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這一天，日本軍隊從杭州灣登陸成功，上海戰局開始發生不利於中方的變化。此後十幾天內，陶德曼與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等人，秉承德國政府旨意，在南京政府軍政界要員中開展了廣泛活動，散佈“和談”空氣。

圖：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向孔祥熙、白崇禧等“指出戰局的嚴重”，要他們注意“如果戰爭拖延下去，中國的經濟崩潰。南京政府內以汪精衛爲首的“對日主和派”更藉機推波助瀾，要求與日和談，停止抗日軍事。

圖：汪精衛

這種情形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幹擾與影響了中國軍隊的抗戰部署。當日軍在杭州灣登陸，上海守軍陷入兩面夾擊之後，本來我軍完全可以按照作戰計劃主動撤離戰場，進入吳福線既設國防工事繼續抵抗日軍，而且戰場指揮官當時已下令前線部隊撤出陣地。但蔣介石認爲，九國公約會議已開，期待已久的國際干涉馬上就要實現，更重要的是德國人的積極調停或許對日軍的進攻會有所滯制，因此，中國軍隊不能後撤，應該在淞滬堅持下去，以利於中日和談與國際干涉之進行。他復令中國軍隊堅守陣地，已撤出的部隊重新返回，未撤出的不許再撤。這樣，致使我軍前線陣地陷入片混亂，並直接造成了隨之而來的大潰逃。這是蔣介石受德國調停等外部因素的影響，脫離戰場實際，以政治、外交幹擾軍事計劃，而造成一的戰役失利的典型事例。

可悲的是，蔣氏本人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並在以後又不斷重犯此類錯誤。

11月中旬，日本華中方面軍毫不理會九國公約的決議，亦不顧及德國的調停，一路追殺中國軍隊，進逼南京。遭受上海戰場慘敗打擊之後的蔣介石仍沒有從幻想中清醒過來，他仍然寄希望於陶德曼的調解，以制止日軍繼續深入。他估計日方在議和同時決不會不留一絲情面地攻下中國首都。基於這一認識，加上其他種種原因，他決定拚湊起10萬軍隊交給唐生智來固守南京，背水一戰。結果致使南京保衛戰在自絕後路的情況下遭到空前慘敗，大批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和全城民衆被日軍肆意大規模屠殺，造成震驚中外之血案。由此我們便可知曉爲什麼在明知南京必定守不住的情況下，蔣介石依然固執地要進行南京保衛戰，並且未給守城部隊留下一船一艦以供撤退之需。這是蔣介石又一次以戰場以外的原因干涉了戰場的指揮與決策，結果再次重蹈覆轍。

馬振犢、陸軍：《抗戰正面戰場啓示錄——八一三淞滬抗戰》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蘇子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