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馬場公彥

　　翻譯：張一聞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馬場公彥，巖波書店總編輯，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東洋哲學研究科修了、早稻田大學大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科學術博士，著有《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從日本戰敗到文化大革命、中日復交》、《現代日本人的中國觀》、《世界史中的文化大革命》等著作。

　　本文爲馬場公彥先生對日本出版業的一篇歷史回顧，《東方歷史評論》獲得作者授權，翻譯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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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文庫本而進行人生的學習

　　我想，不論是誰，在人生某個階段都會有充斥着煩惱的一段時期。到底自己應怎樣生活下去纔好呢？就好像置身於漆黑的看不見前方的隧道中盲目地挖掘那樣，心境彷彿在無處可找尋答案的黑暗中四處摸索，只是一味地掙扎、痛苦着。那段時間，自己到底在爲什麼而煩惱着呢，自己也並不明白，但這又是理所當然的。問題是含糊不清的東西，正因爲問題的含糊不清，所以可選的答案纔不明晰。如這般僅僅是爲了煩惱而煩惱的時光，或多或少，應是誰都會經歷過的吧。

　　對於我來說，這樣的時光便是十五歲到十八歲時的高中時代了。悶悶不樂，一副厭煩的表情，但要說從早到晚一直愁容滿面卻也不對，不時和學校的朋友一起胡言亂語一番，也會像傻瓜一樣開懷大笑。當然也有戀愛的煩惱，無法向喜歡的女孩子表明自己的心意，但其中的感受與其說是苦惱，卻不如說是天真的情竇正在生長。不管怎麼說，煩惱是沒有答案的，從這一點上看，似乎和戀愛的煩惱很是相似。

　　在那樣一個煩悶苦惱的時代，治癒我心靈中飢渴的便是文庫本。

　　長野縣位於日本列島的中心地區，在這個沒有大海、盡是山巒的縣的南部，是伊那市，我的高中時代便生活在那裏。當時伊那市的人口有五萬左右，現在市區和村落合併，面積擴大可很多，但人口卻沒有大的變化，僅約六萬人。伊那市市中心的通町銀座裏有一個名叫小林書店的小書店，每次放學以後我都會飛奔到那裏去。書店的地下便是專門放置文庫本的書架。文庫本書架的旁邊是教輔書專區，學校的朋友大多去了那裏，或是尋找心儀大學的以往試題集，或是尋找各科的參考書。而我把大多時間都用在了站在文庫本的書架前閱讀這件事上。當時文庫本的主流是新潮文庫、角川文庫、巖波文庫和講談社文庫，各類均有其特色。新潮文庫注重文學，特別是日本近代文學，角川文庫精於日本古典文學各大衆小說，講談社重視現代文學，而巖波文庫在東西方的古典文學方面十分出色。我記得我當時尤其對日本的近代文學抱有親近感，所以用在新潮文庫書架前的時間最爲長久。在日本近代文學方面，旺文社文庫（現在已不再發行）對作品的解讀以及文中用語的註釋非常詳細，同時旺文社也是考試參考書的主要出版社。一部作品被同時收錄時，往往更多地選擇閱讀旺文社文庫的版本。

　　文庫本（日語：文庫本）是日本一種圖書出版形式，多以A6（相當於中國大陸的大64開）紙張出版，價格也低於市面上同樣大小的書籍

　　文庫本尺寸小，因此便於攜帶，而且還很便宜。拿當時七十年代的情況來說，一杯咖啡的價格也要300日元，這些錢足可以買到整合了三百頁左右的文庫本。因爲我當時並沒有喝咖啡的習慣，所以把通過送報紙打工掙來的零花錢攢起來，大約兩天就去買一冊文庫本。巖波文庫並沒有表示定價，而是根據書的封面所印刷的星星的數量來確定價格。星星的數量應是和書籍的頁數相關聯的。一顆星星的單價也有着變動，當時一顆星星是70日元，所以很薄的書不到100日元就可以買到。但即使這樣，零花錢也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我必須要站在書架前，將書籍嚴選再嚴選，絕不做僅憑標題就衝動地買書的行爲。幸運的是，除了一部分作者的作品外，各出版社的文庫本都採用了統一的裝訂，所以從來沒有發生過僅僅被書的外觀吸引卻對內容完全不瞭解便購買了書的情況。夏目漱石、島崎藤村、石川啄木、志賀直哉、椎名麟三、五木寬之……這許許多多的文豪，對於我來說，便如同老師一般。

