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戒中心，電擊是被輿論討論的最多的內容，但這裏絕不僅僅只有電擊。

　　作者 | 差評君

　　來源 | 差評

　　自 2006 年開辦以來，根據不完全統計，被送去山東臨沂第四人民醫院網戒中心治療的人數超過 7000 人，這裏是父母眼中拯救孩子的天堂，是孩子眼裏的地獄，也是當地醫療衛生系統的金字招牌。

　　十多年過去了，我們想知道那些孩子都還好嗎？這有關家庭，有關教育，涉及社會偏見，阻力和接納，我們希望通過他們的故事帶給大家一些思考，當悲劇發生時，除了口誅筆伐，還能做什麼。

　　如果你被關進精神病院，怎麼證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1973 年，擁有心理學和法學雙學位的 D.L.Rosenhan 成立了一個 “ 僞精神病人聯盟 ”，這個由研究生、兒科醫生、畫家、家庭主婦等組成的 8 人團隊在美國東西海岸 5 個州的 12 所精神病院掛號，結果7人被診斷爲精神分裂症，1 人爲狂躁抑鬱症。

　　1973 年，Rosenhan 在著名學術期刊《 科學 》上發表了論文 “ 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 ”，提出了精神病診斷中病人標籤化的問題，即只要一個人被認定有精神病，其一切行爲都會被視爲反常。

　　就像是精神病院病人說自己沒有病，醫生都會把 “ 否認 ” 看成是發病的一種特徵。

　　33 年後，在中國山東臨沂小城，在第四人民醫院的網戒中心，一個又一個孩子試圖證明自己 “ 沒病 ”，他們又哭又鬧，他們求助同伴，求助父母，最終一切的聲音都在一號住院樓 2 層東側的小房間裏戛然而止。

　　“ 你有病，你需要治療。”

　　“ 我有病，我需要治療。”

　　父母喜極而泣。

　　楊叔笑眯眯。

　　（ 曾經網戒中心的大門，似乎不再有存在過的痕跡 ）

　　通電，過電，通電，過電。

　　去年，大雄離家出走，逃到了大學同學家，從此和父母斷絕了聯繫，而原因，是父親要第四次把他送去網戒中心 “ 好好教育一下。”

　　第一次進去的時候，他還是高二。十二年過去了，他和父母的關係沒有任何改善，有的只是越來越深的積怨，和難以消弭的心理創傷。

　　17 歲那年，大雄被父母以 “ 參加夏令營 ” 的名義騙到了網戒中心，接受了一個週期，也就是四個半月的治療。

　　未成年的他，被簇擁着請進了 “13號室 ”，被人按住手腳，兩個電棒按在太陽穴上，一個電棒不動，另一個電棒經過額頭，從一邊滑到另一邊太陽穴，十次一個週期。

　　“ 滴滴滴滴 ”，通電，過電。

　　初次過電的孩子，被問的問題大同小異，目的是爲了讓人服軟，電十次，問一句話，再電十次，問下一句話。

　　就像是砧板上的活魚，原本大吼大叫的大雄老實了，不再叫着要 “ 要自由 ”，“ 要出去 ”，而是 “ 留下來 ”。

　　並不算完，即便如此，他還是體驗了 20 毫安的量，爲的是震懾，因爲楊叔最恨 “ 出爾反爾的人。” 如果出去和家人胡說，就要再次 “ 享受 ” 治療。

　　通電的那一瞬間，他因痛苦而緊閉的眼睛裏出現了 “ 一條平直的黑白線 ”。

　　那年，13 號室用的還是 DX-ⅡA 型電休克治療儀器。

　　上世紀 90 年代治療狂躁型精神病人的一種抽搐型治療儀，因爲治療方法劇烈，對於心肺功能較差、嚴重肝腎疾病、老人、兒童慎用，否則將有造成認知損傷的危險。國內生產儀器的廠家在 2000 年批文到期，已停止生產使用。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網戒中心 2008 年在輿論壓力下撤換該治療儀，以低頻脈衝治療儀代替之。

