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美國白宮約1公里的馬薩諸塞大道有個別名叫智庫街，行走其間常有熟悉的名字映入眼簾。1750號，坐落着的四層不起眼玻璃幕牆小樓，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PIIE）所在之處。作爲國際經濟政策的研究機構，已成立近40年的PIIE以其無黨派和中立著稱。

從2013年1月起開始擔任PIIE所長的Adam S. Posen，同時也是宏觀經濟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研究者。1988年，他從哈佛大學獲得政治經濟學和政府管理學（Political Economy and Government）博士學位，之後在不同的研究機構從事研究工作，例如布魯金斯學會、紐約聯儲等。2009年至2012年，他被任命爲英格蘭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外部投票成員，主張以量化寬鬆政策應對金融危機。

今年正值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年，作爲這一論壇曾經的與會嘉賓以及對中國經濟政策的觀察者，今年2月，Adam Posen在華盛頓接受澎湃新聞專訪，就貨幣政策、全球化、中國以及世界經濟形勢等發表看法。

他認爲中國的經濟基礎比很多人想象得更爲穩固。他的研究表明，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閃崩背後有一系列的問題，債務只是其中之一，大多數原因是日本官方在上世紀90年代的怠政，不願意清理債務問題或是實施財政刺激或是寬鬆貨幣政策。

“我不認爲這樣的錯誤會在中國發生，中國已經開始了債務清理，也開始討論以好的財政政策來取代行政指令式的擴大信貸。”Adam Posen表示。

他和PIIE的同事對世界範圍內興起的經濟國家主義表示擔憂。他以“侵蝕（corroding）”來形容質量正在下降的全球化，經濟國家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

“把全球化想象成一張網，我們都因此連接。這張網在一些地方仍有連接效力，例如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這樣的貿易協定正讓一些國家聯繫更緊密。但由於美國的不負責任以及經濟國家主義的興起，這張網同時也是千瘡百孔。”他指出，“低質量的全球化對大家都不好，但傷害最大的是新興市場和貧窮國家。”

【對話】

“對中國來說貨幣穩定性遠比自由兌換來得重要”

澎湃新聞：上世紀90年代，你曾合作撰寫《通貨膨脹目標制：國際經驗》一書，通貨膨脹目標已經是各國央行普遍採用的貨幣政策，從過去20多年的情況看，實現溫和通脹的經濟體表現優秀，而零通脹經濟體如日本則表現不盡人意。你認爲通貨膨脹目標制仍是有效的貨幣政策嗎？

Adam Posen：25年前我們撰寫“通貨膨脹目標制”這本書時，也是人們剛開始討論這項政策的時候，大多數國家正處在高通脹歷史的末端。那時，最早開始採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一些國家，例如新西蘭、加拿大、英國等，正在努力擺脫高通脹。現在情況已經完全不同，各國的通脹率維持在了過低水平。

因此，基於過去十年的情況，我認爲通脹目標制應該作出三方面改變。

一是應該有更高的通脹目標。現在大多數國家把目標通脹率設定在2%，甚至更低，因爲他們的國民期望低通脹，以及一旦處於經濟衰退時期，國家就沒有了多少空間來壓低利率。我認爲通貨膨脹目標應該更高，到4%比較合適。

第二，央行應該在對通脹負責的同時對金融穩定負責，這一點已經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開始實行。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一些央行認爲只要把目光聚焦在通脹上就可以，但後來被證明是錯的。

第三，通脹目標制如何執行也很重要，各國央行應該努力平衡通脹目標。特別是歐洲央行和美聯儲一直偷懶，他們用了“低於通脹目標也可行”這樣的說辭。但低於目標的通脹不如平均值等於目標（symmetric around inflation target）的通脹來得好。

