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讀的話，板垣徵四郎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其實是“有功的”，作爲一名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儘管板垣爲了侵略中國而不遺餘力地充當各種角色，但此人戰略眼光差極，偏偏在抗日戰爭最關鍵的兩年掌握了日本陸軍中央，並且還是後來者東條英機的先導，兩個破司機把日本這輛戰車終於開進了深淵，最終雙雙斃命。

　　板垣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所謂“榮耀的第16期”和陸軍大學第28期，是昭和軍閥中統制派的中堅人物，同時在舊日本軍隊的中下級軍官羣體中極富號召力。從“九·一八事變”到僞滿洲國的成立，從內蒙古民族敗類德王的分裂活動到“鋼軍”第五師團長，板垣徵四郎幾乎參與了全面抗戰爆發前後所有罪惡的勾當，活躍在東北和華北的侵略戰場。

　　板垣被日軍中較有戰略頭腦的將領視爲“徒有熱血之輩”，亦即極富侵略熱情卻不具備領導戰爭的能力，所謂的“板垣之膽”正是有勇無謀的另一種詮釋。1937年初石原莞爾就曾試圖推薦他出任陸軍大臣，遭到以梅津美治郎等人爲首的日軍高層強烈反對，這才被下放到廣島師團擔任中將師團長。

　　板垣徵四郎

　　第五師團在忻口會戰、徐州會戰中表現頑強，倒不是板垣如何指揮能力高超，而是這支部隊的裝備精良和火力強大，相反，板垣在晉北和臺兒莊都曾被打得大敗。

　　這都不影響板垣的晉升，因爲他屬於日本陸軍掌權集團和昭和天皇欣賞的“行動派”，果然，1938年6月第二屆近衛內閣倒臺，板垣終於從中將師團長直接擢升陸軍大臣（陸相），與陸軍次官東條英機搭檔掌握了日本陸軍的人事權和戰略指導權。這兩個傢伙在關東軍時期就是搭檔，當時板垣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參謀長，而東條英機任關東軍憲兵司令。

　　板垣徵四郎被稱爲“秤砣”，東條英機則被叫作“剃刀”，兩個人都有一股子殺伐戾氣，又臭又硬，卻沒有成熟的戰略思想。而從裕仁重用這兩人可以看出，這是他對關東軍發動侵華戰爭的肯定和獎賞，他們上任後立即策劃傾舉國之力發起武漢會戰，試圖一舉打垮重慶政府結束戰爭，然而卻事與願違，國軍保持了基本主力撤入西南山區，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此時以前線岡村寧次和後方阿南惟幾爲代表的一批將領，堅持認爲既然已經打到這個份上了，就應該一鼓作氣直接進軍四川擊敗國軍主力，用武力佔領重慶迫使蔣介石投降。板垣卻認爲完全不需要了，他先是命令日軍佔領廣州、南寧等地封鎖中國的外援通道，同時對扶植汪精衛僞政府充滿了熱情，他認爲用這兩招雙管齊下，重慶政府必然跨臺。

　　岡村寧次和阿南惟幾等人據理力爭，結果全被大權在握的板垣給收拾了，岡村寧次被解除第11軍司令職務調回本土擔任閒職“軍事參議官”，阿南惟幾被趕到山西當了第109師團長。而日本人內訌這一時段爲中國的抗戰爭取了寶貴的喘息和調整之機，得以重整軍隊，接受蘇聯軍援，加強鄂西防務，重慶終於有驚無險。

　　事實證明，汪精衛政權根本沒什麼用，國民政府也沒有因爲被封鎖而投降，板垣徵四郎又輕易批准了關東軍在諾門坎挑釁搞事情，結果是日軍東一榔頭西一斧子四處蠻幹卻沒有任何戰略進展。裕仁火了，才明白板垣難堪大用，一腳將其踢出陸軍中央，就任新組建的“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因爲沒有晉升大將軍銜，這廝連總司令的職務都沒撈着。

　　板垣徵四郎與德王

　　板垣徵四郎回到中國戰場認職後，爲證明自己的能力和重獲認可，又親自策劃了誘降重慶政府的“桐工作”，並且對日本在香港的談判代表表示，如果重慶方面願意和談，他將親赴長沙與蔣介石面談，這都有點玩命的意思了，因爲長沙是中國軍隊控制區。結果不僅最後遭到斷然拒絕，國民黨軍統還在香港把日本代表好好騙了一次，板垣徵四郎再次大爲丟臉，從此徹底失寵，被日本最高決策層棄用和邊緣化了。1941年按資歷晉升大將，被派往東北亞擔任佔領軍司令，從佔領軍司令到後來升格的第17方面軍司令，總之就是乾點鎮壓百姓反抗的髒活，卻不能影響日本的戰爭方略了，期間曾回國擔任“軍事參議官”，步了岡村的後塵。

　　1945年4月，日本末日即將來臨之即，板垣調任駐新加坡的第7方面軍司令官，並於8月份在那裏向英軍投降。板垣徵四郎自知戰爭罪責難逃，賄賂英軍司令史密斯多達30萬美元的金銀珠寶，試圖逃往南美，不料英國將軍極不厚道，收了錢不辦事，反而加強了看管。年底被正式逮捕押回日本受審，被控十項戰爭罪行，宣判爲甲級戰犯。

　　1948年12月22日板垣被第一個送上了絞刑架，結束了罪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