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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4月4日下午，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第40期重陽論壇暨《別誤讀中國經濟》新書發佈會在北京舉行。人大重陽執行院長王文、天津出版傳媒集團副總經理紀秀榮先後致辭。隨後，《別誤讀中國經濟》作者、英國前高官羅思義（John Ross）發表主題演講，並與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曉求教授就“中國經濟70年：爲何常被誤讀？”爲主題展開深度討論。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魏本華、劉志勤兩位一同參與點評與研討。本次發佈會由人大重陽院長助理楊清清主持。本文根據速記稿整理而成。

　　羅思義：我今天要講的是些總結性的概念。中國是否還在執行社會主義道路？答案是毫無疑問的。儘管中國在1978年之後有市場的改革，但有一個基本的持續性，改革開放前的1949-1978年，及1978年之後一直到現在，這兩個時期並非是割裂的，實際本質上是聯繫在一起的，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一直堅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很長的歷史階段。

　　1949年以來西方對中國的誤解

　　儘管中國現在發展快速，但也要強調，美國和西方國家有非常大的影響。

　　1949年，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做出承諾，要“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很多西方議會制國家藉此批評中國，因爲大家覺得中國是通過自己的方法——堅守自己的綱領和章程——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並沒有說建立類似西方的議會制度。

　　目前，西方對中國經濟發展存有各種各樣的誤解，一些誤解在中國媒體上有時也會出現。我這裏羅列三點：

　　1、誤將中國70年經濟發展歷史階段劃分爲兩個時期，忽略了兩個時期之間的關聯性。

　　2、對蘇聯後期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原因存在誤讀。

　　3、對西方經濟學早期的錯誤視而不見。

　　第一種誤讀，沒有看到中國兩個發展階段的關聯性。

　　中國有一個說法“爲人民服務”，而中國的發展也已經實現了爲人民服務。

　　平均預期壽命是衡量社會總體狀況的最佳指標，因爲它的延長需要好的消費、好的醫療教育、好的環境等一系列優良條件爲基礎，反之，壽命預期是非常短的。所以，我們用平均預期壽命做指標。

　　中國和印度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基本是在相同的時間實現了政治的穩定——1947-1949年，印度從英國手裏獲得了獨立；中國於1949年成立。這時期，中印兩國的預期壽命幾乎在同一起跑線；而1960年代起，中國的政治有些波動，但預期壽命與印度差值開始拉大；至1978年，印度的預期壽命已落後中國近12年；之後，中國預期壽命一直保持着領先地位。

　　再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對比，比如巴西、印尼。本來中國的預期壽命在1949年是落後於這兩個國家的，但後來超過了。此外，1960年，58.6%的世界人口預期壽命高於中國；但到2016年，這一數據降至22.9%。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數據，因爲2016年，30%的國家人均GDP比中國高，但只有22.9%的國家的人均壽命高於中國。這意味着中國的社會條件和社會進步已領先經濟的發展。

　　爲人民服務，首先生命要延長。從這角度來講，中國肯定是實現了“爲人民服務”的目標的。

　　第二種誤讀，關於蘇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原因。

　　鄧小平和陳雲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偉大設計師，他們繼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且迴歸到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本質。鄧小平在很多重要講話中總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事後也被證明是正確的。

　　《共產黨宣言》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後來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繼續談道，從資本主義過渡到高級社會主義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很多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無法在短期內被除去。鄧小平在其著作中也詮釋了這樣的觀點。

　　在鄧小平的演講和著作中，有個非常有名的概念，即“按勞分配”。每個人的需求是不一樣的，如果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那是最好的；但當時階段這一設想是無法實現的，所以分配必須和勞動相關。這代表一下子消滅不平等是不可能的，要完全滿足人民的需求，社會經濟需先高度發達，而中國距離實現經濟高度發達、最終實現按需分配的要求，還需上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如果我們研究鄧小平的重要講話、文章和理論，就會意識到，他引用了非常多的馬克思理論。比如，他判斷“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很重要的一個理論，只是“初級階段”這概念從未在別的地方——如前蘇聯的文獻——被引用過，是中國獨有的體現。中國創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由此衍生而來，中國的經濟政策是立足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國情的結合。