更高的通脹目標、同時對金融穩定負責、圍繞目標動態均衡的通脹，如果能夠做到這三點，通貨膨脹目標制依然是有效的。

澎湃新聞：美聯儲是當今世界上最爲獨立的央行之一，央行獨立貨幣政策對中國來說是否有可以借鑑的經驗？

Adam Posen：坦率地講我對此並不確定。在多數國家，讓央行保持獨立是個好主意，因爲這樣可以杜絕政治和腐敗對短期貨幣政策產生影響。但在大多數的新興市場，央行往往是擁有專業技能且沒有偏見的一方，會被要求參與整體經濟戰略的制定。而央行一旦參與經濟戰略制定，就沒法再要求他們完全獨立。這裏有個選擇和權衡。

澎湃新聞：你認爲是否有可行辦法，讓人民幣實現一定範圍內的自由兌換？

Adam Posen：我不贊同自由兌換，我認爲中國政府在2015、2016年後加強資本管控是正確的舉措。我的朋友、中國社科院的餘永定教授曾經提出建議，中國不應該開放資本賬戶，我贊同他的觀點。

同樣，我的同事Olivier Jeanne幾年前在文章中指出，如果允許人民幣自由兌換，那可能會帶來不可控的局面，也對其他經濟體造成傷害。因此我認爲對中國來說貨幣穩定性遠比自由兌換來得重要。

“貸款增長放緩以及企業面臨重整，是保障經濟安全運行的必要成本”

澎湃新聞：在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反思中，一些觀點認爲信用違約互換（Crdit Default Swap, CDS）直接導致了2008年雷曼兄弟的破產和AIG的賠付困難，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美國政府出手救市。你對CDS怎麼看？

Adam Posen：CDS的確直接導致了AIG賠付困難這類事情的發生。但是金融危機發生的真正原因，是美國、英國政府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放松管制浪潮，這不僅帶來了CDS，也帶來了低質量的抵押貸款和銀行的高槓桿。這不僅僅是CDS的問題，這是大氣候的問題。美國的監管部門，特別是在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他們默許了一再觸底的行爲和不斷高築的槓桿，疏之以查。CDS只是一系列具有破壞性的放松管制行爲的表徵。

去年中國官方提高了信貸門檻，並且設立了負責全面監管的委員會（注：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我認爲這種做法是明智的。

澎湃新聞：在去年的強監管後，中國市場出現了一些問題。

Adam Posen：在我看來這不是問題，而是代價。實施監管不可能將風險降爲零，但可以防止一部分風險的發生。貸款增長放緩以及大量企業面臨重整，是保障經濟安全運行的必要成本。過程是痛苦的，但對社會來說這是必須要付出的代價。

澎湃新聞：中國在推進金融開放時應該吸取哪些教訓？

Adam Posen：開放不是重點，競爭和穩定纔是重點。

正如我的同事Nicholas Lardy一直強調的，以及IMF所指出的，中國公衆的儲蓄應該有除了銀行和房地產以外的其他投資渠道，應該給他們提供有一定風險但相對安全的投資產品。從過去看，股票市場和理財產品並不安全，應該有可供公衆選擇的捎帶風險但不至於不安全的投資機會。

比起談論開放，第二個務實的點是需要爲銀行分配貸款設定合理標準。人民銀行、銀保監會和證監會似乎已着手起草標準。同樣的，這麼做短期內需要付出代價，但是如果你希望讓銀行更爲獨立，而不是被要求把錢投到這裏因爲這是我兒子的公司，或是把貸款放到那裏因爲這是國企，那麼設定合理標準是必要的。

第三是要開放競爭，不管是國際競爭還是國內競爭。在支付領域，他們需要國際競爭，目前銀聯具有壟斷地位，但VISA、美國運通、萬事達等都是參與競爭的。但也有一些領域，例如住房貸款，開放意味着讓人們看到一些競爭。

“全球化仍在繼續但它的質量在不斷下降”

澎湃新聞：你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措施一直持反對態度，認爲他的一些做法將使得越來越多的企業不願意在美國投資，是否可以理解爲特朗普短期使美國賺到了快錢，但長期會讓美國受損？

