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ian

　　赫拉利的访谈中有几点还是挺赞同的。首先就是对权威尊重的问题。现在能质疑权威的人能有多少呢？每个人在群体中都不那么理性，而且市面上的权威又多如牛毛，各种事情都有专家来各种解读，甚至已经到了别人不信我自己信了的地步。媒体也追逐各种热点，抢占头条，加速了各种专家观点的推销。所以个体在其中如何识别，如何立足，需要思考的方式和视角。

　　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用鸟的视角来看人类。以色列本来就是一个奇怪的国家，他们为了生存需要回到应许之地建立新的国家，恢复希伯来语，取得了经济、科学、艺术等领域的飞速发展。除了在美国的犹太人，其他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被嫌弃，被迫害，被驱逐。而在巴勒斯坦建国也更怪异，因为他们与阿拉伯人互相仇视。这大部分来自于宗教，而宗教就是人虚拟的一个世界，而人在这个世界里是仇视和屠杀。我们局外人看就有点像鸟从空中看世界一样，抽离出来看，根本理解宗教的威力如此巨大，而又没办法证实宗教的存在的真实性。对犹太人的仇视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快速发展，并占领财富。人类有无数的解释可以让其他人去相信，很多是靠说，靠解释，是口号，是理论，总能产出新的说法来替代旧有的。所以抽离出来看，似乎是可以看到那张虚拟的大网把人聚拢在一起。所以他说不要把虚拟的故事误认为成终极真理，他只是工具，要抛开虚构的故事，去真正理解关于自己的真相。

　　第三就是对于未来。大多数历史的观点是通过观察过去事物的变化而得来的，观察过去的变化中发生了什么事，存在哪些问题，当我们关注未来时，应该警惕什么是危险的。对于未来只能是预警，而预警的经验来自于对历史的观察和思考。

　　@ one

　　对于聚焦在赫拉利身上的历史、未来、宗教、AI，甚至金融、科幻、性取向等等，我都没有知识背景去讨论，唯独对于现实和故事有兴趣，但也只能按下不表了，因为流浪汉沈巍出现了。

　　之前就看过沈巍的视频，是一个辍学的零零后推荐给我看的，当时我看过之后觉得这个人有着几乎无懈可击的价值观，还很好奇为什么他一个零零后会持续关注这样类型的人？直到前两天沈巍在街头被人群围追堵截，我突然意识到他与赫拉利之间有着一种呼应关系，他们一个在马路边的绿化带里被追捧，一个在被聚光灯照亮的舞台上被追捧，他两人代表了两个阶级的人群，他两人折射出的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精神状态。

　　“只有在中国，思想者才会被像摇滚明星一样对待”，看完这篇采访，只有这句话一直在我脑际，盘旋了好久我明白，这不是一句好话。我还想到了另外一种情况，也只有在中国，政治领导人才会被像耶稣一样对待，这一样不是一句什么好话。

　　乍听上去好像中国的青年对于知识，对于思想无比的尊重与推崇，仿佛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又再一次降临，可现实是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比如今更急功近利，更藐视文化，背后反映出的是这个社会对于知识的异化，对这个时代缺乏安全感以及对历史和未来的无知。像这样类似知识回光返照的场景只是他们在说服投资人时的谈资，甚至只是朋友圈的一次炫耀。这更像一场秀，和对知识本身的态度并无多大关系，唯一庆幸的是，知识被选择成为了这个秀的媒介。

　　其实在中国也不乏赫拉利，罗振宇，高晓松，梁文道等，他们所到之处，无数青年便拥趸至此，赫拉利自己说“在后来的几年中，我与公众互动，与媒体互动，在广播和电视中发表讲话，在这些情况中，清晰就是一切”，也就是说普通大众对于知识的态度是像奶奶喂孙子吃东西一样的，用当下的话说就是“直给”，也就是强调直接的作用于现实生活，不经过自身的经历和体悟的知识经验。好像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当我们面对成名的文化偶像时，作为受众时的我们会存在一种类似“受虐心理”的心理动机，就好像我们跪在地上祈求他狠狠扇我一个耳光，然后以确认无疑的态度告诉我们“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你只管听就是了”，哪怕他自己觉得这不一定是对的。对于听众来说我们好像习惯了在这样的场景下进行自我催眠，因为你是文化偶像，所以我选择相信你所说的一切，不愿也不试图去发现这些言论背后的漏洞，其实是在时间和脑力上的偷懒和自我麻醉，以便自己不带怀疑地在这个世间行走，因为产生怀疑意味着巨大的思想压力和选择的压力，这也是赫拉利一再解释自己不是预言家，而人们并不总是想听的原因。

