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范冰冰事件，讓所有人關心個人所得稅問題。

　　“單純從稅的角度講，某省的某個房地產公司偷稅被查了，一個土地增值稅都是好幾十億的稅款。（之前曾有新聞報道）相比之下，范冰冰交的稅並不算多，但她自帶流量，讓全民都感受到了。”

　　今年又是稅改大年，規模之大史無前例。但爲什麼企業感到“名減實增”？中國稅負究竟有多重？現存的問題究竟是什麼，稅改要去往何方？

　　正和島獨家專訪了順利辦信息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彭聰，國家稅務幹部學院客座教授、法學博士阮志勇，回答11個稅改真問題。

　　口 述：彭聰（正和島島鄰）、阮志勇

　　採 訪：孫允廣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01

　　中國稅負爲什麼這麼重？有哪些縱深維度？

　　縱觀全球，中國的稅負偏高。福布斯曾發佈《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國在全球排名第二，第一是法國。中國稅負結構主要以增值稅爲主，以所得稅爲輔。美國以所得稅爲主，相比之下，美國的稅制結構更加公允，最終以是否賺錢爲主要判斷標準，多賺錢就多交稅，沒賺錢想多承擔更多的稅負也很難。

　　稅負是個很古老的話題，從秦朝時候就有了，無論是去修長城，還是交銀兩，總有一款適合你。無論是井田制還是一條鞭法，整個歷史的演進過程，也是個收錢的過程。所以說，稅收是個技術活。哥爾柏說，稅收這種技術，就是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

　　對於企業來講，中國宏觀稅負的增加，最核心的問題在於流轉環節。增值稅是中國最主要的稅負，就等於價外稅轉嫁給消費者。這個過程可以理解爲：商品在流通環節產生了一些稅，企業在生產過程中也產生稅務，到了個人消費層面，又產生一些稅。

　　如果單看每一項稅，橫向對比全球，中國的稅率其實並不高。但是，從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個人所得稅，再加上一些費，老百姓和企業家的感受是多維度的，綜合在一起，大家就覺得稅負比較重。

　　還有一些是政策和宏觀環境的原因。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對國內的出口企業影響很大。

　　去年，國家稅務局又透漏消息，說投資企業要按照個體工商戶“先分後稅”原則，繳納35%的重稅。很多投資企業家不淡定了，虧的錢沒人管，賺的錢如果按照這種稅率累計，基本上LP（投資合夥人）都不幹了。

　　後來又提出社保入稅，對企業壓力也很大。之前大家用工方式都比較粗暴，如果一家公司全員交五險一金，全部按照公轉私的基數去繳納，包括殘疾金、公積金等，其實很少有企業能盈利。

　　中國宏觀的社會成本也在推升，這個過程中，除了房產、土地成本上升，資金去槓桿外，人工的成本也在攀升。2008年勞動法的改革，保護了很多勞動者的權益，但客觀上也推高了江浙、廣東一帶的中小企業宏觀用工成本。換句話說，中國的宏觀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失。

　　綜合以上，中國的稅負就“顯”得很重。

　　02

　　企業爲什麼感覺到“減稅增負”了呢？

　　國家是真的在減稅，增值稅從16%降到了13%。但爲什麼企業仍然感覺壓力大呢？是因爲過去中國經濟是“野蠻”的發展方式，很多企業稅務活動不合規，即使稅負再減，也離他們的預期有很大差距。在大數據的今天，由於監管水平的提升，企業壓力變得更大了。

　　就好比稅負是60分及格，現在從80分開始減稅減負，往60分降。最後發現，實際上以前才30分的，降到60分也很高。

　　2018年有很多熱點，能夠讓大家重新審視稅負問題。比如說范冰冰事件，全民關注，如果單純從稅的角度講，某省的某個房地產公司偷稅被查了，一個土地增值稅都是好幾十億的稅款。相比之下，范冰冰交的稅並不算多，但她自帶流量，讓全民都感受到了。

