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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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以來，有兩個詞長期被污名：一個是“中世紀”，一個是“君主制”。聯繫前者的是“黑暗”；連綴後者的是“專制”，並且還是“封建專制”。以致我們對這兩個詞的認知形成了條件反射。其實，中世紀並沒我們想象的那般黑暗，或，它不比任何一個時代更黑暗，包括現代。同樣，君主制也不是那麼萬惡；尤其當它和它以後的全能主義時代相比（奧斯維辛、古拉格……），你會發現，君主制蘊含着很多古老的自由。

中世紀與君主制在時間上大致合一。中世紀各個國家的政權基本上是君主形態的。我華夏是一個無神論民族，我們今天對中世紀的批判主要不是對神權批判而是對君權的批判。政治學上和君權對應的是民權，亦即和君主制對應的是共和制。按照教科書，君權之下無民權，所以人民要革命。一百年前的辛亥，華夏的制度對決就在君主制和共和制兩間展開。可以用一本書和一部電視片概括這一對決所形成的百年史：從“《走出帝制》”到“《走向共和》”。

英倫：沒有走出帝制的共和

帝制就是君主制：儘管哈布斯堡家族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世襲皇帝，但路易十六不是皇帝是國王。當年法蘭西由帝制而共和爲我華夏所取法。當然，法蘭西亦有取法，那就是 “美利堅合衆國”。合衆即共和。然而在美利堅之前，還有英吉利。它纔是地球上最早邁進現代門檻的國家。因爲這個國家的保守主義氣質，不爲華夏所待見，我族當年可以學法，也可以學美，但不會學英。一百年前，同盟會的《民報》插圖不是鼓吹美國革命就是法國革命，卻不見英倫的。後來《新青年》拾級而上，更是一味偏重法蘭西。再後來，20世紀20年代湧現的反帝浪潮，第一個針對的就是英吉利（當時收復的租界，也只是英租界）。原因固然很多，但就政治言，法蘭西和美利堅都是共和政體；英吉利的頭上留了個君主制的辮子，不足取法。所以，辛亥前力主學英的康梁只配“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歷史從頭捋。走出中世紀的國家，一英，二美，三法。德俄無論，更無論那些古老的東方帝國。現代化是從英倫這個蕞爾小島發起，接着越過海峽由西往東推進。東方無不在走西方的路。問題在於，西方之間英、美、法，各自路徑就不一樣。於是就有一個取法上的選擇，或者叫路徑依賴。面對傳統君主制，英倫的路徑不是從君主到共和，而是從君主到立憲，而後逐步共和。即使共和，無廢君主。這是沒有走出帝制的共和。其次是美利堅，制度創新，直接共和；因爲北美沒有帝制和君主。英美由此形成世界史上走向共和的兩個模塊。英耶？美耶？

最初面臨選擇的就是法蘭西。它選擇了美式共和。法不學英，蓋有因緣：英法世仇，世紀中又輸掉了“七年戰爭”。法蘭西學美，一則美利堅獨立時，法英作對，故不惜鼎力相助。更兼之前的啓蒙運動，高盧雄雞注入了共和激素，亢奮好鬥無已。1791年君主立憲甫定，吉倫特派發動民衆爲共和簽名，試圖廢君憲立共和，由此釀成血案（馬校場事件）。爾後雅各賓推波助瀾，發動民衆起義，拘囚路易十六。一個月後宣佈帝制終結，共和成立。然而，走出帝制的共和，給法蘭西帶來的不是福音而是禍患。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70年代，八十餘年間，法蘭西一直在帝制與共和之間盪鞦韆，是歐洲最不穩定的國家。

拿破崙·波拿巴

英法兩國分居英吉利海峽兩邊，它們各自的共和恰恰是一個有意味的對比。英倫是沒有走出帝制的共和，法蘭西的共和是在結束帝制之後。從制度成本的角度看，英惟其沒有走出帝制因而是和平過渡；法終結帝制，遽爾共和，反而釀出了巨大的政治災難。

