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陳希我：書寫疼痛、冒犯和黑暗

　　文 | 毛翊君

　　陳希我去郵局寄書，書是自己寫的，三本，封面漆黑，側邊標題底色是斑駁的黃。工作人員瞅了一眼，問，是正規出版社的嗎？作家也問，人民文學出版社正不正規？對方不理會，開封檢查版權頁，通過。

　　三本書，《命》是新書，《我疼》是加印，《冒犯書》是十年後再版。責編陳彥瑾把它們做成“疼痛小說系列”，在8月推出。

　　10年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已經出過第一版《冒犯書》。接到書稿的陳彥瑾把其中細緻的性描寫改了改，拿掉了其中爭議極大的一篇，還是力保了這種冒犯生活的尖銳感。這是她第一次接觸這位60後的新銳作家，她聽說過他此前的代表作《抓癢》，一部由花城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的長篇小說，一樣沒逃過一段被暗藏的命運。

　　“被低估的作家”，有文學圈內人和評論家這樣形容陳希我。海外有他作品的多國語言翻譯版，國內的“華語傳媒文學大獎”五次提名他。他設想過如果——如果90年代從日本回國後去了北京，混進圈子，或許早是知名人物；如果沒被家人勸住，上了已被錄取的西南政法大學，也許跟79級的同學一樣，被分回原籍的法院，有着體面而穩定的工作。

　　可現實裏，他不停在小說中碼出的短句，鋪滿了他的十年又十年。他對着媒體安慰自己，“我願意當一個被提名而不得獎的作家。”可他心裏清楚自己的苟且，“誰不願意得獎，自己騙自己嘛。”

　　他始終在故鄉福州，把自己和另一個自己關進了大學裏的寫作間。

　　疼痛

　　福建師範大學宿舍樓的背後盤着矮山，陳希我剛剛搬了寫作室，從山下的27號宿舍樓，搬到山路旁老舊居民樓三層，窗戶上橫着防盜鐵欄杆，木頭框住的玻璃在外面。用手推開窗，扣住下面的鐵鉤固定，這樣能散散房間的煙味，但來來回回的車輛聲實在太吵。

　　他還是喜歡原來的寫作間，夾在女生宿舍的樓梯間，一層半的位置，因爲屋外地勢高，像個地下室，就七八平方米的空間，但有校園的氛圍，清靜。可宿管要收回了。他在這裏創作了十年，除了寫作的桌椅，簡易的沙發牀是必須的。痛風一來，他得有個打滾的地方。

　　屋子太陰，窗外的光被樹葉蓋滿，再擡眼就是山。兩邊的牆後都是女生宿舍的廁所，南方的潮溼揮散不去，黴斑從屋頂向下爬，掛滿半面牆。取暖器也是必須的，冬天溼冷，痛風痛到沒法寫作，他只好把腳高高地翹到桌子上烤着，這樣一來，腰又不行了。

　　椎間盤突出。在寫小說《大勢》時，有次忽然站不起來，他用手撐了撐，還是不行。早年，他看見閻連科跟他們一起出去活動時，總是扎着一種腰帶，他還不能體會。在那之後不久，他自己也繫上了腰帶，再也離不開。

　　醫生讓他要時常起來走走，靈感一來，根本不捨得停下。前兩年，他會在喫過飯後散散步，現在不敢了，總覺得痛風隨時要來。

　　他習慣早晨8點出現在寫作室，不管創作還是發呆，傍晚再回家。最近，他發呆的時間遠遠大過創作。搬到這裏的新學期，痛風接連犯了兩次，像無數蟲子瘋狂咬着他腳上的骨頭。他要服用一種生物鹼，隔上一兩個小時喫一片，直到上吐下瀉，這樣持續十天才會好轉。

　　藥得準備幾盒，家裏和寫作室各放一份，腰帶也是這樣備兩副。也許回趟家，第二天就沒法來了。這個寫作間是陳希我租的，房東對他保持着高度的不信任，一天不見他來就會打電話，怕近1000元的房租沒了下文。