　　但话说回来人类好像从来如此，就像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我们不是都选择相信了吗，如果我们选择不信或者怀疑，那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要重溯人类起源。

　　回头说沈巍，他引发的现象相较赫拉利就会更加赤裸，他是被“抖音”的使用者们捧的，之所以捧他是因为他身上产生了流量，或者说身边的人都在拍他。如果赫拉利身上的文化因素是知识，那沈巍身上的文化因素就是道理，在文化反思或者文化叛逆的年代我们是最排斥道理的，而我们所处的现实是大家开始津津乐道的，乐此不疲的听别人来给我们讲道理，包括零零后们，这和前边谈到的智识上的“受虐心理”是一样的。

　　这又让我想到了韩寒，那时候他作为文化偶像，还会调侃“少跟我说你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都多”，许老师曾把“韩寒现象”总结为庸众的胜利，那今天呢？

　　@ 镜中行深

　　采访者手记清晰地表达着对如今这种浓缩的、速成的知识潮流的不满。这也常常被人们所讨论，讨论在由技术所促动的这股知识潮流，让更多人更加浮躁、喧嚣，急切地追逐简明、浓缩、确定而且能带来即时阅读快感的实用性书籍。成功学之类的书当然是这其中之翘楚。而，畅销的如赫拉利的几部曲亦是能够满足不少国人的需求。在充满焦虑的当下，书中知识让人们得到安抚，通晓人类历史之余还轻松地进入新的思考维度，看似掌握了面对未来的秘钥。和文学作品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分一样，有学者也认为知识也是有高低层级之分的，在某种意义，这类书籍让人们更容易陷入低度知识的泡沫之中。正因如此，才会有更多人忧虑，这是技术快速变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让人人都陷于信息泥淖之中无法自清，因此才在焦躁中选择最简单有效的方式脱身。在此不去谈所谓的技术道德论的问题。而想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谈谈。赫拉利说“只有在中国，思想者才会像摇滚明星一样被对待。”这是自嘲，也在说明，国人对于这样所谓的实用畅销书籍的追捧力度是无与伦比的。这里就涉及到我们文化中潜在的功利与实用的基因。不追诉多远，就说说新中国建立之后。事实上，不管对科学、技术等等一直整体都表现出长期的功利主义的兴趣。“理论联系实际”的提出得到了狂热推崇就是历史的佐证。在当时的必须结合生产的需要和为生产服务是对这句话简单化、庸俗化的解释。慢慢地，大家都熟知的运动就是在这样方针指导下为了经济、为了国防、为了文化改造而服务。从科技层面来看，当时所有的一切都背离了科研工作的常规程序和评价标准，迎合着当时的口号和狂潮。而功利的价值取向也就这样深深地遗传至今，实用主义的理念深入人心。

　　最后再来谈点技术，当回答关于数据恐怖主义的问题时。赫拉利认为唯一对抗的手段仍旧是创新技术。现在很多人认为技术在逐渐毁灭人类。有反对者，用麦克卢汉的“后视镜”理论来驳斥——“我们盯着后视镜看现在，我们倒退着走向未来”——人们总是站在后视镜中看待新技术，看不到前面的新环境。也许，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 bug，需要靠新的技术才能修复。任何技术都是人的选择，在未来的日子，技术的发展越来越符合人的需求，也希望能不断的解决这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我想赫拉利在技术方面和麦克卢汉一样，都是乐观派。

　　@ 蓝莓

　　我不预测未来，我只想让人们有能力讨论人类的未来。在新技术革命的现代，一切都在加速，如果不抓住新潮流就会被迅速抛弃，但像 TED 式的知识潮流，只会让听众迷失自己，营造了一种假象，这种新技术革命似乎也有一点装模作样。赫拉利带着工程技术的眼光，将人类社会重组，优化，而且还带着一点狂热的情绪。

