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君說——

啥是佩奇我不知道，但你也不知道啥是“按鈕”。

在如今，按下按鈕這個動作是我們工作、娛樂和交流方式所不可缺少的，但“反對按鈕”的呼聲也由來已久。1903年，法國貴族卡斯特蘭侯爵在一篇報紙社論中哀嘆道:

人們不再需要通過說話來獲得服務。當你走進一家酒店，按下按鈕，一頓豐盛的午餐突然出現在你眼前。十秒鐘後你又覺得有些冷;那麼只要按下另一個按鈕就可以了!你的壁爐被魔法點亮了。電動按鈕已經成爲世界的主人，它克服了距離，消除了預先考慮的必要性，甚至完全消除了思考的必要性。

就像20世紀初的許多觀察家一樣，夾在浪漫主義樂觀主義和工業化引發的道德恐慌之間，德•卡斯特蘭有這樣一個思考:“你不認爲這種機制的驚人擴散可能會讓世界變得極其單調嗎?”不再與人打交道，而是要依靠這樣一個小小的東西。當一個手指的動作就能喚起一個人的慾望時，按按鈕會讓生活變得太簡單、太無趣或太機械。對卡斯特蘭來說，對機器的依賴使天平更傾向於“機器”，而不是人類。他焦慮地預測到，“過於簡單化的將完全抑制生活的樂趣”。

這種對按鈕的厭惡，再加上對發明按鈕前生活的懷念，以及認爲行動就必定要與世界直接接觸的信念，一直在20世紀初的流行話語中不斷湧現。弗蘭克·多蘭斯·霍普利所寫的Push-the-Button Man’(1924)中主人公凱裏迷戀於整天坐在辦公桌後面,按按鈕命令別人工作,但最終他卻不得不從他的生活中刪除按鈕，通過反按鈕的戲劇性行爲來找回原來的自我:

他在桌旁坐下，眼睛盯着那塊幾乎證明他完蛋了的呼叫按鈕。有12個按鈕;白色，黑色和紅色。凱裏拿出他的刀子，割斷了連接他們和其他課桌的線。按鈕掉到了地上;凱裏把它撿起來，又從信箱裏拿出一張紙，寫到:“我把我桌上的鈕釦送給你，因爲我再也不要了。”把它們作爲過去的紀唸吧。今晚見，我會向你解釋。

凱裏毫不誇張地、象徵性地切斷了自己與辦公桌上按鈕的聯繫，這讓他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並接受了“白手起家”的美國人的精神:“這很值得，在那裏，人們創造了自己;他們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美德才能贏得勝利;而且——那裏從來沒有人按過按鈕。”

霍普利的故事聽起來像是對按動按鈕的管理者和官僚主義的警告，主張白手起家的人靠自己的努力爬到最高層。按鈕代表着權利和懶惰，按按鈕則代表着等級制度和不平等的管理風格。就像在他之前的德·卡斯特蘭一樣，霍普利認爲他的主角(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一個沒有按鈕的世界。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的社會、技術和歷史環境尤其加劇了對“按下按鈕”的批評，儘管新技術的目標是通過用自動化取代以前費力的過程來大幅提高效率。例如，人們對手的使用越來越擔心，因爲許多創新涉及德國批評家沃爾特·本傑明在1939年所描述的“手的一次突然變化（觸發了一個多步驟的過程）”，其中“手指的一觸足以無限期地固定一個事件”。工程師們吹噓說，他們用易於使用的電機取代難以操作的手動機械:起重機代替了傳送帶和溜槽，而按鈕則取代了“費力的手動槓桿”和各種“拉力”。

相比之下，對於這些快速技術變革的批評者來說，“手工”或“手工”進行一項活動不僅意味着付出更大的努力，而且這也意味着人們從事一項基本的人類活動。作家喬·米切爾·查普爾在1908年引用了許多重要的宗教和社會實例，無論是爲了治療、親密關係，還是爲了“個人接觸”。在這方面，按按鈕——用機器代替手工勞動、手工藝和通訊——可能會動搖手與人性之間根深蒂固的聯繫。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們的《共產黨宣言》(1888)中預言了這種焦慮:

由於機器的廣泛使用和勞動分工，無產者的工作失去了一切個性，因而失去了工人的一切魅力。他成了機器的附屬物，對他來說，這只是最簡單、最單調、最容易學會的本領。

馬克思和恩格斯貶低工廠技術使工人成爲“附屬物”——一隻萎縮的手僅僅是爲了提供機械的功能而增加的——從而提出，機器導致了人類對生產和勞動產品的異化。鈕釦代表了技術勞動戰勝人類勞動的典型勝利。但不是所有按鈕被認爲壞處頗深:1888年柯達布朗尼相機的廣告口號(“你按快門,其他交給我們)依賴於用戶的簡單的過程,和較之攝影以前繁瑣的過程,可以保存打印照片。對於數百萬拿起布朗尼相機的人來說，按下快門是他們想要的，也是值得慶祝的。

對冷戰的恐懼曾集中於一個按鈕

早期的按鈕能讓光線立即出現，以防人們在黑暗中摔倒。也能對火災等緊急情況發出警告，使救援工作更加迅速。能控制汽車喇叭，也能讓旅館和餐廳提供服務;既能控制電梯，也能將攝影推向大衆。1895年，一位作家預見了當今的互聯網時代，設想了一個“理想的未來，那時的生活將是坐在椅子上，按下按鈕”。按下按鈕的行爲意味着舒適、方便和便於控制，這是工業化令人興奮的一點，當然同時也可能代表懶惰、去殺戮或異化。

這些抱怨一直延續到20世紀。1968年，法國社會學家和哲學家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哀嘆說，按鈕、槓桿等“讓人類變成了一個全球活動的參與者，但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只是一個小小的角色，或者只是旁觀者”。這種被異化的“旁觀者”角色暗示了人類的無能，讓按下按鈕的人旁觀機器去執行假想的真實行動。並非巧合的是，在這個時候，冷戰時期對想象中的按鈕戰爭的恐懼，集中在一種妄想上，即只要按下一個按鈕，就會走上不可阻擋的核戰爭道路。雖然一個俄羅斯人或一個美國人的手指可以作爲一個觸發器，但真正的力量似乎在於炸彈本身，因爲人類將無助地看着核毀滅展開。

今天，技術已經從鮑德里亞的時代發生了巨大變化，更不用說馬克思的時代了，但對“按鈕”的貶抑仍然很普遍。反對無人戰爭(或按按鈕進行的衝突)的論點，往往集中在將奪去生命的嚴重行動過於簡單化、非人化和產生一種疏離感。在其他情況下，對按按鈕的指控也帶有類似的基調，比如批評沉迷遊戲的玩家，攝影和電子音樂狂熱愛好者，以及滿足於用電視遙控器打發時間的沙發肥宅們。在每一種情況下，按下按鈕的人的參與都被認爲是超然的、不熟練的，而許多批評的焦點都集中在這樣一個事實上:按鈕拉開了這些形式與人類生活的距離。

儘管有這些抱怨，按鈕仍然無處不在。web頁面和應用程序上的圖形用戶界面提供了各種各樣的按鍵來點擊和觸摸。在社交媒體上，“贊”、“愛”、“悲傷”、“哇”等情感表達按鈕十分常見。電梯、咖啡機、遙控器和方向盤上還繼續用着實體按鈕。按鈕的批評者似乎更渴望一個沒有鈕釦的世界。事實上，最近的一些技術設計已經避開了按鈕，轉而採用基於手勢的控制(比如微軟Kinect或任天堂Wii)或語音激活(比如亞馬遜的Alexa或蘋果的Siri)。

在其他一些例子中，比如蘋果的iPhone，該公司誇口說要用面部識別技術來取代以往設計的解鎖按鈕。蘋果營銷高管席勒在這款手機的發佈會上說，你看手機是爲了解鎖。“你的手機知道你長什麼樣，你的臉就成了密碼。””同樣,波蘭界面設計師Wojciech Dobry認爲,要思考讓按鈕變少”,在用戶界面設計師想象的“減少按鈕”的烏託邦,人們可以簡單地鼓掌表達熱情,使用他們的聲音來執行一個命令,或用手指拖拽物品光滑玻璃屏幕。多布里猜想，作爲19世紀的遺物，按鈕不需要一直用到21世紀。