　　那麼，爲什麼會被誤解背離馬克思主義呢？1928年，前蘇聯提出了另一個思路，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是前所未有的經濟體系。

　　過去500年中，世界上主要有三大經濟體制：

　　第一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這不是由個體發明出來的，而是亞當·斯密和卡爾·馬克思分析總結出來的體系。

　　第二大體系，即是斯大林在1928年推出的經濟體制，有人稱它爲計劃經濟，但我把它總結爲“管制經濟”。因爲在這個經濟體系中，所有細枝末節都是受到國家管制的，比如賣一隻鉛筆，前蘇聯相隔幾千公里的兩地之間不允許有任何的價格差異。

　　第三大體系，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

　　西方認爲，蘇聯所採取的體系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體系，其實這是一種誤讀。因爲在馬克思主義理念中，要轉向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需要一段非常漫長的過渡時期，而當時的蘇聯是希望能一步到位地實現社本主義。這體系下，包括小餐館、小賣部在內的一切都是國有的。整個經濟與世界經濟相隔絕，無法融入世界經濟，同時也無法影響國際經濟。“管制經濟”規定了經濟體系中的每一個要素，這也是爲什麼我說這體系其實是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

　　我發現很多人，包括中國一些媒體，在解讀中國經濟的時候有誤讀，說“因爲中國和蘇聯不一樣，所以中國不是社會主義體系”。這論斷是錯誤的，蘇聯的制度本身就不是馬克思主義。

　　“社會主義”這個詞的出處究竟是哪裏？“社會主義”源自於社會化、大型一體化的生產過程。馬克思也做出如下分析：社會主義是以大規模生產爲基礎的。他在後來也不斷延伸了這一理論，而且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也進一步強調了這一點，延續了在《共產主義宣言》中的內容。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還專門添加了一段《共產黨宣言》里長段的引文，就是重申這個觀點。

　　前蘇聯所推行的制度是一種“極左”的冒險行爲，當時打算一步完成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甚至高級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按照馬克思所強調的，經歷長期的過渡期，逐步邁向社會主義。

　　第三種誤讀是由西方經濟學家早期提出的，現已被西方重要經濟統計機構糾正了，但我發現這錯誤在中國也依然會重複出現。

　　我們要繼續探討這個誤讀，得先回到一個根本問題。“社會主義”這個詞源於社會化的大型生產，而馬克思最天才的地方就在於，他認識到了經濟學的範疇，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的一種體現。這也是整個馬克思理論衍生出來的基礎。

　　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很多是從對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討論中進一步延伸來的。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開篇就指出勞動分工的重要性，而馬克思表示勞動社會化是最大生產力，體現了“1+1＞2”的力量。這個理論，習近平主席也引述過的，指兩個人在現代化社會中協作，所取得的生產力超過這兩個個體單獨的生產力加起來的總和。也就是說，在現代化生產中，1000個人的生產力總量，要大於一個人的生產力×1000的簡單疊加。

　　馬克思的理論以更廣闊的歷史、社會視角把經濟的過程概念化爲勞動的社會化。馬克思認爲，一個社會的發展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聯繫不斷增加的過程，在經濟範疇裏，社會關係不過是勞動分工的一種體現而已。

　　最簡單的生產是直接的勞動力投入，而在社會勞動範疇中，也會有別人的勞動力投入。比如汽車的方向盤是由別的生產廠線生產出來的，同時，生產汽車的機器也是別的生產週期（廠線）生產出來的，這部分被馬克思稱爲固定資本。

　　此外，勞動力可以細分爲非熟練勞動力和熟練勞動力，前者通過社會化進程可以實現勞動力的熟練化，其中包括教育培訓——教師教授知識，幫助學生成爲熟練的勞動力。馬克思還說，如果生產能進一步社會化，就意味着投資對於生產力的重要性，相對於直接投入，更重要。

　　我們來驗證下馬克思的哪些預測是正確的。

　　先來看中間投入（流動資本）。如果研究這個因素，會發現它的增長在生產中的貢獻是最大的，尤其是對美國GDP增長的推動。我也研究了中國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等經濟體，發現資本流動在生產中貢獻最大，增速也最快。這種情況在國際貿易中也非常常見，體現出間接的社會主義生產和勞動社會化。

