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需要作出區分：

1，漢初實行的道家是黃老學，黃老學跟老學有很大不同，無為思想也有很大不同，黃老無為更接近儒家的無為；

司馬談最先提出了六家的說法，把先秦儒、墨兩家擴展為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六家。這個時期的道家（道德家），指黃老道家，屬於吸取其餘五家思想而成的新流派。所以，黃老學的無為之治看起來跟孔子提到的無為，以及孔子學生宓子賤的執政方針相似。

2，漢朝府庫充盈和黃老學有一半關係，最主要是同蕭何有關，以及之後文、景二帝親賢良和儒生有關；

之所以會認為文景之治和黃老學有關，恐怕是跟曹參在齊任用蓋公這件事弄混了。黃老學的蓋公治理齊地，效果不錯，但這不是整個漢朝。漢朝的法令制度主要跟蕭何有關，曹參任漢的相國後，整天只是吃喝玩樂，主要用手下人來做事，延續的是蕭何的政策。文景時期，親儒士、重賢良也是很常見的現象。休養生息和輕稅負，這不僅僅是黃老學的特點，其實先秦不少學派都有類似的觀點。

3，黃老學不擅長治理，能夠守成，而難於變革，對於戰爭也一味求和。此外的呂后專權，外戚干政也迫使黃老學逐漸成為禁忌。

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解答，一方面道家學說不再適應漢武帝時期統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儒家學說經過發展之後迎合了現實政治的需要，最終取代道家學說。

的確，漢初自漢高祖劉邦到漢景帝劉啟的幾任統治者尊崇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勸課農桑、減省租賦，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取得了不錯的成效，到漢武帝即位之時，按照《漢書·食貨志》的說法，有了「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的景象，社會經濟獲得長足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國庫充盈，看起來是一副盛世景象。但在這盛世背後，也隱藏著一些政治危機，諸如匈奴問題，在漢初針對這一問題的方針主要是以和為主，處於戰略防禦階段；再如王國問題，漢初實行的郡國並行制導致地方勢力一度做大，威脅到了中央集權，七國之亂的爆發就是典型的例子。這些問題的存在表明漢王朝需要變革，繼續往大一統中央集權的方向發展，而道家學說顯然不適應這種現實政治需要。

與此同時，儒家學說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以董仲舒為首的儒生提出了一整套適應中央集權需求的、符合大一統觀念的理論，董仲舒在應對漢武帝的對策之時，系統的論述了天人感應學說，闡述了大一統的必要性，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很恰當的迎合了漢武帝想要加強中央集權、加大皇權權威的需要，也為解決西漢盛世之下面臨的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使得儒家學說成為此後漫長歷史時期的統治根基，這與當時的歷史形勢分不開。

俗話說落後就要挨打，漢初劉邦被圍白登七日，後來找人賄賂冒頓單于的后妃說情才得以脫圍，文帝，景帝時雖然經濟已經得到了長足發展，不過在軍事戰備方面卻遠遠落後與對手，不得不採取和親手段來化解矛盾，而且匈奴人時不時南下騷擾，邊民也是滿腹委屈，到了武帝時候，他就想不能再任人宰割，於是勵精圖治，在衛青霍去病的帶領下徹底掃除了匈奴的威脅，如果漢武帝繼續無為思想會出現什麼情況呢，大家可以借鑒北宋或者南宋的時候，那時候經濟文化可以說是高度發達，然而卻是國家富裕軍事實力不行，落得最後身死國滅的下場，所以到了漢武帝時期，廢除了道家無為思想推行了儒家思想，提升了國力，掃除了北方威脅，所以後來西漢滅國也是亡語與後戚王莽之手，而不是被北方游牧民族消滅。

漢初根本不是道家的無為之治，沒有哪個官員是道家的，張良是儒道都有，更何況張良早早就退休，對朝政影響不大。

如果按照道家無為，就應該無政府主義，老死不相往來，但是漢初明末不是道家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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