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倡導知識成果開放的道路上，加州大學系統並非孤軍奮鬥，他們並不缺少志同道合的同行者。

（來源：《衛報》官網）

1：事件 “打破科研成果付費牆”

2019年2月28日，加州大學（UC）系統宣佈取消對荷蘭出版巨頭愛思唯爾（Elsevier）的訂閱。

這意味着UC系統下的學生和研究人員，將無法通過學校渠道免費獲取下載2019年1月1日之後發表在愛思唯爾上的文章。

作爲世界上最大的醫學與其他科學文獻出版商，愛思唯爾旗下出版2500餘種期刊，包括具有高影響因子的《細胞》（《Cell》）和《柳葉刀》（《The Lancet》）這兩大國際頂尖學術期刊。

每年，愛思唯爾公司出版的期刊共發表約35萬篇論文，同時愛思唯爾還提供世界最大的摘要和引文數據庫Scopus。

加州大學系統10所分校貢獻了全美近10%的科研發表量，其科研產出的18%發表在愛思唯爾旗下的期刊雜誌。

作爲推動公共資助研究資源開放獲取的領導者，加州大學系統與愛思唯爾在此前展開了數月的談判：愛思唯爾除向學校收取高達數百萬美元的訂閱費之外，還額外收取加州大學系統下產出的研究成果的大量版面費，這嚴重超出了學校財政預算的承受範圍。

加州大學系統因此提出了兩點要求：砍掉訂閱費，只交版面費，同時確保該大學系統在愛思唯爾旗下刊物上發表的所有文章向讀者免費開放。

對此，愛思唯爾儘管提出了部分談判條件，但拒絕完全免費開放加州大學系統在其刊物上發表的文章，還繼續上漲了訂閱費用。

2：原因 壟斷出版商的高盈利模式

現實層面的資金壓力或許是加州大學系統做出停止訂閱決定的關鍵原因。

據加州大學系統談判小組聯合主席Jeffrey MacKie-Mason表示，加州大學系統每年支付給愛思唯爾的訂閱費約爲1100萬美元，而愛思唯爾希望將這個數字再提高80%左右——“科學期刊的訂閱價格如今已經高到任何一所美國大學都望塵莫及的地步——不論是加州大學還是哈佛大學，或者研究所，都無力支付對全部期刊的註冊費。”

愛思唯爾的盈利模式飽受學界詬病。這主要是因爲它採用的雙向收費原則，使得大部分實際成本都被轉移到政府（納稅人）以及研究者身上。

科學家和研究者將研究成果免費上交給出版商，出版商享有這些成果的產權，並可以把發表後的成果賣給訂閱者（例如大學等研究機構），而作者本人不會得到任何利潤。

或者，如果作者想要使自己的作品被公開獲取，就需要向出版商支付一筆版面費。

由於大多數科學研究是由政府資助的課題，有報告稱，這種盈利模式是一個“奇怪的”“三倍工資”系統：“國家資助大部分研究，支付大部分檢查研究質量的人的工資，然後購買大部分出版的產品”。

這種模式在許多研究者看來是不合理的，例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生物學家邁克爾·艾森（Michael Eisen）曾在《衛報》撰文批評，出版業“有悖常理，毫無必要”，“應該是一個公共醜聞”。

即便如此，愛思唯爾仍憑藉其在科學出版界的壟斷地位，延續這種出版盈利模式。不過，許多人——即使是那些抵制者們——沒有考慮到的是，科研成果的出版與分享並不是一開始就掌握在出版商手裏的，事實上，正是學者自己促進了出版業的擴張，將科研成果變成高盈利的出版資源。

起初，科研成果由大學教授們自發組織進行審閱、編輯和出版，但這種做法的效率不高。有企業家捕捉到其中商機，說服學者們將成果交給專業的出版商進行編輯，因爲這樣能夠加快出版過程，並且進行更好的包裝。