　　資本密集型生產隨機器發展呈上升趨勢。就現階段來講，不同的資本投資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比不同：資本投資對於發展中的經濟體GDP增長的貢獻率是62%，而對於發達國家的貢獻率是74%。

　　勞動力、技能投入也是勞動社會化的一種體現。對於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投入對國家GDP增長的貢獻率非常小，大概佔34%，很多人的勞動時間也是非常長的。在發達國家，大部分增長來自於技術技能和教育方面的增長。

　　早期西方邊際主義經濟學的錯誤在於，不如馬克思主義有理有據。現在在西方，這一認識被廣泛接受。

　　中國經濟放緩背後的原因

　　我這兒講點比較技術的內容。

　　“增長覈算法”是由索洛所創建的，但索洛的公式範了兩個錯誤：一是他是按小時計算的。比如韓國農民的勞動力質量和韓國工程師博士的勞動質量，後者肯定高於前者，你不能用小時來算他的勞動價值，我們要看他的質量；二是他計算資本的方法都是一樣的，這並非是合理的。一座橋可以用幾十年，而計算機兩三年之後就不好用了。所以，我們要看到資本是有不同的折舊率的，也就是電腦的折舊率要快於橋樑。

　　增長覈算法是如何測算GDP的？增長覈算法是根據資本、勞動力、全要素生產率（TFP）三種投入計算GDP的增速，計算公式是：GDP=資本投入+勞動力投入+TFP。

　　爲什麼中國的經濟現在有所放緩？我們可以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現代經濟學來詮釋背後的原因。而增長覈算法介紹了三點：

　　第一，國有企業或市場機制是缺乏效率的，如果這點屬實，主要表現爲TFP增長放緩和效率低下的問題；

　　第二，和人口要素有關，工作人口數量不再增加；

　　第三，和資本投入減少有關。這三點測算的話，都是可以得到驗證的。

　　有必要指出，中國經濟的放緩是高度相關的數據。按照人均來算的話，中國的經濟增長還是非常快的，1990-2017年中國經濟遠遠超過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

　　現在稍微詳細談談。

　　1990年代有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其中勞動力確實有一定的放緩，但影響非常小，最主要的原因是資本的投入在下降。這對於政策制定有指導意義。所以中國經濟的增長不能通過全要素投入。按照國際標準，全要素投入的成本非常高，在中國這是不可能的，有可能讓整個經濟剎車。此外，全要素生產力是“後周期”的，要看它的週期性。如果經濟放緩，全要素生產力也會下降。中國GDP增長與TFP增長之間有極高的相關性。

　　至於人口因素，中國人口有很小的增長，但對中國經濟放緩影響有限。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資本投資的下降。中國淨固定資本形成佔GDP比重從2009年開始有個巨大的下降——2009年時的佔比是30.5%，在2016年，數據變成21.5%，基本下降了1/3。淨固定投資下降與GDP增長放緩之間具有極強的相關性，數值達0.76%。經濟起飛，沒有淨固定資本的投資是無法實現的。

　　此外，中國的淨儲蓄量，2007年是39.3%，2009年是36.7%，2016年則降至24.9%，這都展示了中國經濟放緩的速度和經濟當中資本的形成放緩有關。淨儲蓄和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達0.88。而總儲蓄和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也是非常的高，達0.8425。

　　在西方，在大蕭條時期，投資下降是同時發生的。固定投資出現了下降，造成投資的整體下降。中國的情況又如何呢？因爲中國是社會主義經濟，國有企業佔了很大比例。如果國有企業繼續這種投資，可以不受國際形勢的影響。只要中國的投資在上升，中國的經濟仍然是在快速起飛階段。

　　結論：中國經濟理論是非常貼近馬克思主義的

　　中國的經濟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想法發展，這已被證明是正確的，從1949年開始到現在——我強調1949年，不只是1978年——都是非常正確的。現在西方經濟體也是這麼認同的。