插：正是出於對帝制或君主制長期污名的不滿，記得我在一次對話式的聊天中就“走出帝制”的書名調侃（我沒有這本書因而沒讀過），意思是帝制沒有那麼可怕，英國今天不還是帝制嗎。稍後一位朋友說：我認爲英國不是帝制而是共和。朋友的話當然沒問題，我也只是心裏應了一下：畢竟英國直到今天依然是Kingdom而非Republic吧。當然，說英倫是帝制只是在某種意義上。完整地說，它是Kingdom和Republic相結合的制度“寧馨兒”。

法蘭西：理念主義理性主的代價

人類最古老的制度就是君主制了。原始部落或部落聯盟首領就是最早的君主。針對法國大革命推翻路易十六君主制，保守主義的邁斯特爲君主制辯護：“對人類而言，最自然的政體是什麼？歷史將回答：是君主政體。”東方民族早熟，還在元前，我族就已經進入“封建君主制”了。

歷代周王是君主，分封各地的諸侯是貴族。君主和貴族都是可以世襲的。它們各有自己的權利與義務。貴族不受周王直接統治，是自治。這是分權性質的君主制，是爲君主制第一階段。元前221年，“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其實，諸侯不是西來，而是諸侯作爲制度被秦王劍指歸西。從那時起，我華夏族封建不再，餘緒猶存。歷史進入了君主制的二階“集權君主制”，所謂君主專制是也。

人類歷史具有趨同性。我族元前的歷史場景，又在元后五世紀末歐亞大陸的那一頭重演。屬於日耳曼部落的法蘭克首領克洛維率兵進佔高盧，後建立法蘭克王國。這是西歐君主制的一階段。以後由查理大帝三分的東法蘭克、中法蘭克和西法蘭克，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分別從君主封建走向君主集權。其中，法蘭西王國從西法蘭克脫胎而來，至17世紀卡佩王朝的路易十四，終於把貴族收拾成了廷臣，並豢養在自己眼皮底下的凡爾賽。路易十四完成了集權之業，這是絕對主義王權。

至於隔海英倫，自1066年威廉征服後，君主幾乎就是絕對君主。但貴族勢有不甘，雙方的鬥爭彼此跌宕。1215年《大憲章》訂立，這是貴族的一次勝利。但都鐸王朝亨利八世的《至尊法案》（1534年），不僅改天主教爲國教，並使自己在世俗領袖之外同時成爲宗教領袖。這是君主專制的勝出。但，風水輪流，下一個勝利，歷史天平又倒向了貴族議會，而且一勞永逸。這時已是17世紀了。

亨利八世

17世紀應該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世紀性紀年。在英吉利，議會貴族和斯圖亞特王朝博弈並勝出；因此，1688年的“光榮革命”完成了君主制演變的三部曲：從封建君主而專制君主而立憲君主。人類歷史從中世紀緩慢進入現代。但，歷史並不同步；反觀法蘭西，路易十四“朕即國家”，這是歐陸專制君主的巔峯。英法之間的時間差，顯然，英吉利走在了法蘭西的前頭，也走在了歷史的前頭。現代性的曙光從孤懸海外的英倫三島亮起。隔着海峽向東，自法蘭西而德意志而露西亞而土耳其而吾族華夏，整個大陸廣袤逶迤，尚蟄伏在中世紀的霧幔中。

一百年後，法蘭西異軍突起。1789年，它以大革命的方式開創了不同於英倫首發的另一種現代性；但，從歷史後視角度，這是現代性的歧出。如上言，法蘭西應該就近取法一衣帶水的英吉利，而不是繞過大西洋去擁抱剛立國的美利堅。移民的北美沒有自己的地理傳統，但法蘭西有。法蘭西同英吉利一樣，都是有着古老君主歷史的民族，這種傳統在自己的地理上早已紮下了根。後發的法蘭西學英可以，學美註定碰壁。結果法蘭西無顧本土歷史與現實，儘管也是共和；但從來沒有帝制的共和在北美是橘，走出帝制的共和在法蘭西是枳。水土不同故也。

