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義人，就在於他明知自己的抉擇可能帶來不利的後果，仍毅然決然地投身其中，這纔是真正的道德良知，才帶來人格上真正的超邁絕倫。

1940年5月10日清晨，納粹德國向法國發起全面進攻，6月22日迫使法國投降，僅用44天即擊敗曾經的第一陸軍強國。德法戰爭期間，在法國南部重鎮波爾多，有一位葡萄牙外交官阿里斯蒂德·德·索薩·門德斯正陷於人性與政治的痛苦抉擇之中。

門德斯生於1885年，1908年於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世界上最古老的五所大學之一，成立於1290年）獲得法學學位。旋即進入外交部，在1940年就任駐波爾多領事館總領事。他的外交生涯正趕上葡萄牙和歐洲現代史上最動蕩的時期。葡萄牙先後經歷了君主制、共和國、軍政府，直到1932年，同樣出身科英布拉大學的薩拉查開始了其長達36年的獨裁統治。他在1933年操縱通過了新憲法，仿照11年前上臺的墨索里尼，把法西斯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就在同一年，希特勒在德國上臺；3年後，佛朗哥在西班牙上臺。

門德斯出身中下層貴族，面對國家內部與國際政壇的風雲變幻，只能是個無奈的小人物。他接受著來自本國無論哪一任政府的命令，作為一個恪盡職守的政府職員完成自己的工作。就任駐波爾多總領事之際，已到門德斯職業生涯的末期。原本他可以按部就班地堅持到退休，然後頤享天年。但是風雲大勢將他推到了一個哈姆雷特般的困境。

出於地緣政治的原因，薩拉查試圖在英國和德國之間走一條中間路線。但是隨著希特勒在歐洲的瘋狂攻掠，他的立場也有所鬆動。1939年11月11日，薩拉查發布命令，禁止葡萄牙駐外使領館向猶太人發放簽證。一直在努力救助猶太人的門德斯此時只能半遮半掩地繼續了。為了家人的安全，他把妻子以及14個孩子中的12個送回了葡萄牙，並儘力依照里斯本的要求來走簽證程序，在此基礎上打些擦邊球以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到1940年6月中旬，法國的失敗已經註定，葡萄牙對於陽奉陰違的門德斯的訓令越發嚴厲。他也感到無法再繼續下去，便向一位相交有年、作為自己擦邊球工作的最大激勵的猶太拉比克魯格發放了一份簽證，期望能夠幫這位老朋友一把。此時的門德斯內心很可能在期待著，將克魯格送走，就是將支撐自己善念、但也帶來現實痛苦的精神激勵送走，就意味著自己的道德責任終於完結，終於不用再承受上司懷疑的目光，可以結束擔驚受怕的日子了。未料克魯格毅然拒絕了，他說：「我不能接受這樣一份簽證，卻把我的人民留在身後。」

門德斯彷彿瞬間被擊垮了，他的那點期待面對克魯格巨大的道德勇氣一下子顯得極其渺小，此前善行的意義也瞬間變得可疑起來。這讓門德斯陷入無比的內心煎熬，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從6月14日到16日，他有整整三天的時間躺在牀上無法做任何事情，只能向上帝禱告，乞求上帝啟示自己，在良知與現實、生與死的問題上該如何抉擇。最終他重新站了起來：「我寧願站在上帝一邊對抗人類，而絕不站在人類一邊對抗上帝。」他毅然決定：「有如此之多的猶太人因希特勒之名而受難，那麼無疑一個天主教徒也可以為這些猶太人而受難。我無法做出其他選擇，我將心裡充滿對神的愛，而甘願承受因此到來的一切。」此時的門德斯不再是一個以些許善行聊以自慰的小人物，三天的精神煉獄將他打造成一個肩負起人類的罪惡與悲苦，在良知信念的強大支撐下無私無畏的偉大人格了。

門德斯開始了其救贖之旅。他簡化了各種簽證手續，從17日開始夜以繼日地拚命工作發放簽證。甚至在23日，得知邊境檢查站接到里斯本的通知，開始拒絕自己簽發的簽證後，他帶領逃難者找到一個還未接到通知的檢查站，以領館汽車開道，將他們帶過境。7月8日，早已接到馬上回國之訓令的門德斯磨磨蹭蹭地走了，這十幾天裏他一共發放了3萬多份簽證。回到祖國的門德斯受到薩拉查的嚴厲懲罰，他失去了任何種類的工作機會，過去的同事、朋友、甚至某些家庭成員都疏遠了他。1945年戰爭結束了，但是薩拉查政府對於門德斯的封殺還在繼續。他沒有退休金，中風偏癱，直到1954年死於貧病之中，一直都頂著背叛國家的罪名。

門德斯的道德抉擇，讓人看到小人物在罪惡瘋狂的年代當中如何可能成就偉大的人格。用法國大革命時期保守主義者邁斯特的說法，正是義人受難，才證成了人類的道德。如果人類行善積德只是為了獲得好報或些許良心安慰，則道德將墮落為簡單的因果決定；所謂義人，就在於他明知自己的抉擇可能帶來不利的後果，仍毅然決然地投身其中，這纔是真正的道德良知，才帶來人格上真正的超邁絕倫。在平和年代，這種說法不啻駭人聽聞；但是在那種極端的年代，門德斯的抉擇是對此說法的一個震撼人心的註腳。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迫害門德斯的薩拉查政權，卻因門德斯的義舉而廣受讚揚，美國一份雜誌甚至將薩拉查譽為「自航海家亨利以來最偉大的葡萄牙人」。歷史不會被長期嘲弄，受難的義人終將為何為偉大劃出基準。以色列在1966年授予門德斯以「國際義人」的稱號。葡萄牙在結束了法西斯政權十幾年後，也在1988年承認了門德斯的義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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