Adam Posen：不管是短期還是長期，他都在傷害美國。他所做的事情對美國來說沒有任何好處。

你可以看看那些他曾經談論起的公司，例如哈雷摩托、大豆出口商或是鋼鐵企業，他們的經營越來越困難。這不是說特朗普爲了長期利益而讓渡短期利益，他沒有帶來任何利益，他只是讓東西變得更貴、更沒有競爭力，讓美國變得更沒有吸引力。在投資領域，這意味着美國投資和外國投資都在向別處去。

謝謝你讀了我的文章，我希望對我們將走向何處提出警示。美國的FDI（外商直接投資）淨流入正在下滑，也就是國外企業對美投資和美國企業海外投資之間的差值正在下降。這意味着美國的相對吸引力在減弱。在中美關係緊張前，這些數字就已經出現了下滑。所以特朗普的舉措在短期內也沒有帶來什麼收效。

澎湃新聞：2019年有很多因素可能影響世界經濟，除了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外，還有英國硬脫歐、新興經濟體危機、民粹主義擡頭等。你認爲最值得擔心的是哪些？

Adam Posen：我認爲最大的擔憂是你提到的民粹主義，我們研究所稱之爲經濟國家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這裏面也包括了中美貿易摩擦。這二者有細微差別，但差不多是同樣現象，也就是一些國家聲稱的貿易零和博弈、不要外國工人、保護本國工業，以及要實施更激進的政府幹預政策等，這些都是經濟國家主義。經濟國家主義已經普遍存在，在東歐、巴西、土耳其、菲律賓，以及現在委內瑞拉正在發生的事情，在英國和美國也存在，表現在英國的硬脫歐和美國對華措施等。

經濟國家主義威脅巨大。短期而言，我認爲市場和預測者都低估了它將對世界經濟帶來的危害。

我舉兩個例子。現在，市場基本尚未對英國硬脫歐作出響應。英鎊已經處於歷史低點但仍在艱難支撐，對英國經濟增長的預測已經比過往要低但仍是高估的，英國股市仍在上漲。但是如果人們意識到英國兩大黨派的領導人都是怎樣的經濟國家主義者的話，他們會對硬脫歐將讓英國進入衰退期有更準確的預期。

同樣的，在巴西，我的同事Monica de Bolle在研究中指出，巴西新總統博爾索納羅沒有真正的經濟計劃。他的計劃看起來非常的國家主義，他想要推行國有化，他不支持貿易不支持投資。我和我的同事Monica希望提示的一個基本道理，即國家主義者不論是偏右還是偏左的都具有腐敗性和破壞性，他們只是從不同的利益集團出發而已。有大量投資者選擇相信巴西和巴西的未來，但我們認爲巴西經濟將會遇到大麻煩。

總的來說，經濟國家主義是個非常大的問題。

澎湃新聞：全球化不是是非題，如果用0到100區間內的指數來表徵的話，當下對美國和中國來說，各自合理的指數應該是多少？

Adam Posen：我認同你說的，全球化仍然在延續，但我沒有辦法給它一個指數。今年1月在美國經濟學協會會議上，我談到一個觀點是，全球化仍在繼續但它的質量在不斷下降。當時我用的一個詞是侵蝕（corroding），侵蝕就好像水不斷滴到鐵鏽上，慢慢地上面就會有洞就會起泡。

把全球化想象成一張網，我們都因此連接。這張網在一些地方仍有連接效力，例如CPTPP這樣的貿易協定正讓一些國家聯繫更緊密。但由於美國的不負責任以及經濟國家主義的興起，這張網同時也是千瘡百孔。全球化質量下降最主要影響的是新興市場和貧窮國家。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包括中國在內，這些國家的私人企業和個人從貿易中獲益，表現在從美國等國家獲得了投資、技術和商業技能。但這種合作和收益正變得越來越不保險、不可靠，越來越政治化。低質量的全球化對大家都不好，但傷害最大的是新興市場和貧窮國家。