垂範在前的英吉利，對自己的歷史傳統因革損益，有揚有棄；雅各賓則一葉障目，但知革而不知因，恨不將克洛維以來的歷史像辮子一樣一刀剪斷，一切從頭開始，也一切從我開始。當年在密室中策劃“光榮革命”的都是一些老謀深算的貴族，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是非常務實的“經驗主義理性主義”。法蘭西不然，雅各賓幾乎都是些年輕的不熟悉公共事務的文人。他們的思想資源是啓蒙運動，身上有着普魯塔克式的英雄情結。傳統在他們眼裏不屑一顧，歷史本來就是用來創造的。政治經驗貧乏的他們，卻富有政治浪漫主義的熱情和理念。一邊以抽象理念運作政治，亦即讓政治成爲理念的演繹，一邊無視自己的現實、傳統和歷史：這是一種非常法蘭西的“理念主義理性主義”。

西耶斯

共和主義就是法國大革命的制度理念。至於這個理念與水土是否能立即吻合，這不在它所考慮。《什麼是第三等級》的作者西耶斯，被譽爲法國大革命的“首席政治設計師”。阿克頓爵士談到他時說：西耶斯“將政治理解爲一種探討國家之應然狀態的科學，他拒絕接受歷史形成的結果，即國家之實然狀態……經驗不足以充當統治藝術的老師。他完全是背對歷史……但他向世人保證，未來將截然不同於歷史，且可能會更好。”這裏的“應然”即理念狀態，“實然”則現實狀態。政治作爲對公共事務的治理，不顧實然而應然，只能是政治的倒錯。

應然之法VS自然成憲

“理念”一詞源自古老的柏拉圖。在柏拉圖的世界，理念是形而上的，它和現實的關係是，現實只是對它的模仿。這就不難理解爲什麼法國大革命會受到不同國度文人亦即知識分子的歡迎，知識分子就是“理念人”：它居高臨下，以應然對實然啓蒙，亦即以理念對現實啓蒙。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就是這樣一本書，它對法國大革命影響至大。羅伯斯庇爾的枕頭下就放着這本書。但，可以質問的是，過往千年，歷史上哪一個時代簽過這樣的契約呢（美利堅例外，而且盧梭時代還沒有美利堅）？盧梭的回答意味深長：“我探討的是權利的道理，我不要爭論事實。道理是應然，事實是實然。道理如果不是來自現實，僅僅是紙上的邏輯，卻要事實反過來去服從；正如一棵樹本來可以成爲橘但卻成了枳，要在種植它不是根據現實水土、而是僅僅根據抽象的普遍的一般的植物學原理。

從盧梭到西耶斯，就是從啓蒙運動到法國大革命。盧梭聲稱：“社會秩序乃是爲其他一切權利提供了基礎的一項神聖權利。然而這項權利決不是出於自然，而是建立在約定之上。”如果翻譯無誤，秩序可以是權利？而且還神聖？退步言，建構社會秩序是一項權利；但在英倫，它寧可說這是“古老的權利”，也不輕言“神聖權利”。神聖是形而上，但權利卻是形而下。何況，社會秩序可以建立在約定之上？誰是約定者？歷史上能找的到嗎（北美例外）？盧梭的契約實際上就是憲法，盧梭認爲，它是可以有制定者的（確實，18世紀90年代，法國大革命每隔兩三年就搞出一部憲法）。

只是，在英倫那裏，憲法也好，制度也罷（當然包括君主制），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爲約定或制定的。憲法和制度就像風俗、習慣、語言、貨幣等一樣，無不是自生自發的，找不到它們的起點。既沒有發明人，也沒有制定者，它只是人類在漫長曆史過程中自然形成的結果。我們今天說英倫是一個判例法國家、習慣法國家、普通法國家；它沒有成文法，只是非成文法。但，不成文不是指不訴諸語言文字，1215年的“大憲章”就寫在羊皮紙上。這裏，非成文的含義是非制定。從法和秩序的源頭來說（這是元秩序），它是生成的，不是人爲的。你找不到原初的制定文字，甚至它形成於文字之前。