　　很多專家喜歡判斷未來中國稅負是增高還是降低，其實這個判斷意義不大。我用分子、分母來表示，稅負如果降下來，納稅痛苦指數就降下來了，這是分子變小，但更重要的是分母要變大，就是納稅基數要變大。

　　如果中國有一部分人在交稅，其他人不交，那國家的壓力就很大。無論基礎建設，國防安全，還是基礎運營，壓力都很大。

　　如果所有人都按照國家法律規定依法納稅，那涉稅基數就會變大，只有所有人都納入徵管範圍，分子的痛苦指數纔會下降。至於對未來的判斷，從宏觀上，涉稅基數會變大，更多的人會納入監管體系，更多的資金會納入監管體系。

　　03

　　政府大力減稅，稅收總收入卻仍然快速增長。爲什麼會出現“名減實增”現象？

　　從我們的視角去看，這是伴隨着國家營改增產生的。之前的營業稅階段，其實很多企業和商家是不開發票的，稅負就進入不了流通環節。甚至整個供應鏈中，從生產到銷售渠道，再到商家，最後到消費者手中，都可以不開發票，大家都沒交稅，自然覺得“稅負”較低。

　　營改增之後，等於最後一個環節被卡死了，每一個環節都有抵扣業務，都得跟上下游去要發票，可以理解爲是一個“連坐”的稅制，所以就會導致整個供應鏈都去收稅。

　　這是減稅效果不理想的一個主要原因。另外就是有一些盲區存在，隨着大數據監管技術的完善，客觀地講，原來的很多稅務盲區會被納入到監管範圍之內。先前很多企業“偷、逃、抗、騙”（偷稅、逃稅、抗稅、騙稅），有很多方法，但現在一切都很透明，必須去合法地納稅。

　　監管水平在提升、企業納稅意識也在提高，就導致雖然稅負下降了，但是納稅的基數在增加，稅收總額還是在增加的。

　　04

　　政府財政這麼吃緊，我國究竟還有多少減稅空間？

　　減稅並不意味着一定減財政，稅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職能——經濟的調節器，國家通過減稅的方式獲得更多稅源，這是減稅的目的之一。

　　減稅了，有些企業纔可能生存下去，才能夠“放水養魚”，水大魚大，活下來的企業多了，企業長大了，才能貢獻更多的稅收。從這個層面看，並不是減稅之後一定就要減財政。

　　經濟有周期和規律，現在中小企業壓力大，通過一輪減稅激活小微企業，讓他們更好地生長，擴大規模。我們的小微企業減稅週期一般是2年，如果2年後，企業仍然壓力很大，那麼就再做一輪減稅，減稅是刺激和調節經濟的一種方式。

　　05

　　中國是不是過了減稅最佳時期了？

　　根據拉弗曲線，政府的稅收收入與稅率之間存在一定的關係。當稅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政府稅收收入，但超過這一限度時，再提高稅率反而會導致政府稅收收入減少。因爲較高的稅率將抑制經濟的增長，使稅基減小，稅收收入下降；反之，減稅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擴大稅基，使稅收收入增加。

　　圖片爲拉弗曲線

　　我國個稅免徵額提高、稅率下調和增值稅稅率一降再降，但它們並沒有使個稅和增值稅的收入總額下降，反而繼續保持較快增長。2018年個人所得稅13872億元，同比增長15.9%；2018年國內增值稅61529億元，同比增長9.1%。

　　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稅率已經過了最佳平衡點。無論是因爲外在的全球減稅潮，還是因爲拉弗曲線所蘊含的經濟學原理，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確實該適當下調了。讓利於民，才能夠長期地產生更多稅收和就業。