總的說來，全球化在一些地方繼續延展，但總體質量在下降。可以看到，一些新興市場暫時性地從中美貿易摩擦中受益。像泰國、越南、尼泊爾甚至墨西哥，將獲得額外的加工製造訂單，這些訂單過去屬於中國，因此短期內他們可能小有收益。但是從整體看，投資會越來越少、技術轉移會越來越少，貿易關係的確定性越來越低，爲達成交易而需要的政治支付和賄賂則會越來越多，這將會對那些需要爲未來發展做計劃的國家造成傷害。

“日本經濟閃崩的背後有一系列問題，債務只是其中之一”

澎湃新聞：西方一部分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持有悲觀態度，甚至有人認爲中國經濟可能會出現類似日本的閃崩。你如何評估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態勢？

Adam Posen：我絲毫不擔心中國經濟會發生閃崩。儘管中國經濟增速在放緩，並且不只是暫時性的，但我和我的同事都認爲，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floor）比很多人想象得要高和堅實。只有當支撐出現整體崩塌的時候纔會出現閃崩，但我們認爲中國經濟基礎是堅實的。

日本閃崩的背後有一系列的問題，債務只是其中之一，大多數原因是日本官方在上世紀90年代的怠政，不願意清理債務問題或是實施財政刺激或是寬鬆貨幣政策。我不認爲這樣的錯誤會在中國發生，中國已經開始了債務清理，也開始討論以好的財政政策來取代行政指令式的擴大信貸。

對中國人民銀行來說，在嚴格的信貸標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中做出平衡是很艱難的任務，但我認爲他們能夠做到。如果實現這一點，中國就能夠避免日本歷時多年的經濟衰退。我對日本90年代經濟衰退的研究表明，債務問題確實導致了衰退，但是他們本可以用更好的政策幫助日本更早擺脫衰退。

另一點要強調的是，日本經濟衰退沒有變得更糟的原因當中，有一些因素是中國共有的，就是他們有大量的儲蓄、較少的境外儲蓄或資本外流，以及有大量的房貸抵押和貿易順差。所以我確實不擔心中國經濟會發生崩潰。

澎湃新聞：那你認爲中國未來有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Adam Posen：往屆美國政府和IMF曾經向中國領導人建議，如果中國使用財政政策空間來擴大福利支出，用以教育、醫療、社會公共保障等，那中國經濟將整體受益。

另一件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是中國的住房改革。你可能比我更清楚，中國在住房產權、房產稅等問題上還有很多沒有釐清的地方，如果這些問題能夠釐清，中國的房地產系統可以更加穩定。

我認爲中國經濟的確可以發展得更好，中國領導人在防範金融風險、防止經濟急速放緩等方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澎湃新聞：你曾在幾年前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並參與討論，PIIE也一直與中國的智庫有合作，你認爲兩國智庫的互動能否對中美關係產生積極作用？

Adam Posen：我當然認爲這樣的互動是有積極效果的，但我不想過分誇大智庫的重要性。

CF40和CDRF（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主辦方）和PIIE一樣，我們都在努力開展務實的、圍繞數據的、和真實世界相聯繫的工作，我們都試圖給出建設性的意見。

目前，中國領導人比美國領導人在某些方面更願意聽取智庫的建議。特朗普政府和往屆美國政府不同，他們不願意聽取專家的意見，不願意聽取質疑的聲音，不願意聽取和他們相左的觀點。保持溝通是重要的，因爲說不定什麼時候中美領導人會希望在重建兩國關係時參考智庫的建議。同時，溝通能夠讓我們對當前的形勢有更好的認識。

我認爲智庫的存在和智庫之間的互動是有用的，但確實不是最重要的，這世界上還有其他更加要緊的事務。但我還是認爲自己的工作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