這些努力表明，如果沒有按鈕，我們的世界可能會變得更好，因爲我們可以與日常生活中的技術進行更“自然”的互動。這些響應反映了一個事實，即按鈕肯定有一定的技術限制。例如，它們可以在一定範圍內限制用戶的選擇，如on/off、yes/no或start/stop，而不是一系列選項。在某些情況下，撥號盤、拍手或語音命令可能確實比按鈕更有效——可用性問題應該成爲任何設計對話的首要問題。

然而，企業和設計師往往沒有認識到的是，對按鈕的抱怨與其說是因爲與按鈕本身，還不如說是與這些按鈕所處的社會和技術環境有關。通過觀察對按鈕的抱怨背後的潛臺詞(無論是歷史上的還是現在的)，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製造商、設計師和用戶都必須關注爲什麼按鈕總是會招致批評。這種消極傾向涉及三個主要主題之一:對殺戮的恐懼;對缺乏用戶代理/控制的失望;或因權力關係不平等而產生的憤怒。

應該按幾次電梯按鈕?那個按鈕有什麼用嗎?

首先，儘管將體力勞動委託給機器然人受益頗深，但社會長期以來一直在努力思考解決這樣一個問題:這些機器是否會抹殺人類並最終使人退出歷史舞臺。恩格斯和馬克思所稱的“附屬物”和鮑德里亞所稱的“旁觀者”，是不重要的身體，它們的存在只是爲了支持機器的功能。按鈕本身不會或不可避免地降低工人的工作效率;事實上，在過去的100年或更長的時間裏，爲了教會人們如何在正確的環境中按下正確的按鈕，需要進行大量的培訓。只要看看飛機駕駛艙、汽車儀表盤或製造設備控制室的複雜界面，你就會明白，按按鈕往往需要深入的知識和精心培養的實踐。

伴隨着對技能的關注，當用戶不理解按鈕在特定環境下是如何工作的(這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他們經常會感到沮喪，因爲他們感覺自己並不是真正的在控制機器，機器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於他們的操作而工作的。有些按鈕，按一下，卻毫無反應，讓用戶目瞪口呆，無從下手。按鈕還可以在其不透明的設計中提示用戶代理和有效性的問題。舉個例子，一個人應該按幾次電梯按鈕才能迅速到達自己的樓層?那個按鈕有什麼用嗎?同樣地，這個被恰當地命名爲“安慰劑按鈕”的按鈕也提到了一個事實，即許多按鈕仍然存在，按鈕缺乏反饋可能會留下一些令人抓狂的問題，比如“真正的”控制。

最後，或許也是最讓人惱火的是，當人們意識到自己被控制着去做事，而其他人卻在進行控制的時候，他們就會嚴厲地批評“按按鈕”行爲。再一次回到霍普利的故事中，很明顯作者害怕“按鈕管理器”，因爲它代表了濫用權力。霍普利目睹了科學管理和辦公室官僚做法的興起，他指責按鈕造成了管理人員和低層員工之間令人壓抑的距離。這些經理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辦公桌前，輕輕一按就能執行命令，而他們下面的人則必須地埋頭苦幹。

類似的抱怨也出現在僕人中間，他們抱怨家庭主婦對他們的虐待。這種不平等依然存在:當一個人在網上按下、點擊或點擊一個按鈕來訂購一種產品時，交付該產品的不是這個按鈕，而是一些(通常報酬很低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必須根據需求做出反應，從生產到交付。按鈕的工作原理是讓事物(和人)隨叫隨到。然而，這種魔力往往掩蓋了驚人的不平等的權力概念。

這些畫面所展示的其實更多地與社會關係有關，而非按鈕，它們展現了按下按鈕的行爲是如何捲入特定時刻的文化和政治環境的。在調查了一個多世紀以來對按鈕的瘋狂樂觀和道德恐慌之後，很明顯，是時候結束按鈕(或許還有所有界面)在人們的談話、寫作和文化想象中被美化或妖魔化的方式了。重新思考按鈕的作用，與其說是決定它們是“好”還是“壞”，不如說是超越它們在流行文化和流行話語中的標誌性功能。

將注意力從按鈕是否應該存在轉移到它們在特定上下文中如何在社交和技術上發揮作用，開啓了日常生活中界面交互的一個新領域。舉幾個例子:按鈕是否放在玻璃後面，孩子們是否能在博物館觸摸到它們，以及對講機按鈕是否能安裝在病人的牀邊，這些都很重要。誰可以接觸，在什麼情況下?誰會注意到按按紐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