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聚焦丨關注數字化轉型
當前，世界正處於新一輪科技革命和數字化轉型突破的歷史關頭。數字化轉型推動產業轉型和經濟轉型，爲經濟社會發展注入強大動力。面對潮流，企業或興奮於追逐可能出現的商機，或焦慮於落伍時代步伐的風險，紛紛奮勇爭先。在歷史潮流面前，如何才能擁抱數字化轉型，以求立於潮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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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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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時報記者 郭錦輝
隨着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消費者的消費渠道、消費習慣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在過去幾年，美團、餓了麼等以外賣爲主的移動平臺發展很迅猛。
“過去幾年，我們的堂食每年都有略微下降，但是在外賣市場上有比較大幅度的增長。外賣在整個中國餐飲行業的佔比大概是10%，但是未來的增長速度將可能達到傳統餐飲的兩倍到三倍。”真功夫餐飲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潘宇海不久前在一次論壇上向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在內的聽衆表示。
消費方式的變遷是互聯網時代的大勢所趨和縮影。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自動駕駛等新型數字經濟正在形成，已經加快了與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滲透和融合，從而推動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
積極擁抱 智慧行動
數字技術革命正在世界範圍內推動社會生產方式向數字化轉型，對整個經濟體系產生滲透和重構。如何將數字技術與企業自身轉型升級實際相結合呢？
作爲全球最大的商用車製造商之一，沃爾沃集團的研究認爲，數字化正在加速推動商業運輸中三大趨勢的發展，即電動化、自動化和網聯化。隨着運輸業的數字化轉型、不同類型的實體，如電器、機械、車輛甚至運輸基礎設施之間相互互聯，使新的功能更有可能出現，先前單獨的活動如今可以互聯、整合和重組，從而增加彼此的聯繫。這對行業的產量、質量和生產效率都可以帶來重大的積極影響。交通運輸行業的數字化轉型還爲智能汽車產業的未來發展和“把交通出行作爲服務”的理念奠定了基礎，
如今，許多傳統企業正在着手開展數字化轉型，通常來說有兩大目標：實現供應鏈和內部流程的自動化；通過開發數字化產品和服務來推動創新。然而，領先的數字化企業，比如谷歌、亞馬遜、阿里巴巴等，已經遠遠超越了這個階段，實現徹底重塑企業的運營體系。
在歷史潮流面前，積極擁抱數字化需要智慧。波士頓諮詢公司的研究認爲，一套數字化戰略不可能適用於所有類型的企業，但所有企業在數字化時代都能夠找到更好的方式來思考並制定戰略。雖然市場規模、市場細分和成本管控的戰略概念仍然成立且十分重要，這意味着傳統的概念評估方式——每三到五年爲一個規劃週期——已經過時。
專家認爲，商業模式的改變需要從根本上對組織進行重新設計和升級。而在數字化時代，激活和重塑領導層的思維方式、重新設計組織架構、打造數字化人才團隊、打造數字化文化等可以對組織機構進行賦能。同時，在數字經濟時代，政府職能轉變的數據驅動特徵更爲明顯，政府數據透明開放將更好地服務產業發展。
破除障礙 着眼長期
目前，我國製造業企業所處發展階段參差不齊，其數字化轉型既包括處於較低發展階段的企業提高信息化水平，也包括處於較高發展階段的企業實現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在有關部門引導和支持下，我國製造業數字化轉型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效，數字化、集成互聯、智能協同水平持續提高，工業互聯網應用規模不斷擴大。
對於我國製造業的數字化轉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研究員沈恆超最近的研究認爲，缺乏權威的數據標準、數據安全問題有待解決、數據開放與共享水平有待提高、技術基礎與信息基礎設施相對薄弱、對就業將產生嚴峻挑戰等問題仍存在，阻礙着製造業數字化轉型進一步深入。
沈恆超建議，有關部門應該完善支持鼓勵政策，促進工業數據標準建設與應用，加強數據安全保護，支持核心技術攻關，增強信息基礎設施支撐能力，推進國際合作，與再就業培訓、社會保障體系實現統籌規劃。
中國已成爲僅次於沃爾沃全球總部所在地瑞典的第二大市場。面對數字時代的機遇與挑戰，沃爾沃的研究認爲，數字時代中國汽車產業的創新驅動發展需要從三方面入手：首先，採用智能聯網車輛綜合政策，推動商業運營和技術發展的公平競爭。其次，創造穩定和可預測的立法環境，助力新能源汽車可持續發展，並確保所有參與者的平等地位。再次，採用立足全局、涵蓋多方的政策視角，推動車輛的數字化進程，並妥善解決相關的法律和政策問題。
數字化轉型是一項長期的戰略行動，需要長期投入和着眼於企業的長期績效提升。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李東紅提醒，積極擁抱數字化轉型的企業要警惕五大陷阱。它們分別是：戰略陷阱：把提供數字化解決方案作爲新增長點；組織陷阱：寄希望信息化部門承擔數字化轉型重任；工具陷阱：以爲引進數字化工具就萬事大吉；治理陷阱：以爲抓到數據就佔了優勢；業績陷阱：以爲數字化轉型能夠立竿見影。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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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時報記者 郭錦輝
