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互聯網行業一直就流傳着這麼一句話：996或許會遲到，但決不會缺席。

　　這是一句對行業潛規則飽含心酸的調侃，但在今年年初，由杭州某家電商公司在年會上明文搬上了檯面：“工作時間從早9:30到晚21:00，每週工作六天，如遇到緊急項目，時間不限，工作家庭平衡不好可以離婚。”

　　等到近日，當看到來自程序員的反擊——GitHub上的996.ICU時，不得不承認，996工作制已經像瘟疫般蔓延開來了。

　　這是一個由衆多程序員共同在編的項目，不少程序員自發花費業餘時間對這個項目的語法、格式刪修增補。其中貢獻率僅次於項目作者的程序員叫“bofeiw”，還是位在澳留學生，他的焦慮是：“一旦畢業回國，恐怕就要加入 996 的“碼農”大潮裏去。”

　　1.

　　身處澳洲的bofeiw，反應如此強烈，倒是讓人好奇澳大利亞的工作制了。

　　在澳洲，政府規定的最長工作時間是每週38小時，可以低，不能高。法定的是五天工作制，但通常，人們的週末熱情在週四就會開始湧動，主要原因在於澳大利亞是週薪制，每週四就是發工資的日子。

　　於是週末狂歡，常常從週四晚上就開始了，到了週五，宿醉之後無精打採的工作狀態十分常見。在星期五中午，人們在電子郵件或者電話溝通時候，互道再見都已經開始使用祝你有個好週末作爲結尾用語了。

　　當然，服務性行業在週末依舊會有人上班，比如一些政府機構，週六上午會開門半天，以方便週中上班的人辦理事務。而這樣的機構會採用輪班制，週末雙薪嚴格實行到位，因此一些年輕人也樂於排班到週末，畢竟下週四就能拿更多工資出去浪了。

　　法國也有類似每週最長工作時間的限制。如果一週超過額定的35小時工作時間，就是違法。

　　儘管很多工作者對此甘之如飴，但另一面，它竟然也是一些人的桎梏：不少低收入者企圖通過更多工作來賺取更多工資的想法，是不被法律允許的。

　　雖然有議員鑑於法國的經濟發展態勢，主張允許勞動者可以多勞動，多賺錢，但在工會的阻力之下，根本批不下來。

　　衆所周知，法國工會的力量比較大，而工會覺得延長工時會損害工人的休息權，這樣工人和家人在一塊的時間就會更少了，所以不同意。工會不同意，誰也沒辦法，動輒遊行罷工，這些年來，也着實不少見。

　　安逸的工作時間和高福利讓法國政府赤字嚴重，但法國總統一想有所動作，進行改革，反對的唾沫就能讓他洗把臉。

　　2.

　　休息權至上的理念在歐洲人民心中有多根深蒂固呢，以至於在他們的遊戲中都有深刻體現。去年，由波蘭開發商推出的名爲《冰汽時代》的遊戲裏，玩家扮演冰雪末日的背景之下的新倫敦市長。

　　在這裏玩家需要做一個慘絕人寰的決定，那就是將工作時間從8小時延長，對於歐洲玩家來說，這是人性的拷問，道德的困境。但對於我們，這是不能理解的，都世界末日了，全民無休大生產簡直是理所當然啊。

　　這大概是時代造就的文化理念不同。

　　還是來看看時代背景，在十九世紀初，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就已經提出了“八小時工作制”，那句著名的“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剩下8小時歸於自己”也是出自於此。

　　不過也只是提出了而已，歐文的話再怎麼漂亮也不可能讓資本家原地成佛，剝削也還是在繼續。每天工作12到16個小時是工人的常態，比起現在的程序員有過之而無不及。

　　真正導致了轉變的，還是工人運動的反抗。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歐洲的工人運動此起彼伏，法國里昂絲織工人兩次起義、英國憲章運動、德國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美國工人罷工……終於在1889年7月，將三年前美國工人爭取8小時工作制的鬥爭日5月1日，定爲了國際勞動節。

　　“工作時間小於8小時”這份理所當然，是由血淚鋪墊而來的，就算是世界末日，也不能奪取工人鬥爭勝利的成果。而“延長工時”對於他們來說，始終是有血海深仇的敵人。

　　3.

　　而在東亞文化圈，倒還沒有這麼尖銳的文化傳統，如果是特殊時期，007（全天工作，一週七天）那我們就義不容辭的007。

　　具體是怎麼拼搏奉獻的沒必要再談，大家都太熟悉，只是在忘我的奉獻精神背後，到底是什麼在支撐，這纔是不想被冠以“剝削員工”名號的資本家需要思考的。

　　日本的社畜一向是以奉獻自己的企業爲榮的，至少某一輩日本員工是這樣，他們用企業爲自己冠名，自稱“松下人”“雅馬哈人”……歸屬感可見一斑。

　　松下人所在的松下電器是日本最初提出終身僱傭制的公司。創始人松下幸之助在最初就給了員工這樣的承諾，“松下員工在達到預定的退休年齡之前，不用擔心失業。企業也絕對不會解僱任何一個‘松下人’”。

　　二戰之後，終身僱傭制在日本普遍推行開來。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認爲，終身僱傭制其實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種演變：員工對待公司有着某種忠誠度，而公司也會善待員工及其家人。

　　這是一種相互的關係，而非單方面的無理索取，等到榨乾了一方的價值，便一腳踹開。這樣的文化也是日本社會認同的，員工像武士一樣忠心耿耿，玩命奉獻，跳槽的人收入反而會下降。

　　就算是在企業難以爲繼的時候，要求員工做出犧牲，也不是理所當然。

　　1949年，戰後的豐田汽車急需重建，但銀行的貸款前提便是讓其裁減冗員。但創始人豐田喜一郎不願意裁人，甚至想自殺謝罪，但不裁員，就只有破產。最後豐田喜一郎的決定是辭去了自己公司職務，以作爲裁員的表率，終於打動了員工，自願離了職。

　　而對於企業來說，爲員工提供好的福利、工作機會是他們的使命，無論倡導怎樣的經營理念，都應以不作惡爲前提。還是松下幸之助老先生說得好：企業是社會的公器。

　　當然，不管東方西方，公司員工爲了自身利益與公司對抗、鬥爭的故事也都屢見不鮮，但不能否認，那些得以善終的，往往是領導人與員工共進退的企業，而絕非想着，你不接受996，總有人接受996的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