　　06

　　面對透明監管，企業該如何應對？

　　每個人的視角不一樣，我們認爲，隨着經濟高速發展，很多企業已經習慣了“合規不賺錢，賺錢不合規”。舉個例子，爲什麼民營企業在一段時間內、在特定產業裏，可以競爭過國有企業？這是個很敏感的話題。很多國有企業，給員工繳納五險一金，它的任何一個業務、發票、生產的工人都需要合規。所以同樣業務，國企就不具有競爭力。（當然，這只是一部分原因，現實中還有國企壟斷資源、享受國家補貼等問題）

　　比如一批珠寶，按正常渠道進來，每個環節都得交一些稅，但如果是走私進來，可能任何環節都不交稅，就能夠競爭過國有珠寶企業了。

　　不合規是個“劣幣驅逐良幣”的過程，就像生產電飯煲，要做研發，要付知識產權費、人工費、開發票要交稅費。一些小作坊不合規生產，僞冒你的產品，在銷售環節也不交稅，那麼同樣的電飯煲，合理合法的廠商，就競爭不過不合理、不合法的廠商，因爲成本不一樣。

　　對消費者來說，他們感覺價格便宜，質量好就可以了。這個過程中他不會關心企業是否給工人交五險一金以及企業生產環節各種進貨是否索要發票。這些都是問題，都產生了競爭的差異，最終都導致合規不賺錢。

　　但是在過去20年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很多企業習慣了不合規，把不合規當成能力，當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了。所以，將來轉變心態十分重要。

　　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大家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在同樣的法規下，應該去突出你的核心能力，而不是靠不合規操作去獲得市場空間。中國企業經過了野蠻增長階段，未來是產業迭代進化的過程，企業要找準核心競爭力，適應合規發展。

　　政府搭臺，企業唱戲。政府的作用是提供舞臺，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舞臺，守法的企業高稅費，不守法的企業偷稅漏費反而怨天尤人，顯然不符合正常的價值觀。通過深化稅費改革進行標準規制之後，守法的喜，不守法的憂，就能迴歸到公平正義。

　　07

　　減稅究竟有沒有效果？是不是迫於美國壓力才進行的？爲什麼很多專家反對減稅？

　　現在有很多專家、智庫認爲，中國的減稅並沒有實際意義，是迫於美國壓力下的減稅，因爲不減稅，企業就跑到美國去了。

　　正如前面說的，稅收是經濟的調節器，普遍減稅可能意義不大，但此次減稅很有針對性。中國的問題實際上是個系統問題，除了明面的稅之外，還有很多“負”，比如企業的一些隱形成本，地方政府的“吃拿卡要”，行政機構的辦事拖沓，這些都是營商環境方面的問題。

　　還有就是社會成本的攀升，比如醫療、教育、住房領域的三座大山，讓所有人都感到壓力很大。

　　這是系統問題，很多人把綜合問題都歸結在稅上，稅成了一個爆發口。但這是社會民意的體現，減稅必須伴隨着減負。就像克強總理說，要割自己的肉，必須落到實處。

　　08

　　企業如何享受稅收減免優惠？

　　既然國家大力減稅降負，指明瞭方向，企業自身就應該以大環境爲依託，根據減稅方向進行一些自我調整。這個是很必要的，也可以找一些專業機構推動完成。

　　總體上，大環境是稅負降下來了，但能不能惠及你的企業，要從微觀角度考慮。每個企業都要考慮相關的政策和經營模式、商業模式，去做一個適當的調整，包括一些業務拆分，業務調整等。相信，1萬億的降稅雨總會落到你的田上。

　　09

　　中國的稅改爲什麼越改越複雜，未來會怎樣？

　　在國外，我們說要尊重有錢人。爲什麼？因爲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家門口的公路，國家的基礎設施都是有錢人交的稅，尊重有錢人就是因爲要尊重納稅人，尊重納稅人的義務。

　　對於中國來講，也逐步會是這樣，是否納稅就應該是看賺錢沒賺錢。社會就像金字塔，有錢人在上面，就有義務納更多的稅，他也更受人尊重，因爲對國家做的貢獻更多。

　　因爲數據問題，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實際上變成了工資稅了。范冰冰事件的問題就是，她是有錢人，但她避稅的手段比你多，她覈定的稅率可能只有4個點，而你每個月可能交到40個點，這樣不公平。工資稅大部分是金字塔下層的人交的，頭部富豪交的少。