　　通過各科的學習而考上理想大學，學校始終是爲了這一點才向學生灌輸知識，學校正是這樣一種場所。但家庭絕不能使這樣的，一直以來我所被教導的家庭是修身養性的場所，而不能像學校那樣。通過閱讀文庫本，我那些對於人生還有社會的那些莫名而來的煩惱得到了解答，通過這些課外的學習，從而得到的人生的體悟。那麼，爲什麼我會將日本的近代作家們當作自己的老師呢。現在想想來看，應是因爲我也體會到日本的近代文學中所共通的煩惱，也就是“家”的問題。

　　在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仍殘存着傳統與封建的舊習，在這種舊習之中，適應集體的規則，與如何實現個人的創意、願望之間，往往背道而馳，甚至針鋒相對。如何後處理這種問題，便是貫穿日本近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的主題。最首要的問題就是“家庭”和個人的羈絆，近代作家們爲此而煩惱不看，而從這些煩惱中，孕育出了形形色色的作品。

　　我便彷彿生活在被中阿爾卑斯山脈和南阿爾卑斯山脈所包圍的盆地中一樣，被擠壓在一個僅僅由家庭和學校所構成的狹窄、憋悶的生活圈內。瞭解世界的渠道只有諸如報紙和電視的媒體，但真正的世界到底是什麼模樣呢。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從這裏逃出去，飛向那我還沒親眼看過的世界。但是，在那樣的世界中我應如何自處，怎樣才能讓我變得更有吸引力，還有，這些真的可以實現麼？可能性雖然是無限的，但是“家庭”，以及其所帶來的出身、習慣等各種各樣的限制，把我阻攔在了世界以外。

　　在那時，就像一條連通着祕密的小徑，稍稍將進入世界的大門爲我打開的，正是小林書店。書店裏陳列着的文庫本，是一個小小的宇宙，將我人生的地圖擴大開來。文庫本的作家們，和父母、老師不同，他們我和都抱有着一樣的煩惱，和家庭、和社會搏鬥着，他們通過小說這種表現自己的形式而貫徹了自我，可以說是我人生的前輩。但這些作家中的大多數是擅長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自敘體小說的自然主義派小說家。大多數的作品也是基於個人與家庭、社會等不能相適的觀念，大量描寫了反社會，或者反道德的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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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庫本的誕生

　　所謂文庫本，便是能夠裝進衣服口袋或者小挎包中的長148毫米、寬105毫米的A6尺寸的書籍。提到文庫本時，雖有例外，但其中的大多數是作爲已出版發行的單行本的附屬收錄版本。也就是說，這些作品已經作爲名作而廣受好評。單行本一般不僅會收錄原著的內容，大多數情況下還會附帶有他人的對作品的評說。文庫本的尺寸雖然小，但作品的精華全都收錄於其中。中國有句俗話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而放在日本則被稱爲“一寸之蟲也有五分之魂”。文庫本便於攜帶，不論在如何擁擠的電車中也可以方便地閱讀，況且，還很便宜。

　　這種被稱作文庫的形式，實際上是日本所獨有的，其他國家的出版文化中並沒有類似之物。

　　那麼，文庫本究竟是如何在日本誕生，又進而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的呢？

　　在日本近代的出版歷史中，1927年出版發行的巖波文庫被普遍的視爲最初的文庫本，這已是距今90年以上的事情了。而投身於文庫本創刊的，便是巖波書店的創始人巖波茂雄。

　　其實在巖波文庫以前，便已經有了像新潮社和冨山房所出版的和文庫本同樣尺寸的書籍，另外，也有像赤木叢書和立川文庫這樣的文庫尺寸的叢書。但巖波茂雄在創造巖波文庫時，爲何使用了這種尺寸的原因，並不應被認爲是模仿了過往已發行的文庫。和第一高等學校的時代相近，德國的雷克拉姆出版社於1867年創刊出版了收錄了德國國內外古典文學的雷克拉姆世界文庫，巖波茂雄便是以雷克拉姆世界文庫爲典範和參考的。雷克拉姆世界文庫至今仍在發行，其尺寸甚至比巖波文庫還要小巧。