事實上，科學期刊的市場是無限的，因爲科研成果無法相互替代，如果有新的專業期刊出現，學者們只會要求大學同時訂閱各種期刊，而不會用一種期刊來取代另一種。這就使得在二戰之後的幾十年裏，出版社發行的科學期刊數量增長驚人。政府對科學研究源源不斷的資助，也助長了科研出版市場的飛快成長。

（來源：《衛報》官網）

自上世紀90年代起，荷蘭最大的出版商愛思唯爾不斷向全球擴張，通過一系列併購一舉成爲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和醫學出版集團。面對互聯網信息共享的挑戰，愛思唯爾推出了互聯網時代計劃，向大學一次性提供對數百種期刊捆綁包的電子訪問權：只要高校每年支付一筆訂閱費後，其校內師生就可以在網站上下載愛思唯爾旗下的任何期刊文章。

來自蒙特利爾大學2015年的一份報告顯示，愛思唯爾擁有24%的科學期刊市場。他們儼然不再只是科學進步的夥伴，而已經擁有了控制科學文獻訪問的巨大權力。

對學術資源的巨大壟斷使得愛思唯爾能夠保持較高的利潤率，其科學出版業務的利潤率在2006年至2017年間從30.6%穩定增長至39%，超過了谷歌、蘋果等素以高利潤著稱的科技公司。

3：全球抗爭 “推動研究數據的開放共享”

正如加州大學教師學術理事會主席Robert May所指出的：“知識不應該只提供給那些具備支付能力的人，如果我們真的希望維護這所大學的使命，那出版成果的開放獲取是必須的。”

從更宏大的訴求來看，加州大學系統取消對愛思唯爾訂閱的舉動旨在推動研究數據的開放共享。

在倡導知識成果開放的道路上，加州大學系統並非獨自在戰鬥，他們並不缺少同路前行的夥伴。

2012年，英國數學家威廉·提摩西·高爾斯（William Timothy Gowers）發表了一篇博客文章，號召同行行動起來，抵制愛思唯爾。隨即一個名爲“知識的代價”（The Cost of Knowledge）的網站被建立起來。截至目前，已有1.7萬餘名研究人員簽署了請願書，承諾不在愛思唯爾旗下的期刊發表論文，不做審稿人，或不擔任編輯。

“知識的代價”網站上抵制愛思唯爾的漫畫

2015年，由荷蘭14所大學組成的談判聯盟要求愛思唯爾能夠免費開放荷蘭研究者的論文，否則將會取消訂閱。經協商，荷蘭談判聯盟以多付一些訂閱費的代價，換取愛思唯爾對荷蘭科研人員研究成果的逐步開放。

2016年，在中國臺灣地區，代表了超過140所大學與科研機構的臺灣學術電子資訊共享聯盟（CONCERT）也宣佈，由於愛思唯爾合約費用太高，2017年不再與之續約。

2016年，代表德國超過60所大學、研究機構和公共圖書館等共同權益的DEAL談判聯盟，向愛思唯爾爭取更低的價格及更爲廣泛開放存取權限的談判，以失敗告終。2017年起，60餘個德國科研機構不再訂閱愛思唯爾電子期刊庫。

2017年，祕魯政府取消了國家科學技術與科技創新委員會（CONCYTEC）訂閱愛思唯爾電子期刊的資金。

2018年，瑞士學術聯盟Bibsam也宣佈停止對愛思唯爾的訂閱。

2019年，挪威政府代表國內的44個研究機構，停止與愛思唯爾的合約。

儘管取消續訂會對校內科研人員帶來不小影響，但當愛思唯爾轉而與各學術聯盟下的機構進行獨立談判時，不少高校均選擇支持聯盟在談判中的決定。

例如，不少德國學術機構堅信，支持DEAL在談判中的堅定立場是他們唯一的選擇，因爲只有這樣纔有助於促成更爲良性合理的文獻訂閱收費環境，爲德國科學界的長遠利益做出貢獻。

