉奧，去羅帕蘇甲，看看所有這些生活的痛苦……而對於這樣的旅遊，我不會收一分錢。”

“和普通人一起唱吧，如果這樣能讓你好受一點；和普通人一起笑吧，儘管他們其實在嘲笑你。”顯然，歌中女孩被塑造成了一個非常可笑的角色。不過值得指出的是，我們對這個女孩的印象，完全是透過賈維斯·考克爾的獨白得到的。讓我們設想一下，如果這個女孩不僅僅是一個歌曲形象，而是確有其人，那麼她對這一經歷的敘述會不會是另一個版本？當女孩對“我”存有的偏見被憤怒地書寫在歌裏，“我”對女孩的描述會不會同樣源自偏見？想和“普通人”一樣生活、看“普通人”所看，爲“普通人”所爲——無論她預先存有怎樣的刻板印象——渴望突破自己階級的侷限，去了解另一種生活，又有什麼錯呢？在假想的女孩版本《Common People》中，她也許會這麼唱：

I want to see

I want to know

I don’t want a life confined in a circle

I want to break the walls that set the way we go

考克爾或許會補充，她所能獲得的不過是對另一種生活的表面經驗，是一段充其量更長期更深度的貧民窟旅遊；遊客與街角青年終究不是命運的共同體，離開貧民區後，遊客的記憶總會漸漸淡去。

貧民窟旅行，居民第一位

但或許還有另一種可能：短暫相遇爲彼此留下一些特殊的痕跡。正如日本文化研究者東浩紀在《觀光客的哲學》中提出的概念：誤配。借用郵局寄錯的包裹這一隱喻，他意圖說明在民族主義浪潮回溯的時代中，觀光客在微觀層面溝通不同文化身份的可能性。旅遊讓兩個原本生活在不同軌跡中的人相遇，這一相遇意味着什麼因人而異：可能無足輕重，可能不歡而散，也可能觸動內心，甚至改變二人原本的前行軌跡。

當兩種身份有着不對等的內在關係，這種互動便會更加複雜。可正如許多貧民窟旅遊研究所發現的，被觀看者絕不是被動的弱勢，觀看者也並非總是對自身權力不自知的傲慢者。當雙方不斷塑造和重塑這種互動，想象的地理學有可能讓位於雙眼所見的真實，粗糙的標籤也不再能遮擋個體的獨特光芒，當兩種“身份”的互動趨向豐富和良性，一個人的財富也沒準會變成兩個人一起喫的大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