　　中國現在的稅負系統很複雜，將來的發展方向一定是化繁爲簡。未來一定是走向所得稅方向的，資本性所得就是生產經營所得，勞務所得就是綜合所得。未來居民賬戶，很可能向政府開放，所有人都要回答資金來源，無論是私對私轉賬還是取現金（攝像頭監管），所有人都變得透明，數據客觀留在那裏，要經得起推敲。

　　10

　　大衆矚目的房地產稅，究竟會帶來哪些影響？

　　房地產稅已經排在全國人大立法進程中了，對此我有兩個判斷：第一，房地產稅是一定會徵收的；第二，房地產稅一定不會大幅影響房價。

　　從稅的本源上講，稅與你有錢沒錢相關，跟你持有的資產和收入結構相關。房產能夠體現一個人綜合收益和資產狀況，從未來大的趨勢上說，房地產稅該徵，它應該是一種更公平、更公允的一個體系。而且，如果房地產不納入到徵收的範圍，那誰該多交稅、誰該少交稅，無法公平地衡量，會引發一系列問題。

　　但房地產稅不會大幅影響房價，房地產稅的實施，更多地是遏制炒房行爲。它的徵收對象不會是有第一套房子的人，有可能也不是有第二套房子的人，而是擁有第三、第四、第五套房子的人，就像個人所得稅一樣，它有一個較高的累進過程。

　　立法者的出發點是爲了遏制炒房，對於房價來說，影響價格的還是供求規律。而且大幅度下衝的房價，會影響到地方政府債務情況，也會對居民負債率產生嚴重影響，會形成系統的問題。所以，這件事情上，大家儘可放心，不必擔憂。

　　11

　　中國能否打破“黃宗羲定律”？

　　明末清初，天下大亂。大學問家黃宗羲總結出一個歷史規律：

　　歷史上的稅費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稅費改革後，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侷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黃宗羲稱之爲“積累莫返之害”，現代學者秦暉總結其爲“黃宗羲”定律，是中國“九大歷史定律”之一。

　　以此推論：在工業社會中，如果政府的徵稅權不受控制，稅制每改革一次，企業的稅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

　　2006年時，溫家寶總理曾經在兩會期間多次提及“黃宗羲定律”。2019年是中國的減稅大年，國家出臺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減稅政策，克強總理要求動政府的存量利益。中國能跳出“黃宗羲定律”嗎？

　　說實話，這種現象或者說“定律”之所以能出現，關鍵在於政府開支的增加。中國古代農業立國，國家的稅收主要來源於農民，除了鹽鐵稅外，來自工商業的稅收很少，主要用來支付皇傢俬人用度開支。

　　由於缺乏近代的金融系統，因此無論工商業發達與否，國家對其的監管都沒有可靠的手段。用黃仁宇的話來說，就是無法在數目字上管理，因此，也就難以依賴這種其實並不小的財源。

　　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

　　第一方面，從農業稅角度，中國已經完全取消農業稅了；

　　第二，對工業來說，稅改是不是一次比一次重呢，這個不可憑一而論。當下，稅的核心是調節整個經濟生態，讓它更趨向於健康，從國家角度講，是希望經濟更繁榮。對企業來講，省下來的稅費，可以發工資、進貨、擴大生產，就能夠促進更多的就業。

　　但在特定情況下，稅降了，經濟不一定就會見好。在這樣一些情況下，比如加大社會福利等，就會提高稅費，這是一個週期，是一套系統複雜的工程，跟很多因素有關係。要研究人和稅制，就要考慮它的實施效果。未來我國金三系統（金稅三期）併網後，營改增轉入國稅系統後，徵管效率提高帶來的影響會遠遠大於稅率小幅下調釋放的能量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