　　大雄在 13 號室接受治療的同時，送他來的母親也被盟友（所有入住網戒中心的都被稱爲 “ 盟友 ”）家長團團圍住，以自家孩子的生動事例證明楊叔的妙手回春。

　　大雄說，只要家長有質疑，被電的一定是孩子，通過更溫順的表現證明治療效果。

　　這就形成了一個絕望的閉環，反抗只能適得其反，出去的唯一辦法是接受治療，因爲，他 “ 有病 ”。

　　大雄懷着最後的希望給未一同前來的父親打了電話，告訴他 “ 這裏不能呆，我被電了。”

　　另一邊，母親彙報 “ 一切都好。”

　　手機被收回，大雄就像落水的溺亡者，失去了最後的浮板。

　　被送進來之前，農村的大雄考到了城裏一所重點高中，但是城裏同學說的話，做的事總讓自己覺得不那麼舒服，幾次衝突下來，大雄覺得自己 “ 被欺負了 ”。

　　“ 老師不管，爸媽說我處理不好和同學的關係。”

　　不想上學，成了大雄被送進網戒中心的理由。

　　大雄現在總結當時的心境，大抵是因爲 “ 自卑而自尊心過強，在不被理解的校園環境裏孤立無援。”

　　那時的他看來，退學去打工，可能是消除偏見和不友好眼光的最好手段。

　　經過四個半月的 “ 治療 ” 過後，大雄轉學到一所農村高中。同時，爲了離開，大雄的父親還拉了大雄的表哥到網戒所治療。（爲了維持網戒中心的規模，出院的盟友家長多多少少都要在楊叔的暗示下 “ 拉新 ”。）

　　短時間逃離了父母的管束，周圍的同學都是農村孩子，在新的學校大雄又 “ 活了 ”。直到現在他都認爲自己高考沒太用功，但是那種 “ 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 的氣氛，讓他獲得了一段難得的快樂時光。

　　實際上，第一次從網戒中心出來，到新高中的第一天，他就發現自己的記憶力和認知能力和以前不太一樣了。

　　“ 上午剛分了宿舍，中午還休息過，晚上回來就不記得了。”

　　因爲被迫留級，之前學過的課程居然也想不起來了。

　　大雄覺得自己可能被電出點毛病了。

　　電擊，磕頭，下跪，“ 神 ” 賜的福祉

　　在網戒中心，電擊是被輿論討論的最多的內容，但這裏絕不僅僅只有電擊。

　　磕 “ 等身長頭 ”（西藏佛教的一種拜佛儀式，以三步一叩的形式表達對佛祖的無上崇敬。）是表達感恩和悔過的重要輔助手段。

　　每天早晨六點起牀跑步，八點上點評課（網戒中心重要的 “ 教育 ” 形式之一。以介紹新盟友、前一天盟友問題情況的處理，楊叔講話爲主。）下午軍訓、晚點評（濤哥、蘭姐點評盟友的日記、周總結、月總結、出院總結等。）晚十點之後就開始磕頭，這是二次以後住院的和即將出院的盟友享有的 “ 教育加餐 ”，一般要磕 1000 個才能睡覺。而當時，被央視報道過的盟友兩兄弟一天要磕 3000 個。

　　（ 網戒中心的濤哥如今是副主任醫師 ）

　　“ 正常人要磕五六個小時，時間久了，他們異常熟練，一般兩個半小時就能結束。”

　　下跪，是懺悔的日常操作，輔之以眼淚，是讓父母滿意的最好手段。跪楊叔的教導，跪父母的養育，每次點評課總少不了這樣的橋段。大雄覺得虛僞透了。

　　“ 這裏，所有的盟友都是爲了生存的演員。”

　　因爲只要你稍不注意，等待你的就是電擊。

　　每晚睡前是大雄和母親獨處的時間，再也僞裝不了的他沒有再和母親講話。結果第二天，就被母親舉報孩子 “ 冷暴力 ”，在 “ 13 號室 ” 進行了 “ 治療 ”。

　　他發現，這裏的家長少有真正關心孩子心理健康的，他們關心的只是 “ 聽不聽話 ”。

　　大雄說同期的女孩兒胡青，根本不會上網，進來的罪名是 “ 早戀 ”，即使被電的時候依然大喊大叫，那次治療持續了很久，結束的時候，她的太陽穴因爲電擊太久出現了一塊錢硬幣一樣的傷疤。

　　“ 你還想當劉胡蘭？我就讓你看看劉胡蘭怎麼死的！”

