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時任官房長官的小淵惠三在記者會宣佈新年號為「平成」 ；圖源網路）

一、年號的發源與移植日本

年號是用來紀年、表示年份的一種名號，中國是歷史上最早使用年號紀年的國家。

據清朝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考證，年號制度是在漢武帝十九年由「獲麟」一事而首創的。據《漢書》記載，漢武帝即位十九年（前122年），武帝到雍縣祭祀五帝並順便打獵時，捕獲了一頭怪獸，其通身純白毛髮，頭頂獨角。武帝向大臣們詢問這頭怪獸的來歷，大臣們對此也一無所知，但他們猜想這是一隻麒麟，便作了一篇《白麟之歌》來記述這件盛事。後來羣臣建議以這一年為「元狩」元年。由此倒推上去，將過去武帝在位的十八年劃分為了三個階段，定第一個六年的年號為「建元」，定第二個六年的年號為「元光」；定第三個六年的年號為「元朔」。記錄年代的開始之年稱為「紀元」，改換年號叫做「改元」。此後，中國的每個皇帝即位都必定要有年號，有時遇祥瑞或災禍還會改元以圖吉利。

隨著年號制度在中國的紮根和發展成熟，周邊的一些國家如日本、越南、大韓帝國時期的朝鮮以及高麗都因為受中國的影響，開始使用年號。年號制度也在這些國家由外來品逐漸成為其內在文化傳統的一部分。

日本歷史上的紀年，最初是使用干支紀年法，沒有年號，紀為某天皇XX（干支）年。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是公元前660年即位，紀為辛酉。據《日本書紀》卷廿五記載，「改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四年，為大化元年」，日本最早的年號出現在645年「大化改新」時。

在此之前，日本雖然也曾有過一些僧人制定年號，不過這隻能叫做私年號或者逸年號，不是真正全國通用的正式年號。而日本的大化改新時期正值唐代「貞觀之治」時期。中日兩國一直都有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繫，特別是到了唐代，兩國之間的交流達到了鼎盛，當時日本積極吸收借鑒中國的政治、文化制度，多次向唐朝派遣使臣和留學生，年號制度也就從那個時候被引進日本的。

二、「尤其受到中國儒家思想影響」

按北京大學劉元滿教授的記述，「大化」年號的出處，一為《呂氏春秋》中的「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一為《漢書·循吏傳》中的「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此二書在大化改新之時，均已傳至日本。但除《呂氏春秋》和《漢書》而外，中國古籍中有「大化」二字者，還有很多。如《周書·大誥》中 的「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孟子·盡心》中的「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為聖」，等等。從時間上看，「大化改新」對應中國的唐朝初年，上述諸漢籍應已傳入日本。因此不少學者相信，不論「大化」二字的實際出處為何，都應源自中國古籍，且日本年號制度的產生是受到當時中國的直接影響，都應當為不爭之事實。

到了7世紀中後期，日本的文獻上斷斷續續出現過年號的記載，但並未形成穩定的制度，孝德天皇以後的第 37代齊明、第38代天智、第39代弘文等天皇就沒有年號。直到701年，文武天皇5年，建元「大寶」，當時《儀制令》規定：「凡公文紀年，皆用年號。」年號於是作為一個固定的紀元方式被沿用至今。

不過，在「大寶」之後，日本的年號制度仍較為混亂，以改元為例，有的一世數元，有的一元數世，甚至還出現二元並行的局面。與此對應時期的中國的年號使用也較為複雜。

有學者認為，日本天皇的屢次改元現象也是受到中國的影響，尤其是中國儒家傳統的天命觀和祥瑞災異思想。中國商周時代的天道觀或天命觀認為，天道、天命主宰著人事，而且會垂象示人。到了漢武帝時，經學大師董仲舒把大量的陰陽五行學說加入到儒學中，借天變災異來附會經義，以此對皇帝的行為起到警戒作用。後世的皇帝如唐高宗、武則天、宋仁宗等的多次改元，其目的也大抵如此。因此受到中國皇帝改元的影響，日本天皇也往往是在出現所謂「祥瑞」或「災異」時改元。

從奈良時代到平安時代初期幾乎都是因靈異、祥瑞之物出現而改元。如大化六年（公元650年）因宍戶國（今山口縣一帶）向天皇進獻白色野雞而改元為白雉；元正天皇時（公元717年）因美濃國（今岐阜縣南部）發現了靈泉而改元為養老。這些年號在用字上直指祥瑞之物本身。除祥瑞改元之外，新皇即位、發生災變或遇革年也會引起改元，「革年改元」是受 6世紀傳入的中國讖緯說的影響，例如《易經》中的「辛酉為革命，甲子為革令」，認為辛酉年是革命之年，甲子年是革令之年，故逢這兩個干支年頭，改元以冀求政治的革新。

