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國到了末期可謂是內憂外患，不僅要應付列強在東南的蠶食鯨吞，還要鎮壓西北阿古柏的入侵，然而清政府的國庫卻早就被太平天國起義掏得一乾二淨。

　　清廷上下分成了以李鴻章爲首的“海防”派和以左宗棠爲首的“疆防”派。兩撥人脣槍舌戰，吵得不可開交，其實歸根結底還是軍費之爭，所以左宗棠西征的軍費一直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西域歸入中華版圖很早，但中原王朝卻很難對其實行有效的管理。不少人將其歸結爲宗教的原因，伊斯蘭教有“朝覲”制度，各地的穆斯林都心向麥加，對阿拉伯文化有着天然的親近。一旦中原王朝的邊疆政策出現差錯，很容易出現離心離德，甚至是起義暴亂。

　　宗教固然是重要因素之一，但西域百姓第一次接觸伊斯蘭教的時間比中原人還晚了三百多年，直到十六世紀，伊斯蘭教才真正成爲西域的主流宗教。在此之前，西域一直是著名的佛國，而佛教與中原文明並不具有強烈的互斥性。

　　影響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主要原因還是自然環境。在華夏民族的發展歷史中，往東南的遷徙是非常成功的。由於氣候環境優越，憑藉先進的農業技術，華夏民族總能夠在人數上佔據優勢，然後再依仗發達的文化逐步吸引和同化周圍民族。

　　然而往西北的遷徙卻異常坎坷。由於身處大陸腹地，西域氣候乾旱，土地貧瘠，定居民族很難在草原或大漠戈壁上生存，華夏文明很難落地生根，同化西域更是無從談起，所以中原王朝用兵西域歷來都只能從內地發兵。

　　且不論中原王朝在內地如何調兵，僅從玉門關到南疆重鎮喀什噶爾（喀什）的直線距離就有1500多公里。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步兵在戈壁山地的行軍每天連20公里都很難達到，這樣的行軍速度對後勤帶來的壓力是無法想象的。

　　爲了減輕財政的壓力，左宗棠與前線總指揮劉錦棠經過多次推演，認爲進疆平亂只需“勝兵萬餘”。左宗棠因此對老湘軍進行了大規模裁汰，僅保留部分青壯精銳，同時又吸收大量陝甘馬隊，後來創立甘軍的董福祥，稱霸西北八十年的馬家軍都是在此時登上歷史舞臺的。

　　人員精簡之後，左宗棠纔能夠集中力量爲湘軍換髮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火炮和火槍。董福祥的陝甘馬隊作爲先鋒部隊裝備最爲優良，不僅有各式火炮數十門，一線指揮官還用上了雙筒望遠鏡。英國人色羅傑曾評價道：“這支軍隊完全不同於所有以前在中亞的中國軍隊，它基本上近似一個歐洲強國的軍隊”。

　　俗話說大炮一開黃金萬兩，在鎮壓太平天國之初，曾國藩始終不願採購洋槍，除了認爲火器爲西方奇技淫巧之外，最重要的還是一個字“貴”。然而在西北戰場上，即便湘軍採用了歐洲最先進裝備，軍火的消耗仍只佔很小的比例。

　　從1874年到1877年，左宗棠通過各種途徑先後籌集軍餉4200萬兩，用於購買軍火的費用只佔5%。清軍最主要的開支都用在了購買和運輸軍糧之上。西征軍糧最初主要從甘肅的肅州採買。肅州之糧運到新疆東部的巴里坤需要三十日，如果用騾馬，所負軍糧不夠沿途消耗。

　　左宗棠經過反覆試驗，最終選擇食量教小的駱駝進行運輸，但由於負重較少，每百斤糧食運到巴里坤成本高達15兩銀子。後來左宗棠嘗試從包頭運糧，運費雖減輕不少，但也需要八兩銀子。

　　西北疆土廣袤遼闊，遠離國家政治中心，特殊的地理和地址環境決定了用兵新疆的成本是巨大的，所以中國歷朝歷代不管出了什麼樣的雄才大略的帝王，影響力最多隻能到達新疆，根本無法對中亞實施有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