當然，這是和“實證法學”的解釋相牴牾的制度、法律系統。因爲人類秩序最初就存在於自然之中，因着這古老的自然秩序逐漸形成了人類的風俗習慣，又在這與水土因應的風俗習慣中慢慢成形爲一套制度法律。這一切就像山野中的一棵樹，沒人去栽種，它是自然出生、自然生長。雖然它凝聚着歷代人點點滴滴的經驗和智慧；卻無法由人類按照自己的“理性”、“應然”事先約好並定製。

邁斯特說：“我們來看看英國的政體吧。它肯定不是事先制定好的。英國的政治家從未聚在一起說，‘我們來創建三種權力，以如此這般的方式讓它們相互制衡’。他們誰也沒想過這種事。英國的憲政是諸多環境因素的產物，而這些因素多得數不勝數。羅馬法、教會法、封建法；薩克森人、諾曼人和丹麥人的習俗，所有等級中的特權、偏見和主張；戰爭、叛亂和革命；諾曼人對英國的征服和十字軍東徵；種種的善與惡，種種的知識、謬誤和慾望……總之，所有這些因素共同發揮作用，互相影響，千千萬萬種因素的匯聚輻輳，經過悠悠千載的漫長運作，才形成了這個複雜的統一體，這種世人所看到的權力的平衡。”這個統一體，名字就叫君主制，這個權力平衡就是君主立憲。

根據以上，英倫所以沒有終結帝制，而是在帝制框架下共和。這是它對歷史傳統的自覺承襲，也是“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剋制了本土亦有的“理念主義理性主義”衝動的結果。西耶斯認爲，經驗不足以充當統治藝術的老師，英倫正是以經驗爲師而不以抽象理念爲先導。所以，“光榮革命”看不到一個宏大敘事的概念，正如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等大詞滿天飛。和法國大革命血流遍地相比，“光榮革命”到底光榮在哪，僅僅是因爲沒有灑落一滴血嗎？英國史家屈威廉說：“這次革命的真正‘光榮’之所在，並不是爲了保證它的成功只使用了最低限度的暴力，而是在於，這次革命的解決方法爲後世的英格蘭人民找到了一個避免使用暴力的方法。”是的，不是1688年革命時期沒有流血；而是直到今天，三百多年來英倫三島一直和平。

那麼，“光榮革命”緣何成功？我們常常說，這是託利黨和輝格黨之間的政治妥協和宗教寬容。這固然很重要；但，遠比這重要的是，在國體上，“光榮革命”持守了人們已經習慣了的古老的帝制，將它憲政化而不是推翻。沒有這樣一個國體穩定，和平是談不上的。還是屈威廉：“輝格黨人和託利黨人……共同締造了一個新舊參半的政體，這就是後來歷史上稱之爲的‘革命解決方法’。在這種政體形式下，英格蘭從此得以享受和平。不管對於教會還是國家，這個‘革命解決方法’都證明具有穩固的特質。它幾乎沒有變動地一直維持到了1832年議會改革法案的通過。”

1832年是英倫“民主化”的開始，此年的紀年意義相當於1688年英倫開始的“憲政化”。從憲政到民主，英倫始終穩健推進，蓋在於它有一個“新舊參半”的政體，這就是上文所說的Kingdom和Republic的合一。

歷史一激進，人類就摔跤

出於對英倫光榮革命的認同，國內有學者將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也比附爲“光榮革命”。因爲它也是低限度的暴力。但論者似乎忽略了兩者根本的不同。“光榮革命”保留了君主框架，它的共和是Kingdom下的共和。我們效法法蘭西，是“走出帝制”的共和（因而也複製了當年法蘭西共和後的亂局）。這其實可以讓我們深思，爲什麼英倫革命平安了三百年，1912之後我們卻戰亂頻仍。更有意味的是，義和團事件之後的清末倒是沒有戰亂的，那麼爲什麼清末不亂北洋亂。從英倫的經驗和法蘭西的教訓看，關鍵因素在國體。