伴隨着數字化轉型，數據作爲基礎性戰略資源的地位日益凸顯，數據確權、數據質量、數據安全、隱私保護、流通管控、共享開放等日益受到高度關注。面對數字化轉型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明晰數據產權，可以推動數據高效利用和深度挖掘，爲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提供保障。
數據隱私是底線
對於企業而言，數字化轉型一方面幫助企業提升內部管理和運營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加強與客戶的鏈接。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採訪的企業家普遍認爲，在保護客戶隱私安全的情況下，如何爲客戶創造更多的價值，這是數據應用的最基本原則。
愛康集團董事長兼CEO張黎剛表示，在醫療行業的數據應用方面，美國有專門的法案，對健康醫療數據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國內還沒有這方面的立法，但是有很多管理規定。比如，在隱私管理方面，很多企業會給員工安排體檢，我們不能把體檢數據給企業，除非員工同意。在運用數據進行科學研究方面，國家有一些指導政策。對於醫療領域的數據，國家還沒有完整的法律，我們希望法規政策未來能夠對從業者有更多的約束以及更好的指南。
據張黎剛介紹，在一線、二線城市，愛康集團去年服務超過700萬人的體檢。一些人體檢後發現一些異樣指標，可能拿着電子報告去其他醫院複查。未來，醫療機構之間的數據接口打通以後，體檢人員可以授權愛康集團把數據轉給其他醫院，但是這種權利歸屬於體檢人員本人。在獲得授權的情況下，數據才進行流通。權利歸屬用戶，服務機構之間打通，這是未來的發展方向。
“建築行業還沒有像健康行業的類似法規。廣聯達是參照歐洲最嚴格的個人隱私法規去規範數據服務。我們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考慮哪些東西不想讓別人知道。一定要有底線，不能拿着別人的隱私和商業祕密去掙錢，這是我們的價值觀，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要跟客戶簽訂一些協議。廣聯達也提供一些供應鏈金融服務，因爲要做風控模型，跟金融機構合作提供服務，因此需要知道客戶的一些數據。當然，這有許可範圍，在客戶的許可下、有約在先的情況下才去做後面的操作。”廣聯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刁志中說。
用友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杜宇表示，用友網絡絕對不會在沒有獲得授權的情況下就碰客戶的數據，這是底線。在授權允許的情況下，纔會開放部分數據。企業都希望能夠有更安全的數字運用環境，我們呼籲國家儘快完善相關方面的法律法規。
真功夫餐飲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潘宇海表示，現在社會基本上一切皆可數字化，聽音樂、看電影、看電視或者社交等一切都是數字。對企業而言，最關鍵的是要守住底線，要知道國家有什麼法律規定。當企業掌握更多的數據和進行數字化應用的時候，要更多圍繞以創造客戶價值爲中心，這纔是做企業的根本點。
“我本人是數字化的受益者，也是消費者。個人的數據隱私非常重要。但是，我們更多發現數字化社會能夠給消費者帶來非常多的便利。對於企業來說，知道客戶的數據，就可以知道客戶的很多行爲，更希望幫助客戶解決更多問題、創造更多的價值。在數據的規範方面，一定要有國家的法律和社會的規範作爲底線。只要企業以此爲原點，我相信數字化社會只會是好事，不會是壞事。”潘宇海說。
須完善數據治理體系
事實上，不僅企業界，一些政府官員和研究機構對於數字經濟時代的數據權屬及數據安全保護也呼聲很高。完善法律法規，加快數據治理體系建設日益成爲焦點。
公安部原副部長陳智敏曾經表示，在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進程中，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將層出不窮。但這些都應該是以對數據的收集、處理、加工和使用爲基礎、爲支撐的。數據的權屬問題包括所有權、使用權、管理權、交易權、享有權等沒有被相關的法律充分地認同和明確地界定。特別是國際社會沒有形成共識和通行的規則，這造成了很多國家在國際關係方面的一些矛盾。
陳智敏認爲，數據權屬問題關係到正在興起的數字經濟是否能健康、安全可持續地發展；已經成爲關係到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網絡安全、公民個人隱私安全和國際社會安全的重大問題。要把數據當作資產來處理，要明確信息資產的所有權，建議儘快立法明確數據的屬性。
對於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研究員田傑棠和戴建軍最近的研究認爲，數字技術革命正在推動數據成爲新的生產要素，亟須明確數據權利。應該分類確定數據權利，促進數據安全自由流通。
根據田傑棠和戴建軍的研究，數據權利的多樣性等特點使得其界定較爲困難。各國對數據實施分類管理，明確政府數據的公共屬性及個人數據權利內容，針對非個人商業數據推動建立數據產權，規範個人數據跨境流動管理，賦予監管機構爲履職獲取數據的權利。
田傑棠和戴建軍聯合呼籲，我國相關法規尚未將數據財產屬性納入數據權利範圍，需儘快明確各類數據權利內容。建議明確政府對政府數據管理使用的權利、責任和義務以及公衆的使用權利和義務，賦予非個人商業數據生產者所有權，明確自然人的個人數據權利，允許數據控制者對匿名化數據享有限制性所有權，加強跨境數據流動管理制度接軌，通過隱私機制和安全例外實現數據主權，規範監管部門爲履職獲取數據的權利和要求。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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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時報記者 郭錦輝