　　文庫本的特點就是其可以輕鬆地放入口袋，便於攜帶的這種小巧尺寸，同時，採用普通裝訂和簡單地封面設計，因此價格纔會變得如此低廉。巖波文庫創刊之初，一顆星的價格是20錢，在當時的日本標價如此便宜的書籍是沒有的。而當時的雷克拉姆世界文庫，也是一顆星20錢。巖波茂雄從出版社的職員那裏聽說雷克拉姆世界文庫的價格是一顆星25錢，於是決定給巖波文庫定更便宜的價格，但實際上是那位職員的記憶出現了差錯，正確的價格是20錢。

　　巖波文庫的創刊，其動機是和円本的出場以及其成功。在巖波文庫創刊前一年的1926年，改造社（社長是山本實彥）出版了名爲《現代日本文學全集》的大尺寸（菊判）書籍，定價爲一円一冊，因此被稱作“円本”，當時的出租車的價格均爲一円。只不過，這一系列的書籍基於草率的編輯方針，用非常小的字體將已經出版的日本文學的作品集合了起來，而且因其是預約出版，必須將60餘卷書籍一齊購買纔可以。緊隨着這種爆炸式的銷售行爲，新潮社也開始出版了《世界文學全集》。

　　因爲巖波書店無論從那個方面來說，都專注於高價值的學術書籍，所以並不習慣於這種薄利多銷的出版方式。但與此同時，巖波茂雄又對円本的成功表現出了羨慕，眺望着這種成功，他一定咬牙切齒地後悔着。不過茂雄有着非常頑固的地方，那就是厭惡攜朋結黨，執着於自己的路自己走的長野縣人的氣質。雖然這一點大多時候被嘲笑爲小地方人的耿直特性，但實質上卻是不屑於單純的模仿和追隨，始終要貫徹獨創性。

　　因此茂雄以雷克拉姆世界文庫爲典範，建立起了創造自由販賣的小尺寸叢書而非預約出版的想法。價格爲定爲每一百頁一顆星20錢，爲円本價格的五分之一。這近乎可以說是一種近乎於傾銷的粗暴做法。在創刊之初的7月10日，一下出版了22部作品。發行前日的9日，東京朝日新聞用了半版的內容，刊登了巖波文庫的廣告，廣告的照片中，巖波文庫創刊發行的31冊（7、8兩月發行的部數）被整齊地擺放在一起，廣告的標語是“古今東西的典籍，自由選擇的普及版”。這是在活字印刷的時代，從未出現過的文庫尺寸的書籍。即使是當今CTS、DTP製版印刷的時代，像那樣一次性出版種類如此大量的書籍，也是聞所未聞的，甚至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樣的快速行動，在短時間內做出計劃，並將原文收集起來，要歸功於當時的編輯部長長田幹男和小林勇的不懈努力。只不過，出版的31冊書籍中，有12冊已經被巖波書店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過了。

　　雷克拉姆世界文庫

　　根據巖波書店的社史——《巖波書店百年》的記載，出版社內部也有擔心這一舉動是否會成功的聲音。作者是否會擔心版稅收入的減少，零售書店是否會因爲利潤率低而排斥文庫本呢。因此，通過計算成本，1萬冊的銷售額將成爲虧損與盈利的分水嶺。

　　最終文庫本的出版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古事紀》售出4萬部，《心》售出5萬部，並且再版加印持續不斷。但根據社史中第二年28年的記錄，之後的退貨增加了，庫存積壓達到了50萬冊。