　　通過關注事實，我們就會認識到，其實中國經濟理論是非常貼近馬克思主義的，但凡看事實的人都無法否認這個結論。

　　除此之外，我解釋了常在一些媒體上出現的三點誤讀，即：

　　要把1949-2019年中的兩個時期看成一個完整的大週期，雖然可以按照歷史階段劃分，但不能忽略這兩個時期之間的關聯性；

　　對於蘇聯後期對馬克思主義的背離，應該有準確的認識，中國的現狀與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及其觀點是非常貼近馬克思主義的，但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完全照搬，而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延伸和發展；

　　西方早期經濟學中的一些錯誤已被糾正了，但媒體沒有注意到。

　　把中國的事情辦好了，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原理

　　吳曉求：羅思義教授馬克思主義功底非常深厚，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我認爲非常有意思，特別是他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相結合，做了自己很好的解讀，他對鄧小平的思想，陳雲的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的思想都有非常好的研究。他的演講後半段是非常專業的，因爲他對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固定資產投資，資本的形成，全要素生產率和整個GDP增長的關係做了全面的解讀。

　　羅思義先生談到了存在的三種誤讀，既有西方的學者也有中國的學者，對中國經濟理論經常有三種誤讀：

　　第一，把中國70年以來的經濟發展，很多人是把它割裂開來，做完全不相關的研究。他認爲，中國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這70年的經濟發展有它的關聯性。他認爲割裂是不對的，沒有前30年工業化基礎的奠定，後面我們要推行市場化的改革是沒基礎的。

　　第二，他認爲，蘇聯在1929年之後構建管制經濟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所實行的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第三，我們不少人誤讀了西方經濟學的一些錯誤，包括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理論的關係。當然，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的確是在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的基礎上得到了科學發展，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理論。更爲重要的是，他認爲中國無論是前30年還是後40年，都在不同時期堅守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是他特別強調的一條。爲什麼中國經濟發展會成功？我的理解，他認爲，中國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國情相結合，所形成的一整套理論、政策、方法、觀點，有密切的關係。他談了中國經濟最近幾年下降的原因，主要在於資本投資在下降，中國的全要素生產力並沒有下降，而且還對於中國經濟的穩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我非常讚賞羅思義教授的科學態度，他比中國很多學者有更多的理性，更多的科學精神，更多的實事求是。中國的學者經常會走向極端，要麼就是全盤否定，要麼就是全盤肯定，理性相對少。我認爲羅思義教授是位理性的學者，比較客觀，而且他對中國的國情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不同階段的結合，比一般的中國學者有更精髓的把握，特別是對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的經濟思想，我看他做了非常好的研究，他認爲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一種新的發展，我完全贊同這樣一個判斷。

　　我認爲中國70年來的發展，前30年爲後面40年改革開放創造了很好的基礎，特別是中國50年代的56項大工程，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現代工業的基礎，爲後來的發展創造了條件。1949年-1978年是我們實行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人均平均預期壽命由1949年的35歲上升到66.2歲。中國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經濟不是很富有，但人均壽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爲人民服務是很重要的指標。這個指標說明新中國成立，的確是中國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標誌，這一點毋庸置疑。

　　當然，前30年，我坦率地講，認爲中國的經濟發展走了彎路，尤其是上世紀60年代初的災難，可以說既是自然的災難也可以是人爲的災難，特別是其中十年的倒退，“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更爲重要的是破壞了中國人的社會生存環境，我認爲這是國家走了一趟很大的彎路。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的一場災難，中國民族的浩劫，這十年帶來的苦難是巨大的。

　　1978年的改革開放的確使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經濟能有今天，最重要的還是後40年的改革開放。一是人均預期壽命進一步延長，從66.2歲到77.2歲，延長了11歲，上面的邊際會越來越小的，在77.2歲上升到80歲別看這3歲就非常難。更爲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後40年，對中國人來說起了一個重大的貢獻，解決了飢餓，解決了溫飽。飢餓是中華民族長期的記憶，特別是幾百年來，給人們的感受是中國人是吃不飽的，所以，飢餓成了這個民族的一個基因式的烙印。即使在1978年之前，我們還處在飢餓的狀態，一天吃兩頓，現在一天吃兩頓是減肥，那時候一天吃兩頓是沒有辦法，是兩回事。現在吃紅薯是高級食品，那時候吃紅薯是沒有辦法；現在吃窩窩頭是高級食品，那時候吃窩窩頭也是沒有辦法，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要求。所以，這40年至關重要，它最重要的是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到2020年我們全面實現小康沒有問題，而且中國之所以變得這麼有競爭力，有活力，和後40年我們堅持小平同志搞改革開放，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密不可分。兩者之間有些關聯，不要割裂開來。坦率地講，如果沒有前30年的那種飢餓也沒有後面對改革的渴望和嚮往，中國的幸福感這70年都有，更主要的是體現在後40年。