普惠金融以市場化運作爲基礎，綜合運用業務獎勵、費用補貼、貸款貼息、以獎代補等方式，重點服務農民、小微企業、城鎮低收入人羣、貧困人羣和殘疾人、老年人等羣體。公開報道的數據顯示，在過去十幾年裏，中國在推動普惠金融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銀行代理模式。在小微貸款增長方面，2018年年末，建行普惠金融貸款餘額6310.17億元，較上年增加2125.15億元，增幅50.78%，餘額和新增均居行業首位。2018年10月，中央財政下達2018年普惠金融發展專項資金100億元，比2017年增加23億元，增長29.85%。
目前，數字技術發展正深刻改變着普惠金融的發展方式。我國普惠金融的提供者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偏政策性的金融機構，如工、農、中、建等幾大銀行；另一部分則是相對商業化的機構，如基於互聯網而產生的新型金融機構等。隨着數字技術和普惠金融理念的不斷融合，數字普惠金融正成爲大趨勢。例如，許多銀行業機構藉助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不斷改善服務，創新推出手機銀行、直銷銀行等載體，讓普惠金融的服務羣體進一步擴散，服務效率、服務質量有了明顯提高。
中國是數字普惠金融的率先提出者。2016年9月，G20杭州峯會期間，G20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提交了3個有關普惠金融的重要文件，其中，採納了衆多中國數字普惠金融實踐經驗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是國際社會首次在該領域推出的高級別指導性文件。數字普惠金融未來在中國具有巨大的市場空間。
第一，發展壯大數字普惠金融，有利於促進普惠金融的商業可持續性。藉助數字技術，數字普惠金融可以消除時間和空間對金融服務供需的限制，促進信息的共享，降低交易成本和金融服務的門檻，提升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可能性、可控性，擴大金融服務的覆蓋面。
第二，發展壯大數字普惠金融，有利於實現包容性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可以探索破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難題，支持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的發展，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擴大就業等。普惠金融和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還可以助力精準脫貧和鄉村振興，同時也是中小銀行發展的新出路。
第三，發展壯大數字普惠金融，有利於引領金融科技縱深發展。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爲金融機構的普遍戰略舉措。據埃森哲的數據顯示，從2010年到2016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資總額從17.91億美元增長到231億美元，增長了12倍。到2020年這一數字將進一步增長兩倍。這預示着金融科技產業的巨大潛力。
發展壯大數字普惠金融需要把握好金融創新與風險防範的平衡，這樣才能讓普惠金融能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
首先，要加大政策支持，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大資金支持，讓各類金融機構都能享受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要積極擴大金融主體的市場準入，鼓勵金融機構開展數字普惠金融的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完善金融機構內部考覈機制，調動數字普惠金融從業者的積極性。鼓勵數字普惠金融領域的“雙創”。
其次，要完善徵信體系，營造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移動終端廣泛普及的背景下，發展壯大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必須重視數據的安全性、數據隱私權的保護。要加強網絡和數據信息安全的管理，引導企業切實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主體責任和企業社會責任。
再次，要加強金融投資者教育、金融消費者教育。很多消費者的數字化和金融知識有限，數字金融可能會加劇數據風險，因此需格外重視消費者教育，完善消費者保護舉措。
最後，完善監管體系，有效管理數字普惠金融的風險。金融風險隱蔽性高、傳染性強。機器學習、數據挖掘等數字化技術使得設備、信息、資金和人員互相聯通，在創新的場景中展現，這對傳統的金融監管舉措提出挑戰。發展壯大數字普惠金融，需要提升風險態勢感知能力，增強監管的統一性、穿透性、保障性，確保金融安全。同時，要克服“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弊病。
主 編丨毛晶慧 見習編輯丨谷 雲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經濟新聞網 http://www.ce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