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從「貧富差距」和「階級控制」兩方面分析鮑曼眼中全球化的後果吧。

一、貧富差距

在鮑曼看來，流動的自由成為晚現代或後現代時期劃分社會階層的主要因素。而技術發展導致時空距離的消失僅僅增強了一部分人的流動性，對這群人（我不想稱之為「幸運兒」，即便以「幸運兒」的概念為其冠名，也必須打上引號）來說，全球化意味著史無前例的自由，他們有資本無視物質障礙，享有聞所未聞的遠距離移動和行事能力。對其他人而言，除了屈居，別無他選。這就是鮑曼在《全球化——人類的後果》一書中談到的：「新興精英分子的超疆域性和強加於其他人的區域束縛。」精英群體是世界上的旅遊者，而下層人民是生活在沉重、有彈性、不可觸摸空間中的流浪漢。「旅遊者一路綠燈放行，流浪者一路紅燈止步。」

結合「二八定律」——世界上最富裕的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而這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佔據著世界百分之八十的財富。全球化對極少數人異常慷慨，卻冷落、邊緣化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鮑曼說：「當前計算機為第三世界所做的一切就是更有成效地記載他們的沒落腐敗。」

二、階級控制

1.思想控制

「多數人觀看少數人。少數被看者是社會名流。他們也許是政界、體育界、科技界或娛樂界，或也許恰好是大名鼎鼎的信息專家。無論他們在電視電台廣播中說些什麼，他們都傳達了整個生活方式的信息：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可望而不可及，既崇高又平庸，既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又給普天下的下等人樹立了一個為之效仿或夢想效仿的光輝榜樣。」

Yeah,so grief,right?What you striving for is precisely the needs of the upper classes.

like this……

For Marcuse, the discourse of industrial society demands every child to make an 「immediat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goals and projects of that society」 so that 「the individual quickly learns to experience the needs of the social system as his/her own personally felt needs」 (Ober, 1970: 92).

2.空間隔離

統治階級追求著「空間透明性」，什麼是「空間透明性」？簡單說就是控制領域的布局簡單明了可操縱。「每個群落各居一個區，每一個家庭各佔一個房，所有家庭的房子都千篇一律，以此消除獨特群落傳統對城市空間總透明性所帶來的潛在危害性影響。」就像「巴西利亞整合症」，沒有人群、沒有擁擠、缺乏特色的地方、毫無個性的人體，單調得令人麻木的環境——沒有任何東西可令人費解、惶惑或激動。再看看福柯描繪的全景監獄，現代型監控的微妙之處就是你能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地behave yourself。

以前，談話者總在聚合地形成社團，聚合地成為創立正義標準的地方。但全球化節奏下，人們似乎很是匆忙！大型商場可能給人們提供一些邂逅的機會，但無以成為創造出同一社會階層正義的地方。要在巴西利亞「三權廣場」幽會，就像答應在戈壁大沙漠接頭相會。

3.心靈隔離

「戒備猜疑他人，不能容忍差距分歧，嫉妒異己者並要求隔離和排除他們，還有歇斯底里、偏執狂似地關注『法律和秩序』——這一切往往在最整齊劃一、種族、民族和階級隔離最嚴重的同質地方社團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白人對黑人的排斥，參考謝林隔離：白人住戶是怎麼搬走的？

如果每一個人都希望與「同階層的人」為鄰……，實驗結果令人震驚！?

www.sohu.com

4.身體隔離

說到隔離，便離不開監獄——身體上的強制隔離。

鮑曼說：「嚴厲和殘酷程度不同的空間監禁一直以來都是對付那些無法同化、難以駕馭和除此之外動不動就滋事搗蛋的傢伙的主要方法。奴隸們被關在奴隸區中。麻瘋病患者、瘋子和種族或宗教的異己者也被關了起來。如果允許他們在指定的區域外遊盪，那麼他們就必須戴上其空間指定的標記，這樣大家就知道他們是屬於另一個空間的。」

發現沒，監獄似乎是為奴隸、瘋子、下層人士量身定做，看來「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的原則全球通用。鮑曼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刑罰制度打擊的是社會的底層而不是高層。」

監獄的存在真的是為了規訓嗎？鮑曼指出：「監獄在其整個歷史進程中實際上從來沒有改造過人，它從來沒有使囚犯『重回社會生活』。」他們強迫罪犯接受懲處環境中特有的習慣和規矩，這些習慣與高牆外的文化標準所提倡的行為模式卻大相徑庭。「監獄化」恰恰是「改造」的對立面和「回歸社會生活道路上」的主要障礙。1999年，聯邦法官揭露德克薩斯州的行政隔離區實際上是精神病的孵化器。

那麼，監獄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建造新監獄、起草新法令以增加可處以刑罰的違法數量和強制延長服刑期——所有這一切措施提高了政府的聲望。它們顯示了政府強硬、機智、果斷，而且更重要的是顯示了政府不僅明確地對其民眾的人身安全，而且是含蓄地也對他們的有保障和確定性『有所作為』，而這一切又是做得那麼有聲有色，那麼大張旗鼓，那麼今人心悅誠服。」

抓了囚犯之後，上層階級不僅將犯人囚禁在不能肆意移動的某處，還對其進行教養改造，進行勞動力壓榨……看看美國的「吸金監獄」。私立監獄已成為美國的繁榮產業，借口嚴厲打擊犯罪，政府填滿企業捐助者的牢籠，也充實著自己的金庫。

這樣一來，各黨派為了爭奪選票利用公眾對「安全感」的憂慮宣揚一系列「治理犯罪問題」，卻迴避導致犯罪率增長的社會根源便很好解釋。說白了，上層階級打著保衛民眾安全的幌子，讓公眾自覺認同此種通過監禁將犯人強制性驅逐出社會交往是消除威脅的有效辦法，得到普遍輿論支持、賺的盆滿缽滿的同時，還通過建造監獄贏得了統治階級最大的隱性收益——對付一切分歧。「不把流浪者束縛起來，旅遊者就難以自由自在。」鮑曼說得如此透徹！

與康納在《超級版圖》書中提到的「全球化加速互聯互通版圖的形成，而那供應鏈網路最發達的超級城市群對各民族國家控制的挑戰不容小覷」思想如出一轍，鮑曼也認為，在「全球性」增長進程中，經濟已逐漸擺脫政治控制。雖然兩位在全球化促使經濟擺脫政治控制這一觀點上意見一致，但諷刺的是，《超級版圖》大肆渲染全球化、互聯互通衍生出諸如超級都市、高速公路、鐵路線、油氣管道、通信光纜等具有象徵性的全球網路文明，絲毫未提及互聯互通的隱患——加大貧富差距。鮑曼啊，憂國憂民，為我們描繪新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嚴重」後果。全球化/本土化、上層/底層、旅行者/流浪者這類二元概念對比中，充斥著鮑曼滿腔的擔憂與無奈，以及「螳臂當車」式無力又鏗鏘的，憤懣。

最後插一句，「那些用於把遙遠國度變成殺人戰場的武器其實全都是由我們自己的兵工廠提供的，這些兵工廠唯恐失去他們的訂貨源，對自己的多產和全球競爭力充滿自豪。」瞬間想起《鋼鐵俠1》中，身為武器製造商的Stark意識到自家兵工廠製造的兵器正將無辜百姓的生活所在地變成殺人戰場時，他決定終止兵器生產，化身「Iron man」去維護扶貧濟弱，這時候，公司股東不幹了……hhh，那是，你都要讓他荷包大出血了，他不拚命咋地，立馬懸賞Stark的項上人頭……

推薦閱讀：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