　　在巖波文庫出版發行之際，在文庫本的卷末，附上了一篇由當時法政大學教授、哲學家三木清執筆，茂雄修改的文章——《致讀書的學子們》。這篇文章直到現在仍然會刊登在巖波文庫的卷末。文章中的一節如是說道，“近來處處可見預約出版大行其道，其廣告宣傳近乎癡狂，然於其編纂中卻罕見其所自誇所謂爲後世所留存之全集。翻譯千古流傳之典籍，怎能缺少虔誠恭敬之心？更有甚者，分冊購買之事不可，強要讀者一舉購書幾十冊，此便是其所宣揚之學術、藝術之解放麼？”通過這樣的言論，茂雄對於円本的流行，敲了一記重錘。

　　雖然巖波文庫並不是文庫這種形式的創始者，但和當時已有的文庫本相比，巖波文庫其出版之精神是與衆不同且崇高的。在經歷了30年的創業之後，茂雄和員工們圍坐在一起，回顧了過往：

　　“回憶起高等學校時代的雷克拉姆，始終選取具有古典價值的內容，且以低廉的價格販賣。同時，其翻譯的精細準確，也堪稱第一。我現在這樣做，無論如何也沒有錯，但這一工作如果是由我來發表的話，一定會立刻出現模仿我的傢伙。在此之後不論什麼樣的人出現和我競爭，我都一定要贏，一定不能被那些人超越，所以必須做萬全的準備。首先，如果我們做到翻譯最爲精準，這樣之後出現的東西便只能排在第二，另外校訂也要做到最好，這樣之後的東西就只能居於我們之下。如此，我們便能長久地在競爭中取勝。”

　　總而言之，這種強硬的戰略是保持自己的作品最爲優秀，便毫不懼怕跟風模仿者。果不其然，改造社發行了改造文庫，並以巖波文庫價格的一半——每100頁僅爲10錢進行大甩賣。但巖波並沒有爲了競爭而下調價格，繼續堅持將內容的品質保持在高水準，反而得到了巨大的反響和優異的評價。最讓茂雄欣喜的是，在讀者寄來了大量表達謝意的信件中所寫着的如“我一生教養都託付給巖波文庫了”這樣的文字，茂雄因此覺得，選擇從事書店行業真是太好了。

　　那麼，茂雄在巖波文庫中，都收錄了什麼樣的作品呢。

　　在巖波文庫創刊之初，巖波書店也發行了名爲《思想》的雜誌，這份月刊雜誌至今仍然在出版。根據《思想》中文章的記載，列舉了“以前未以單行本形式出版的作品”、“一直以來稀有、絕版的作品”、“價格高昂以至於普通民衆難以得見的作品”等等，要而言之便是要與古今東西的古典有關，將其中可以作爲底本的作品的普及版收錄在文庫之中。

　　這樣的編輯方針，被記載於前文提及的《致讀書的學子們》一文中，其中已然膾炙人口的一節，如是說：

　　“真理，其自身想要被億萬人追求，藝術，其自身想要被億萬人愛慕。以往之民衆常受愚民教育，因此學術、藝術被封於最爲狹小的堂宇之中。時至今日，將知識與美從特權階級手中奪還，已是發奮進取的民衆的切實要求。巖波文庫正是順應如此要求，爲之激勵並誕生。將那具有生命的不朽之書，從少數人的書齋、研究室中解放開來，應可使之平等地爲立於街頭的無畏的民衆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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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獨特的文庫本文化

　　在這樣的情況下誕生的巖波文庫，作爲古典文庫，對古今東西的古典作品進行精細的校對，並加以恰到好處的註釋和解說，對海外的古典作品進行最高水準的翻譯，並將其作爲對優秀的底本出版發行，始終肩負着將這些作品作爲教養之資本普及到社會的使命。直至今日，這一使命也未曾改變。截止到2018年，已經出版發行了6500部左右的作品。

　　關於巖波文庫到底要收錄怎樣的作品，有着嚴格的指標，即作爲古典著作，其必須足以去被評判、被推廣。但至於可稱爲古典著作的作品，會隨着時代的變遷而變化，且沒有明確的定義。過去的文庫很少會去收錄二十世紀以後的現代的作品羣，但隨着時代的推移，當然會有新的時代劃分，古典這一時代的截止點便逐漸向後推移。今後，西方的諸如福柯、利維納斯、本雅明、德里達等後現代主義思想家的著作應會加入到古典行列來。至於小說作品，至今爲止相對較多的是純文學主義的作品，但也開始積極收錄如江戶川亂步、久生十蘭的大衆小說作品，以及大江健三郎和谷川俊太郎等的現代作家的作品。外國文學方面，迄今爲止注目的主要是古典著作的評價相對固定的地區的文學，也就是英、美、法、德、中國，現在，選材的範圍已經延伸到了擁有加西亞 馬克思及巴爾加斯 略薩的拉丁美洲文學。