國體如國鼎，宜靜不宜動。一旦國體板蕩，人人問鼎，勢必天下無寧。所以，託利、輝格兩黨哪怕從國外請來一個其實也是專制的國王，也不廢除君主制。君主制比君主重要，正如制度比人更重要。這種政治智慧是汲取了17世紀四十年代清教革命的教訓。“光榮革命”之前，英倫也有一段共和曆（1649-1660）。但那是失敗了的共和。所以，“光榮革命”不願重蹈查理一世之後的共和悲劇，而是讓新興的共和植體於古老的君主制，讓其逐步發育生長。

1911年時，康有爲把這種形態的共和叫“虛君共和”。它可以讓社會轉型新舊銜接，避免一刀兩斷，過度震盪。當年康梁是學英反法不學美的，就像法國革命前期主張學英的斐揚派一樣，抵擋不住激進主義的潮流被邊緣化。

“虛君共和”屬於古典形態的共和。共和體制雖出現在王政之後，但也是一種源遠流長的政治體制。在康有爲看來，世界上最早的共和是我華夏族。元前841年，周厲王虐政，國人進攻王宮。王者棄位逃逸，國柄由周、召二公聯掌，史稱“周召共和”。這是貴族共和。如果按亞裏士多德：一人執政是君主制，少數人執政是貴族制，多數執政是共和制；這種共和是平民共和。但，到了羅馬時期的希臘人波利比烏斯那裏，共和不在貴族，也不在平民，而在貴族、平民和君主的三位一體：共和=君主（國王）+貴族（元老院）+民主（公民大會）。這種體制發端於羅馬王政又成熟於羅馬共和，波利比烏斯正是對羅馬共和時期的權力架構的觀察，方纔歸納出這種“混合憲制”的共和，是爲古典共和主義的完型。

光榮革命

可以看到，英倫“光榮革命”正是對古典共和的現代踐履。國王可以世襲，貴族構成上院，下院除地主外，又吸納從事工商的新貴族（即後來的資產階級）。至於法國大革命的共和，沒有君主，路易十六上了斷頭臺；也沒有貴族，它不是兩院制而是一院制；有的就是把教士和貴族剔除在外的第三等級（如立法會議和國民公會）。西耶斯認爲，第三等級就是人民。由它主權就是民主。所以法式共和，與民主同義。後人多學法蘭西而不學英吉利，即在於這種共和直截了當兌現了盧梭的“人民主權”。既政治正確，又大快人心。

然而，英吉利偏偏是歷史舞步中的慢三。拖着虛君的辮子不說；其共和也只是舊式的貴族精英共和，不是人民民主共和。後者作爲一種普世訴求，還要交給歷史去逐步完成。可以看到，從1688年“光榮革命”到1832年議會選舉的“改革法案”，英倫用了近150年的時間纔開啓民主制度化的運作。這是英倫從憲政到民主，亦即從古典共和到現代共和的轉型。它是緩慢的，也是穩健的。

高盧雄雞看起來快捷，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臺，咔嚓一聲，君主死了，帝制死了，歷史也死了，人類現代了。然而，“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但它“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了嗎？且不說第一共和的災難給法蘭西帶來的不幸；更何況它還開啓了模仿它的露西亞式的現代性災難，以至直到今天我們還在爲法蘭西買單。從傳統到現代，歷史只能加減，不能乘除。從事歷史作業的人，須當審時度勢，循序漸進（此即梁啓超所說的不能“躐等”），亦不必抱“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那種功必在我的孫文心態。否則歷史一激進，人類就摔跤。今天，英吉利還是英吉利，始終沒有拋棄帝制。法蘭西看起來第五共和與第一共和一樣，無有帝制框架；但它終究無法繞過君主立憲的道路。法國現代史上的標誌年份有1789、1830、1848、1870，但沒有1814。然而，這個被忽略的年份在法國現代編年上不可或缺。這一年英普聯軍終結了拿破崙帝制，讓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復闢登基。自此，法蘭西擺脫了大革命的紊亂，走上了君主立憲的共和之路。