　　赫拉利写书的动力来自于他想给读者提供清晰的视野，让人们明白如今真正重要的事情，使他们知道什么是致其无法看清这个世界的幻想和骚扰。写作是一种交流，阅读也是一种交流，所有这些的目的我想也都大概如此吧。同样他也提醒我们，不要把虚构的故事误认为终极真理，真的答案是将所有的故事放在一边，而故事的工具价值是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能作用，历史学家等应该考虑工业革命带来的各方面的影响，用故事来阻止人们，并不混淆人们。而读者就是学会区分他们，不被迷惑。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人类目前的压力感和疏离感正在加强，正在失去与自身的联系。我还是挺认可他的话，人们必须切合现实，而不是做社会告诉你应该做的事。我们确实已经迷失太久了，不是么。

　　对赫拉利的预见力，他认为他不会去预测未来，他只提供可能性，而且他想从一个作家角度，提供一种有趣并非无聊的预见。创作的过程也是一种有趣的过程，不是么。还是希望未来能够多一点乐趣吧。

　　@ 流徽照影

　　看完这篇采访文本，思绪颇多，就着采访本身而非赫拉利，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说说我的想法：一是很佩服赫拉利，能在采访沟通中、或是几本畅销作里把观点说得平静、清晰而易懂，极为宝贵。在我看来，深入浅出与“说人话”是一项难得的本领，进一步说，转化学科前沿的知识，与推进知识前进同样重要。

　　过于分工明确、不断追求细化、学科壁垒森严的学术环境，也已经引发了很多学者的不安。或许再无百科全书，但如果不考虑知识沟通的必要，而是各说各话、孤立向前，那么也很可怕。《人类简史》等几本书，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各学科狂飙突进的知识膨胀、与相对而言非常滞后的大众认识之间的空白。在当前时代，谁也无法亲自投入各个领域；在自己专业之外，谁都需要懂行者拉一把。也正因如此，沟通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高，而这个过程中，简化与清晰是必要的。

　　赫拉利畅销作所呈现的面貌，让我想到了优秀的大学教科书与普及性读物。这类书籍，不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也不要求接受者单纯感受知识密集与过量的痛苦，而是给予一种可能的思路，让刚接触这个领域的、有学习诉求的“普通读者”也能大致了解知识之树的一路枝干，从中获得兴趣与启示。这类书籍应当得到慎重的正视，它们的对象是所有人而非领域专家，伴随着可读性必然丧失一定的专业性，只能指路而不能进一步铺路，尤要警惕过度捧高。二是也佩服采访者，开篇的一句话就让我俩同步了：“对于所有过分流行的人与物，我总抱着某种怀疑”。采访者非常敏锐地抓住“赫拉利在中国”的特殊之处，指出中国受制于历史语境的影响，更明显地、不自觉地沉浸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尤为具有速成的渴望。但教材或普及读物，只是教材或普及读物而已，哪怕是优秀的方法论指导，也无法未经实践凭空生效。知识本身不能具有直接的实用性，更不存在颠扑不破的真理。

　　而在这股狂热的“求知”冲动中，这本书反而被误用成为“兴奋剂”，而不是合乎赫拉利意愿的弥合认知差距的“安定剂”。赫拉利说“我只是个历史学家”，他至少是相对清醒而有分寸的；而他的好些观众（注意，是观众）则进一步高声喊叫“赫拉利是预言家”或者“赫拉利是骗子”，并不在乎他的书的内容，却试图通过这场狂欢分得几杯羹。这种事情也不少见，三十年前学术圈内的“索卡尔事件”就引发了所谓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间的“对立”，而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相互不理解、各自站队的情况更会频发，而且更加情绪化、粗鄙化。内容简化不同于口号化，表意清晰也不指向观点绝对；但缺乏细读，再加上狂妄，大概率将引向后者。

　　可怕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现象，而是背后共通的不审慎与好面子、短见与误用。鱼龙混杂的呐喊声下，“误解”前所未有地高发，挤压理性与审慎话语的地盘。这种环境推演到极端，不同领域的学者可能无力分辨自身领域以外的状况，要么更大概率产生误解与对立，要么纷纷甘做埋头的鸵鸟。这种野蛮的环境大大增加了沟通的成本，更容易诞生非理性权威与盲从的信徒。

　　编辑丨田也

　　图片来自电影《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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