　　但令人遺憾的是，在關於中國、朝鮮、印度、東南亞這些亞洲地區上，常說的《論語》《三國志》《唐詩選》等中國古典著作，及《佛陀之言》《般若心經》《法華經》等作品被收錄到文庫之中並長久以來被讀者閱讀，可近代以後的作品幾乎沒有被採錄。與中國相關的，在辛亥革命100週年的2011年時，發行了《孫文革命文集》，除此以外，也曾收錄了毛澤東、章炳麟等的作品，但現在已經售罄。文學作品方面，除了魯迅、老舍、巴金之外的新著作沒有被收錄。在日本，對於近代以後的亞洲、東亞地區的可稱爲古典作品的文獻，其認知是非常不充分的。

　　在巖波文庫之後，許多其他的文庫也如雨後春筍般誕生，但這些文庫並不一定僅僅收錄古典著作。但大多堅持去收錄那些已經出版發行過並收穫了確實的評價的作品。也就是說，文庫的定義是，將已經作爲單行本出版過的、價格較高的作品，以文庫本的形式進行二次收錄，並對作品加入解說的文庫尺寸的作品。

　　文庫本，這一日本所獨有的出版形式，作爲既有的作品羣的次級出版物，在其誕生之後便迅速地成爲了一種出版文化，深深紮下了根基。根據最新的2018年出版年鑑，現在大約有100家出版社在出版發行文庫本，而且一家出版社同時發行多種文庫也並不罕見。全國範圍內正在發行的文庫約有170種，2017年的文庫新刊的部數有7800餘部，同年所出版的所有的書籍有75412部，文庫本佔據了其中10%以上。根據出版社的不同，各色文庫的內容也各具特色。比如收集了海外懸疑小說的早川文庫，收集了兒童文學的講談社青鳥文庫、角川書店翼文庫，集中了面向成人的情色小說的法國書院文庫，此外還有面向商人的文庫、面向女性的文庫、彙集了漫畫的文庫等等，不勝枚舉。

　　伴隨着文庫的普及，文庫本也開始具有了多重的定義。比如佐伯泰英的劍豪小說，經常是在寫好原稿之後不經過單行本出版這一步驟，直接文庫化。另外，一般的文庫本均是價格低廉的，但也有如講談社的文藝文庫、學術文庫的定價比較高昂的文庫。因此，所謂具有能夠裝進口袋的尺寸的輕便的系列書籍這一定義，僅僅是文庫本定義的最大公約數。

　　已經發行過的作品，和將其收錄的文庫本，未必是同一家出版社。各家出版社都會關注單行本的發行狀況，一旦出現售罄或絕版的情況，在取得了作者同意和原出版社對轉載的認可之後，就可以出版文庫本，當然在某些情況下要想原版出版社支付轉載費。對於出版社來說，當相較之下高價的單行本在出版市場中售罄之後，便可以文庫這種不同的形式，對同一作品進行販賣。如此，若讀者當初因爲價格過高，或者錯過了發行時期而沒能夠買到單行本的話，就可以以低價購入該作品的文庫本。對於作者來說，對同一作品幾乎不需再費時費力進行修改，也可以確保新的版稅收入。

　　這種情況在歐美的出版物中也可得見，在同一標題的作品之下，會有精裝版和平裝版同時銷售的出版形態，發揮着代替技能。但是在歐美，這兩個版本的內容和尺寸完全一樣，僅僅是因包裝的硬與軟而價格完全不同，前者是隻有初版纔會發行的購買對象爲圖書館之類的單位的高價書，後者是面向一般讀者的平價書。與之相對的是，在日本，即使題目相同，單行本和文庫本的包裝會有不同，在內容方面，單行本常會在初版發行以後加入能夠反映歲月變遷的改訂，而文庫本之中則加入瞭解說之類的內容。

