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風 ”五四百年青年文化巡展的時光寶盒裏，12臺電話的鈴聲此起彼伏，聽筒的那一邊，是由演員扮演的6位“90後”。他們來自百年前的中國，都不約而同地在不同時期做了特別的歷史選擇，他們在電話裏與當代“90後”對話。

　　沉穩的男中音似乎就是他上街演講的嗓音。羅家倫，五四運動的學生代表之一，時年22歲的他靠着一張長桌一口氣寫成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這成爲五四運動當天唯一的印刷品。

　　電話裏的“羅家倫”好奇現在的11月11日是什麼日子，這個如今有多重含義的日子，在19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勝利日，“我們這個一直被迫割地賠款的國家，戰勝了啊！”電話裏，“羅家倫”帶着自豪與歡欣。

　　常懷愛國心的“羅家倫”感嘆，在國難面前，他們那代青年選擇了挺身而出，甚至隨時作好了入獄的準備，也正是他們，中國歷史的風向逐漸開始改變。

　　1919年，時年25歲的鄧中夏也是青年鬥士中的一員。“我們捐款向巴黎拍電報，爲遊行隊伍寫標語。有人被軍閥抓走了，就有更多人去主動申請被抓。監獄裏人多得裝不下，連校園都被闢爲臨時監獄。”電話那頭的“鄧中夏”動情地說着過去的崢嶸歲月。

　　電話接通，在模擬來電的1919年6月28日，沒有人比顧維鈞更憤懣了。他是巴黎和會的中國全權代表，經歷了中國作爲戰勝國卻仍要揹負不平等條約的屈辱一刻。

　　“我在和會上演講說，山東是孔孟之鄉，華夏的文化搖籃，中國的聖人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聖人耶穌，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電話裏的“顧維鈞”的語氣越來越急促，這個年幼時就被甲午戰敗陰影籠罩的青年，曾立誓爲國雪恥。但如今即使勝利，也沒能改變什麼。

　　圓鏡片、八字鬍、黑大褂，“李大釗”不苟言笑的聲音出現在了電話裏。和學生印象中的一樣，他微笑地說出自己“現在身在牢裏”，雖然見不到理想中的“青春中華”，也死而無憾。

　　而革命的血液也註定了他對青年的熱切關注。時至今日，電話裏的“李大釗”最關心的仍是“青春中華的到來”，那個他們幾代人拼命追尋的活力中華，“如果真的來了，就替我抱抱它珍惜它吧”。

　　“你們認識了我的朋友閏土、我的學生劉和珍，我也好奇，如果他們生在你們這一代，會是什麼樣的。”電話那頭的“魯迅”說。

　　百年前的五四街頭，女性的聲音同樣出現在抗議示威的人羣中。作家石評梅回憶，五四運動中成立的北京學生聯合會，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男生和女生一起集會。

　　“在我們的年代，女生纔剛剛可以跟男生同校。湖南一位女士爲了反抗包辦婚姻，在花轎中刎頸自殺。”電話裏的“石評梅”爲姐妹們開始覺醒而喜悅，也笑着說起自己最終未能成功的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