這其實是英吉利帶着法蘭西走自己1688年的老路。到1870年的第三共和，儘管其間有反覆，比如中經一個短暫不寧的第二共和（1848-1852），但大體沒有脫離君主立憲的軌道。正是有了半個世紀多的相對平穩的過渡，法蘭西纔可以卸掉君主的袈裟。1870年普法戰爭法蘭西戰敗，國體問題重新提出。因爲波旁家族和路易·菲利普家族都有繼位的權利，同時也出現了紛爭；爲避免進一步失序，君主不復的第三共和成爲法蘭西的應時之選。它一直維持到了二戰時的1940年。

西班牙的“民主國王”

那麼，像法蘭西一樣，英吉利的共和是否也可以脫去君主的外衣。事實上英倫始終有取消王室的呼聲，也許某一天這並非不能成爲事實。只是到今天爲止，保留王室依然是民間主流。英吉利是個保守的民族，它願意把王室作爲傳統的活化石保存下來，哪怕以供觀瞻。當然，這種表述很表淺。不妨聽聽阿克頓勳爵的看法：“只要君權存在，大不列顛就將仍是一個君主制國家……對於很多自治的英聯邦成員，王權仍是必要的權力中樞。此後雖然只是消極存在，它仍能享有一種積極的影響，並幫助維持一種組織結構，惟有奠基於此,方可獲得人民的尊重。即使有墮落和愚蠢的君主，君主政體仍將繼續存在。偉大而自由的英國所依據的社會秩序，需要君主對公衆有強烈的吸引力，這也是種政治需要。”消極的存在，積極的影響，這是對今天君主制功能的一個適當的概括。

胡安·卡洛斯一世

不妨在英倫之外舉出一個“積極影響”的旁證。西班牙和法蘭西一樣，也是傳統君主制國家，長期統治它的也是來自法蘭西的波旁家族。該國歷史上有過兩次共和，但都伴隨動亂。特別是1931年的第二共和，直接釀成二戰前夕的“西班牙內戰”。是軍人弗朗哥平息了戰亂，也終結了共和。他一手恢復了君主制，但不自爲君主；而是讓君位虛懸，自己攝政。這位飽受詬病的獨裁者統治了西班牙近四十年，直到1975年逝世。按照他的遺囑，他死後政權還交給波旁家族亦即前國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孫子胡安·卡洛斯。西班牙開始進入君主立憲式的共和時代。我們今天可以指責佛朗哥，但如果不是佛朗哥用君主制結束了自身就混亂不堪的西班牙共和；那麼，很清楚，這個共和不過是露西亞人手中的玩物。

胡安·卡洛斯登基之後最重要的事就是推進西班牙普選。之後他只是一個虛位君主或“國家的象徵”，國家事務則由民選的政府首相治理。但，1981年弗朗哥舊部發動軍事政變。議會被包圍，正在開會的首相等一干人被拘捕。政府癱瘓，情勢緊急，國民更是惶惶不安。這時是王室發揮了無可取代的作用。胡安·卡洛斯發表電視講話，明確表示自己的態度和立場。聽到國王的聲音，國民鎮定下來，同時也知道政變註定失敗。人們信任國王，有時也需要國王，這是不是從古老歷史深處傳遞下來的集體無意識?

據悉，近年譯出的《民主國王》是胡安·卡洛斯的傳記。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民主與君主的誓不兩立，已經在我族成爲廣泛的教科書認知；因此，這弔詭的書名倒是可以讓我們深長思之。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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