德國馬普學會等機構更是發起了OA2020倡議，聯合 36 個國家、地區的 114 家機構，支持並敦促傳統訂閱期刊轉型爲開放獲取模式。

停止訂閱愛思唯爾的研究機構也竭盡全力提供替代方案，尋找其他途徑來獲取文獻資料。

比如，美國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圖書館組織起國際館際互借服務，由各研究機構圖書館協調館際間的文獻傳閱。

除了聯合抵制、尋找替代方案外，開放獲取研究成果運動中，也不乏其他手段。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等聯邦機構要求，受助人在論文發表後12個月內，需將論文存入公共儲存庫。

包括法國、英國在內的11個歐洲國家的主要科研經費資助機構，在歐盟委員會的支持下，聯合簽署了論文開放獲取計劃 Plan S，要求他們的受助人從2020年起，只能在免費訂閱的期刊上發表論文，這意味着，受助人將放棄在《自然》、《細胞》等需付費的頂級雜誌上發文的機會。

還有不少研究者仰仗全球最大的盜版學術論文網站 Sci-Hub，它由一位苦於學校沒有論文資源的俄羅斯學生Alexandra Elbakyan於2011年創立。到如今，超過97%的愛思唯爾期刊發表論文均可在Sci-Hub上免費獲取。

Sci-Hub官網截圖

4：困境與未來

看起來，愛思唯爾這樣的學術出版商遭到了聯合抵制：學者們拒絕供稿、評審，高校和研究機構拒絕訂閱，而負責分配科研基金的全國性機構也予以施壓。但免費開放研究成果獲取渠道的工作仍面臨一些困境。

最直接的困境與知識產權相關。鑑於發表作品的所有權歸出版商所有，Sci-Hub的做法確實侵犯了出版商的權利。

2013年，愛思唯爾要求國際貿易支付工具Paypal關閉Sci-hub創始人Alexandra Elbakyan的賬戶。2015年，愛思唯爾在美國提起訴訟，控告Elbakyan盜取大量付費文獻。2017年，愛思唯爾繼續訴訟，要求法院提供永久的強制令，並索賠1500萬美元。

美國法院裁定愛思唯爾勝訴。Sci-Hub的多個域名被封鎖。版權糾紛使得Sci-Hub網站多次遷址，同時，不少科學家也不願意使用盜版網站。

然而，比起法律上的限制，更大的困境來自於科研自身的運行方式。

例如，美國科學促進會批評Plan S的理由是“無法支持高質量的同行評審、研究出版和傳播”。一些頂級期刊出版商則聲稱完全開放獲取會造成期刊質量的下滑。

（來源：《衛報》官網）

事實上，學術出版商的壟斷權力不僅僅來自於研究成果的產權資源，更來自於旗下頂級期刊所代表的學術權威——這與研究者的成就、升職，大學的學術聲譽，甚至整個國家的學術水平評價都息息相關。

大批研究者的職業生涯是否成功，取決於他們的論文發表情況，其專業水平的高低，也取決於作品發表的數量、引用情況以及發表期刊的水平和影響力。

一些學者會依據頂級期刊的選稿標準，去生產更容易被期刊接收的論文。許多國家的高校甚至會爲在高影響力期刊上發表文章的學者提供獎勵。

從某種程度而言，學者的職業生涯已被鎖定在出版系統中。一篇《衛報》報道顯示，2016年愛思唯爾合計收到150萬篇投稿，最終發表42萬篇；1400萬名學者選擇通過愛思唯爾發表他們的成果，還有80萬名學者參與了論文的編輯和同行評議。

因此，學術成果公開獲取所面臨的挑戰，遠非止於高校與出版商巨頭的經濟博弈。雖然加州大學系統與愛思唯爾的解約代表了推進科研成果共享事業的一個進步，但解約之後，如何改進相關學術評價制度，仍值得全球學者和研究機構認真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