　　中國經濟的成功，像羅思義教授講的，堅持住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國情相結合，這是纔是我們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我們過去很僵化，資本論裏一套論述搬過來用很麻煩。改革開放之初，馬克思在《資本論》裏說，私人企業僱工超過5人就是剝削，後來怎麼辦呢？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允許剝削的，怎麼可能存在剝削呢？後來我們突破了這個東西，一開始很難突破5人，後來到7人。私營經濟也搞大工業，5個人只能開個小吃店，要大工業要幾百、幾千、幾萬人，必須要僱這麼多人，這就是突破。這和中國當時的國情相結合，發展改革目標相結合。所以，我們突破了禁區；同時，我們也堅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比如按勞分配我們還是要堅守的。我們還堅守公平和收益之間的平衡。

　　實際把中國的事情辦好了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你沒有辦好中國的事情，把這個國家搞得一塌糊塗，說堅持馬克思主義，那是歪曲馬克思主義。

　　理順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關係

　　吳曉求：西方經濟學有一些有益的成分我們還是要堅持，包括它的分析方法，比如邊際分析方法，傳統經濟學裏“邊際”的概念是相對被批判的，但現代經濟學缺乏邊際的概念就沒辦法做計算，它之所以可以做數學模型是建立在邊際分析基礎上，方法論上這還是有意思的，我們還是把它吸收過來。

　　作爲整套的理論體系，中國還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但它的一些方法，注重計量，注重邊際，以及他整個宏觀經濟分析框架，微觀經濟分析的框架有它合理的成分。中國的經濟還是要吸收當代文明社會、發達社會被證明了的一些理論和方法，我們也要借用，必須要兼容幷蓄，才能豐富和發展中國經濟學的理論，纔可以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纔可以找到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正確道路。

　　中國經濟實踐走了彎路，是因爲經濟理論出了問題

　　王文：目前是中國經濟學理論出現了問題，還是中國經濟的實踐在過去40年裏出現了被誤讀和被中斷？更簡單地說，是理論誤解還是實踐被誤解？

　　羅思義：我有兩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14億人口的大國經濟體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共產黨也從來沒有說不犯錯誤，但有兩個理論：

　　第一這個錯誤不應該是過大的，第二當出現錯誤的時候能夠及時得到糾正，因爲是非常明顯的，肯定經濟在發展過程中會有一些波動。

　　在我看來，一個比較基礎的錯誤是出現在和中國馬克思經濟理論出現不一致的地方，出現偏離，尤其是1949-1978年的這個階段，這是我自己的想法。這個錯誤什麼時候出現呢？有更多的極左而不是極右，以及經濟體制。你可以看到這樣的結果既有好的也有壞的。

　　60年代有很多極左的錯誤被指出，像“文化大革命”，這是政治的一些波動，這樣的時期有一個趨勢，極左的錯誤是非常明顯的。我自己看來，1978年，在中國的經濟政策中，最大的問題還沒有出現。但有時候會有這樣一種傾向，有不同的想法，這個想法可能是不同於鄧小平的，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比如，鄧小平最出名的就是“黑貓白貓論”，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有時候必須要解決問題，有時候要私營部門，有時候要國營部門解決問題。極右的變化是1978年之後出現的現象，這也會出問題的，中國能控制自己投資的水平是因爲中國沒有任何經濟退步。

　　吳曉求：在過去70年，究竟中國的經濟理論和實踐哪方面出了問題，我想首先還是理論出了問題，我們的指導思想，指導原則，發展目標，觀念等等，如果說有問題，這方面的問題更大一些。在相應的錯誤理論指導下一定是個錯誤的實踐，從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都是在探索，這麼一個大國，東方文化，自然經濟、空間經濟非常濃郁的國家怎麼樣發展現代經濟，一直處於探索的階段，前30年是探索，後40年也在探索。我認爲，1978年開啓的市場化改革使中國真正找到一個正確的發展道路，這個道路目前從1978年所形成的以市場化改革，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總體思路符合中國國情。所以，中國的經濟學在40年期間有巨大的發展。