　　在現場 “ 觀摩 ” 的他聽到楊叔這麼說。

　　還有家長主動要求加量的。一個本地的孩子補日記的時候和幾個盟友罵老楊，被別人舉報，上了治療牀。大雄親耳聽到他媽媽在外面大喊：“ 電死他！叫他不聽話！”

　　玩遊戲是不聽話，不願意留級是不聽話，不願意結婚是不聽話，學習上不去是不聽話，自由戀愛是不聽話，沉默寡言是不聽話。

　　只有聽話的 “ 精品 ” 才能出院，即使出來，也有可能隨時再被送進來。

　　大雄第三次進去的原因是 “ 不聽父親的話幫家裏裝修。”

　　那年大雄剛考上一所山東省裏的大學，他樂呵呵地向父母報喜，但是他們並不滿意。覺得 “ 沒有達到他們的預期。” 正值家裏裝修，不願幹活的他又被送了進去。

　　“ 我感覺他們嚐到甜頭了，覺得那兒是管教我最方便省事的地方，不聽話就 ‘ 電一電 ’。”

　　被送進去之前，大雄在老家還捱了父親一頓打。

　　未遂的第四次，既定的無家可歸。

　　大學畢業，大雄去了西北的煤礦，他喜歡那裏的大漠孤煙，也喜歡呆在自己設計的礦井下，最重要的是，他有了女朋友。

　　後來，礦上效益每況愈下，最後的六個月，大雄只拿到了 1500 塊工資，那時的他，又回到了山東父母的家裏，想要在家裏找個工作。

　　他感覺到父母並沒有因爲自己的回來而開心，因爲他失業了。

　　在家呆了沒幾天，大雄又被打了。

　　當天父親拿着找神婆請的藥（大雄說就是符紙燒糊了泡在藥酒裏。）讓大雄喝。

　　拒絕的後果不止是一頓打，父親又要打電話揚言把大雄送進網戒中心好好管管。

　　那是 2018 年，一年前。

　　大雄顫抖着逃離了那個家，在大學同學家暫住了一段時間，找到了工作。

　　後來他聽親戚說，對於那次的被打和出逃，父親對外的解釋是 “ 不孝子忤逆母親。”

　　自那以後，雙方再無聯繫。

　　關於和解

　　其實在成年後，大雄數次想站在父母的角度尋求一種單方面的和解和心裏的安慰。

　　在第三次出來之後，父親給大雄曾道過歉。

　　但是稍微一談，就是 “ 要不是你自己不上學，我們也不會花那麼多錢把你送過去。” 的論調。三次進網戒中心，父母前前後後花了近六萬塊，大雄的母親全程陪同，這也成了他們關心孩子的重要表現。

　　大雄發現，自己和父母好像從來談不到一塊兒去，嘗試溝通的結果就是被強制認同。

　　之後，大雄和父母再不聊這段經歷，如果忽略那七個半月，大雄覺得，再怎麼着，和父母也是血濃如水的親情。

　　但是，在對待親弟弟的事情上，大雄發現父母從來都不是一碗水端平的。同樣玩遊戲，同樣沒有幫着裝修，“ 弟弟比我玩的瘋多了。” 父母對弟弟的態度從沒對大雄那麼嚴厲過，更沒有把弟弟送去那兒（ 網戒中心 ）。

　　大雄從沒問過父母爲什麼，爲什麼都是兒子，爲什麼差別這麼大。大雄也不想問，他說自己現在平靜如水，已經不在乎了。

　　那場離家風波後，他徹底絕望，只剩下了恨。

　　如今，大雄在一家不錯的公司上班，除了沒有周末外，日子過得充實而緊張，年將而立的他依然等待着要網戒中心負責人楊永信 “ 付出應有的代價 ”，但是在法律的層面遇到了重重困難。

　　“ 律師說因爲不是外傷，心理和電擊造成的傷害無法評估，而且距離時間久遠，也缺乏當時視頻圖像證據。”

　　以 “ 心理疾病 ” 被送進來的孩子們，也因心理傷害難定責無法追究對方的責任。

　　至於和家庭，大雄聽親戚說父母已經把自己除名。

　　“ 死後寫不進家譜了。”

　　大雄說，這一切，都是楊永信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