平安時代（794 -1192年）因祥瑞改元的年號就不再那麼樸素、直白，一有說是受漢字文化的發展的影響，直接以物命名的就很少了，年號字選取變得抽象起來。從771年「天應」以後，基本所有年號都能從儒家經典中找到出典，不少年號的出典還不止一處，年號也逐漸寄託了更多統治者的情感和願望，有了表面抽象實則更為強烈的政治意味。平安末期由於政局混亂，便出現如「保安（1120 -1124）」、「大治（1126 -1131）」等年號，體現了統治者長治久安的渴望。

在以上的時間內，對於年號的變更並沒有太多限制，日本天皇在祥瑞改元、災變改元、革年改元代始改元中自由切換選擇，但這在明治維新時期發生轉變。

三、明治維新後的改變

此時期間，西方大量先進的科學技術傳入到了日本，日本國民所受到的教育程度不斷提高，也自然拋棄了所謂「祥瑞」「災異」之類的無稽之談。

明治元年（1868年），明治天皇的詔書中寫道：「其改慶應四年為明治元年，自今之後，革易舊制，一世一元，以為永式，主者施行」，規定以後實施一世一元制，並於明治22年（1889年）將該制度正式寫入《舊皇室典範》中。

《舊皇室典範》中的第十二條明確規定：

踐祚ノ後元號ヲ建テ一世ノ間ニ再ヒ改メサルコト明治元年ノ定製ニ從フ」（依明治元年之定製，踐祚後建年號，一世之間不再改易）。

之後，只有在新天皇即位時才能更改年號。此外，1909年《登極令》「年號經諮詢樞密顧問後敕定之」、「年號以詔書公佈」條文規定了年號不再由天皇獨自確定，而是由內閣官員經過慎重討論初步選定，最後由天皇決定。這兩部文件為年號的修改和制定提供了法律依據。

（《舊皇室典範》縮影，圖源豆瓣網）

二戰後，舊《皇室典範》和《登極令》被廢除，但是新的《皇室典範》裏，並沒有和年號相關的規定。1978年6月，日本成立了「促進年號法律化國民議員聯盟」。1979 年，日本國會正式通過了《年號法》，將天皇年號規範法制化。

《年號法》是日本最短的法律，除去項目編號，原文只有31個字，該法案規定了年號以政令規定，改元僅限於皇位繼承的場合。此外，依據戰後日本憲法，天皇不具有政治職能，因此天皇將不再像以前那樣具有決定年號的權力，年號由內閣聽取有識之士及參眾兩院正副議長的意見之後，最終通過內閣會議來決定。同一年，提交內閣會議的要領規定了有關年號決定、變更的具體的程序：

首先，由內閣總理大臣選擇博學多識之士的人士，委託其思考適合用作新年號的候選名，受託者提交候選名時，應附上各個候選名的意義和典故依據等說明；之後由總理府總務長官對受託者提交的候選名進行研究和整理，並向內閣總理大臣彙報最終結果；最後通過內閣相關會議來選定草案、並決定修改年號的政令。

1989年日本年號由「昭和」改成「平成」的程序與這次新年號的制定和公佈程序大體上都在相同的制度下進行。

如今，採用非西曆曆法的國家仍有不少，如一些採用伊斯蘭曆或佛歷的國家，伊朗在1925年波斯議會立法採用了伊朗歷，追溯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在那年從麥加出行到麥迪娜）為伊朗曆紀元元年；阿富汗也在1957年立法採用新伊朗歷；在印度，1957年以塞種紀元為基礎，制定了統一的全國曆法。

而年號作為曾經東亞文明中普遍使用的紀年方式，只在日本一國保留下來。中國自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起廢除年號紀年，實行民國紀年；越南的最後一個年號「保大」隨著1945年八月革命後胡志明宣佈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而終結；1911年，外蒙古方面決定成立「大蒙古國」，奉活佛哲布尊丹巴為大汗，以「共戴」為年號，1924年，蒙古政府宣佈廢除君主立憲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共戴」的使用也畫上了句號......

於我們而言，年號制度早已是歷史封存箱裏久遠的事物，成為死去的傳統，而其仍在隔海他國鮮活使用。旁觀日本對新年號的熱烈討論，我們亦可依稀尋見那一部分寄託於年號之上、過往千年的文化根源。

（這篇文章只是粗略整理史料，可能有不對的地方還望指正，該文於昨日由公眾號：常識發出，「常識」是四川大學學生自辦新聞實踐平臺，關注校內校外熱點，做有溫度的新聞，歡迎大家關注噢~）

參考資料：

1、《日本書紀》

2、李寅生著《略論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對日本天皇年號的影響》，日本研究，2001年第2期

3、陳景彥、張錦著《從江戶時代年號看日本對儒學文化的吸收》，社會科學輯刊，2011年第2期

4、張勁松、李明著《日本的年號及其與中國文化的關係》，遼寧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

5、劉元滿著《日本皇名、年號用字中的漢字文化表現》，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11月

6、王曉雲、黃鶯著《日本年號的由來和特點》，日語知識，2012年第5期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