　　不會死，就是一直折磨，隨時。他像守着墳墓一樣守着自己的寫作間，這裏面有他的全部文稿存檔，還有一個硬盤，裏面寫滿了他從未見光的苟且。

　　他害怕家人讀自己的作品，從不讓他們讀，還告訴他們自己沒有微信。他慶幸他們並不感興趣。有次妻子勸兒子多讀書，讓他去陳希我書房學習。兒子去了，出來告訴妻子，爸爸裏面很多都是流氓書。陳希我趕忙跟妻子說，別讓兒子再去裏面看書。

　　全部的不堪，陳希我只袒露給一位好友，並把寫作室的鑰匙也交給了他。每次出差，陳希我會告訴他自己回來的準確時間，如果沒有回來，也聯繫不上，那就讓他務必進寫作室把自己的硬盤全部毀掉。

　　前不久，陳希我在朋友圈發過一張照片，把自己腦袋靠在一本書上，寓意自己在“書俎”之下。而這“書俎”，就是自己寫的作品。他覺得，人的一生都是在積攢罪惡，而一個作家，就是用自己的作品來爲此立證。他不怕突如其來的死亡，只是太過害怕這些證據遺留在世間。

　　恐懼始於前兩年。那個他託付銷燬硬盤的朋友去游泳，突然心肌梗塞，死了。陳希我安頓了他的後事，生命的虛無撲面而來。無所依傍，他活進了惶惶不安裏。

　　母親和肉

　　陳希我一直在人性的拷問裏兜兜轉轉。他知道，身邊愛他的人很多，他卻總在抗拒着愛。

　　人到中年，他寫了長篇小說《抓癢》。主人公有着成功的房地產生意和漂亮的妻子，可結婚七八年，他遊走在嫖和離婚的邊緣。男女之事細細碎碎，充斥着各個章節，最終，他們維持了貌合神離的婚姻。

　　像是各自站在皮筋一端反向溫吞地掙扎，到了即將崩斷的一刻，兩人被生生彈回來，仍舊捆綁在一起。“理想沒辦法放置，就用一種虐人的方式來處理，就是他們對兩性關係很扭曲的剝離。這是理想主義者的反叛，愛的堅守。”陳希我解釋的光明並沒有被太多人讀懂。

　　一家法國出版商看上了這部小說，翻譯成法文出版後，出版商跑來中國見陳希我，興致沖沖地說要見“樂果”，也就是小說男主人公的妻子。陳希我一驚，原來這是要見自己老婆，他立馬謊稱老婆不在，不讓見。

　　他不能接受讀者把他的小說內容代入自己的生活，在給學生上課時，他着重闡述過“文如其人”並不正確的觀點——作品是文學經驗，不一定是作家的經歷。

　　可他承認，婚姻裏的自己並不浪漫。辦完結婚儀式的那天晚上，他轉頭進了書房，把門一關，滿腦子都是自己的長篇小說。之後的一個月，妻子買菜做飯，再到書房喊他，他開門出來，悶頭把飯喫完，又回去寫。後來，他聽見妻子在書房門口來回走，然後敲門，告訴他，“你不理我，離婚。”

　　他只覺得文學是最重要的，老婆反正娶回來了。可妻子希望有情人節的感覺，他說，“送花很庸俗的。”轉頭，他把女學生送的花拿回去送給了妻子，久了，妻子也習慣了。以至於，結婚十幾年後，一次陳希我在兒子的突然提醒下，買了束玫瑰給她，她感動地埋怨，居然買這麼貴的花。“反正你開心就好。”陳希我一樂，其實他根本不懂哪個貴，只是在街上胡亂一抓。

　　這是他真實的婚姻生活。有評論家從他作品中嗅出了厭女情結，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厭談不上，但我一直有種感覺就是不要招惹。我小說中的主人公都是招惹女性，最後都沒有好結果。”

　　他在大二寫了一篇小說，都市婚姻主題的內容從那時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小說名叫《墳墓》，開篇就寫，母親死了，“我”把母親的東西鎖進她房間，永遠不想打開，這個房間就是母親的墳墓，之後“我”迎娶了妻子，慢慢發現妻子卻越來越像母親。那年陳希我17歲，戀愛都沒談過，還叫着本名陳曦。