　　我也看了前30年先輩所寫的著作，他們在特殊的體制下進行了艱辛、卓越的思考和探索，但因爲整體方向是高度計劃經濟的體制，所以給出的空間是非常有限的。1978年以後，中國經濟學理論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實際中國經濟學家的很多理論成就，如果能有通用的語言讓外國人理解的話，他們不會比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學者的貢獻少。這個理論體系顯而易見不是照辦照抄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受了它的影響，但一定有中國的元素。

　　以經濟成就而言，諾獎應頒給中國經濟學家

　　王文：中國經濟學理論進步是事實，但並沒有得到世界上全面的認可，一個最重要的經驗和證據，就是中國迄今爲止還沒有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爲，西方經濟學評價體系太小，無法適用於中國的經濟實踐。第二種看法認爲中國14億人的規模經濟發展太大了，超過了經濟學家的想象，是實踐太難，難以概括。簡單地講，一是西方的經濟學太小；二是中國的實踐太大。我想請問，你們認爲哪種正確，或者你們認爲原因在哪兒？

　　羅思義：我們要看過去的40年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首先中國取得了最快速的經濟增長，在整個歷史上，所有的經濟體中，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最快的。40年中，在整個人類歷史中，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取得這麼高速的經濟增長。第二，獲益的人羣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

　　其實，沒有拿到諾獎不用擔心，因爲諾獎是很有偏見的，要接受這個事實可能要推翻整個西方的經濟理論了。如果要認可的話，拿諾獎就會無聊了，因爲所有的獎都要給中國的經濟學家了，因爲中國取得的這些經濟成績比任何西方國家的經濟都要成功，但對於西方的頒獎體制來說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對西方來說，沒有辦法承認社會主義經濟比資本主義的經濟更成功，因爲它會摧毀整個西方資本主義的合理性，所以，諾獎就選擇了另外一個頒獎思路，比如小成就，有些人在福利、信息理論方面取得了小的，技術性問題的解答上獲獎，得獎的那些事項可能有些有趣，有些無趣，但都不是重大的事項。

　　吳曉求：作爲個體的經濟學家，經濟學家有兩個缺點，一是他的方法不太精細，經濟學家成爲科學家首先方法要非常得精細，要高度地計量，它能夠做很好的模型。二是還是需要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有時候也會受到束縛，所以，這兩個很重要。比如，中醫是一種哲學，但你很難說它是科學，因爲它沒辦法解釋，靠經驗，靠感受，摸你的脈就能知道你是什麼毛病，已經基本進入哲學階段，很難由科學去解釋。西醫是科學的，各種分子結構分得非常清楚。

　　我認爲，中國的經濟學也要從中醫走向西醫。我們有時候更多的是中醫，大概其的問題所在都能把握得很清楚，有宏觀概念，但特別精細的計量就變得差。中國經濟學家作爲整體，我個人認爲完全可以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不但可以得，還可以得很多個。正如羅思義所說的，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能從過去那麼落後貧窮到現在非常有活力，開放的經濟體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就。羅思義教授也提到鄧小平同志的貢獻，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現代化的奠基人，如果再加一句話，我認爲他是中國最傑出的經濟學家。也不要把諾貝爾經濟學獎看得那麼高，對人類所做出的貢獻來說，哪一個經濟學家可以和鄧小平相比較。

　　很多人對發改委提出批評，實際我對發改委是提出讚揚的，它對中國整個經濟發展還起到了很好的規劃作用，這很重要。我們正確處理了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關係，這是挺難的。當然，我們抓住了制度紅利，人口紅利，更爲重要的是我們推動了科技創新。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金融對本國經濟的作用那麼大，貨幣發行量很大，M2已經180萬億，GDP90萬億，但中國40年來沒有出現過惡意的通貨膨脹，挺有意思的，這些都是中國成功的經驗，有中國這樣的研究對象，完全可以出大的經濟學家。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於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董事長裘國根先生向母校捐贈並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爲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3箇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係、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