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李嚴筠同學為「量化歷史研究」公眾號寫的推送，轉載已經公眾號同意，拉到底部可以看公眾號簡介。

同一民族內的個體常具備相似的遺傳特徵，以及共同的語言和文化認同。近年來，學者熱衷探討民族多樣性如何影響政治和經濟，探討民族多樣性成因的文章卻不多見。非洲是研究民族多樣性的合適場景：五百多個民族、常見的「跨界現象」、深重的現實意義——今日，民族問題仍然尖銳，民族衝突嚴重拖累發展。探究民族多樣性的起源，有助於理解及解決相關問題。

Cervellati 等三位學者的工作論文「Bite and Divide:Ancestral Exposure to Malaria and the Emergence and Persistence of Ethnic Diversity in Africa」從流行病學角度研究了非洲種族多樣性的起源。他們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由於嚴格控制聚居人口或限制遷移能有效限制病原體的傳播，瘧疾疫情頻繁的地區將更容易產生倡導行為隔離的社會準則。許多規模較小、在地理上隔離且封閉的民族應運而生。與此相關聯，瘧疾肆虐的地區，族內通婚比例更高：由於某些基因遺傳病（如地中海貧血和鐮刀型貧血）可以增強人對瘧疾的抵抗力，同族通婚能有效地保證抗瘧疾的免疫基因不被稀釋，提高族羣在瘧疾下的存活率。

本文的分析單位為1經度x1緯度的網格。民族分佈信息來自民族地理參考資料庫（GREG）。文章使用每一網格內，各民族佔據面積的平均值作為民族多樣性的代理變數——各民族平均佔據的越少，說明該網格內民族總數越多，單個民族規模越小；瘧疾數據來源於Kiszewski等人2004年時，利用各地地理氣候條件和蚊子生物學特徵建立的「瘧疾穩定性」指數。這一指標反映了各地在長時段內發生瘧疾的可能性。

圖一左展示了各網格內的平均民族規模，圖一右展示了各地的瘧疾穩定性的均值。不難看出：兩者間存在負相關。回歸結果進一步證明：瘧疾穩定性高低與當地的民族規模大小顯著負相關。在回歸中控制包括崎嶇度及耕作方式在內的多種地理和氣候變數後，這一結果仍然穩健。文章接下來在探究了瘧疾在基因和文化層面造成的影響。

作者亦使用了歷史上實際發生的病原體的傳播情況——1900年時非洲人羣的瘧疾患病率作為瘧疾的代理變數。為找出瘧疾是通過何種渠道影響民族規模，作者使用血液樣本中達菲抗原（前殖民時期應對瘧疾病原體的一種免疫基因）的出現頻率作為因變數進行回歸分析。兩者關係如圖2所示：1900年時的瘧疾疫情與前述基因的出現頻率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這一結果佐證了基因層面的選擇在「瘧疾——民族多樣性」這對關聯中的中介作用。

接著，作者使用與非洲同緯度的美洲（圖3）做了一個反事實檢驗。一方面，美洲的生物氣候條件同樣適宜瘧疾的傳播，自變數「瘧疾穩定度」的地區分佈也因此與非洲相似；另一方面，在歐洲殖民前，美洲內部不存在瘧疾的病原體。因此，殖民前的瘧疾穩定度對美洲民族的形成應該沒有影響。回歸結果確實如此，這進一步排除了地理隔離（如地形）和生產方式可能對前述結果產生的幹擾。

最後，作者探究了長期瘧疾暴露的持續性影響——探究因瘧疾而生的行為隔離和民族認同感是否持續至今。藉助DHS調查數據以及居住於其它族羣中的移民的信息，文章發現：在瘧疾頻繁的地區，各民族羣體的居住往往彼此分離，彼此之間也幾乎沒有融合。圖4以奈及利亞和喀麥隆為例，說明瘧疾對於今天的同族婚姻率仍有持續影響。以上結果說明：歷史上的瘧疾感染之所以對今天仍有影響，可能是因為瘧疾加強了民族認同感及同族通婚的民族文化。

本文通過量化方法驗證了由流行病學家和人類學家提出的一系列假說，確認了瘧疾在社會規範及文化形成中的關鍵作用。這些社會規範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限制了非洲民族間的民間交往和商貿往來；同時，這些規範也可能是惡化當今民族衝突問題的原因之一。

文獻來源: Matteo Cervellati, Giorgio Chiovelli, Elena Esposito. Bite and Divide: Ancestral Exposure to Malaria and the Emergence and Persistence of Ethnic Diversity in Afric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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