　　不論是全國哪裏的書店，其中都會設置有文庫本專用的書架。大多情況下，書店會將各出版社的文庫分別置於不同書架，或依據作者、專業進行分類。在多數的書店中，文庫本的書架都被擺放在距離入口近、顯眼的位置。同樣受此優厚待遇的還有新書的書架。這裏提到的新書，是和文庫本相提並論的日本獨有的出版形式。新書也和文庫一樣，其在日本的誕生有着必然性，普及推廣至今仍深受讀者的歡迎。

　　因爲書架是爲文庫本量身定做的，所以高度不高，並分有很多層。因爲文庫本的要求是不能太惹人注目，所以可能會想當然地認爲尋找起來會有困難。但各社的文庫都是分別統一裝訂的，且多數時候爲了方便尋找，將書按作者排序，同時附有圖書編號，所以比起大型的單行本，文庫本反而更易於查找。

　　在二手書店，當然，在各位讀者家中的書房也是同樣，放置着專門裝文庫本的書架。確實，文庫本的尺寸和中國的連環畫一樣小巧，看起來似乎有一些簡陋的印象。但在自己的房間裏，將各社的文庫分門別類地放置在文庫書架上，那古典作品猶如繁星般閃爍，書房便彷彿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宇宙，彙集了古今中西的知性之美。真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在我的閱讀生活中，文庫本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特別是通勤和路途時，我始終會隨身攜帶一兩本文庫本，即使放到包裏也不會使行囊臃腫，站立着也可以方便地閱讀。

　　那麼，讓我試着從琳琅滿目的書房中，選出最喜愛的三冊文庫本吧。

　　谷崎潤一郎：《陰翳禮讚》，中公文庫1975年。讀高中時，國文課的老師推薦我讀了這本書。雖然我本人和谷崎的那種高貴的生活全無關係，但這篇短小的散文讓我感受到了日本文化的深奧和美麗。曾經那種對陰暗狹窄的日本風土、風俗的排斥感，也似乎因此淡化了一些。

　　島木健作：《生活的探求》，新潮文庫1950年。在剛剛進入大學時，被標題所吸引而讀了此書。高中時代的我傾心於自然主義和無產階級的作家的作品。一直苦惱於諸如不知如何突破家庭問題、如何和現實社會建立聯繫這些問題。書中的主人公從大學退學，來到農村進行菸葉的生產，參與到了地方的問題。我對他的生活方式產生了共鳴，決定一遍腳踏實地地生活一遍參加社會活動。

　　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巖波文庫1993年。在進入公司後，百忙之中閱讀了這部作品。從宮崎那破天荒般的一邊作爲浪曲師一邊和孫中山結交併參與到中國革命的人生中，感受到了近代日本的可能性。從此決定將日本和亞洲的關係，作爲我編輯活動的題目之一。

　　現代人都熙熙攘攘地忙碌着，便漸漸不能保證爲讀書留出時間。我希望那種即使在滿員的電車中也要讀書的習慣能夠存續下去。另外對於在大都市生活的人來說，市中心高昂的房價讓人只能住在狹窄的房間裏，但即使這樣我也想繼續以往的那種被讀過的書圍繞的生活。作爲能夠保證現代人文化生活的一個內涵，文庫本的價值須被重新審視。

　　文章開頭所寫到的我高中時代每天都去的小林書店的店長小林武夫，其實是巖波書店的創始人巖波茂雄的女婿，也是曾任巖波書店會長的小林勇的侄子。書店於二戰後不久的1949年開業，現年已94歲的小林武夫至今仍每天坐在書店的櫃檯前。40年以前，我不曾想到過我會來到巖波書店工作。2019年的正月，返回老家的我來到了小林書店，同店長與店長夫人時子（87歲）開懷暢談。

　　3月31日（週日）下午，東方歷史沙龍第158期將在北京舉行，主題爲“在華傳教士的開拓者：柏格理和近代中國”，嘉賓爲何光滬、陳浩武。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