　　他想着魯迅《傷逝》裏的子君，就想寫婚姻之荒謬。現在年逾八十的老師孫紹振至今記得，當年收到作業的驚訝之情，年級兩百多個學生裏，獨獨牢記了陳曦。

　　陳曦母親用自己的方式用力地愛着他。家中每月半斤肉票，喫不飽，母親常常掛着一個比喻，“爲了你，我身上的肉都可以割下來給你喫。”他對這種愛感到恐懼。母親爲貧苦生活的精打細算，在他童年期心理投射下庸俗的印記，繼而推斷到將來的妻子也會如此，他便長期不談戀愛，不願結婚。

　　飲鳩止渴

　　父親是他小學的老師，通常對他是嚴厲的，但有一段特殊時期，也並不敢對他們這樣的孩子發脾氣，而是以最低的姿態談心。

　　三年級的一天，陳曦表現不好，被老師抓到辦公室。老師罵一句，他頂一句，老師一下火了，拍着桌子站起來，“你荒唐啊！”他也拍案而起，指着老師，“你才荒唐！”老師驚住了，說，你回去你回去。陳曦這下有點怕了，擔心父親打他，可最後，父親只是教育了一下。

　　1979年，16歲的陳曦參加高考，他在志願填報單上胡亂地看，瞥見西南政法大學的宣傳，“歌樂山下，渣滓洞旁”。他心頭一想，這不是《紅巖》裏江姐待的地方嘛，那我去。可父母不同意，那時當地流傳着“天南海北好地方，三北一南不渴望”的說法，“一南”指的就是西南，他們怕陳曦在那麼偏遠的地方鬧出事情。

　　最後，他去了離家不遠的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他讀盧新華、劉心武傷痕文學之外的西方文學，欲罷不能地談論薩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他喜歡上黑暗的東西，跟幼年的同伴再聊不到一起。

　　高中的時候他也寫作，只當是愛好中的一種，他還會彈揚琴和木琴，畫畫、書法、篆刻也不錯，棋下得好，乒乓球也會打。他再愛鬧事，周圍的人也都說，陳曦以後會很幸福。他認爲是文學讓他“變態”了，荒廢掉其他藝術。後來，身邊的人都認爲他是個沒有情調的人，包括妻子。

　　80年代，一陣風都能燃燒，玻璃、鍋碗瓢盆都可以變成青春的沸點，越阻礙，越激起衝破的渴望，攔也攔不住。陳曦就是在那時寫下《墳墓》，孫紹振把他叫到自己家，拿了疊綠方格的稿紙讓他謄抄。稿紙上印着“中國作家協會福建分會”，孫紹振要幫他推薦發表。

　　小說始終沒發成，孫紹振找了幾家雜誌，都以“太黑暗”拒絕了。展現光明，才能進入主流，或者至少也得有個光明的結尾，可陳曦不能接受。孫紹振便又早早同意把陳曦留校當助教，可人人以爲板上釘釘的事，在畢業公佈的留校名單裏，並沒有陳曦。

　　考覈前，孫紹振出差了，他以爲已經跟學校商定了的，意外出現了一場助教考試。要考英語，陳曦看見卷子上是翻譯《簡·愛》第一章，題容易，他偏不樂意做，堅持說“孫老師沒說要考”。最後，他得了有史以來第一個助教考試的零分，一怒之下，他砸了宿舍門上的玻璃。這一砸，引發一羣畢業生湊熱鬧的情緒，接連砸了廁所玻璃。

　　陳曦受到了懲罰，畢業分配到當年的城門中學，一個交通不便的郊區中學。年輕的熱血被凍結了，好像懷揣着沒有希望的將來，他的情緒有點失控。一次，有個學生不聽話，他瞬間勃然大怒，把孩子踢傷了。村裏來人找他拼命，要不是學校拉着，他真能衝出去一起拼命。“就是絕望，絕望的時候不要命。”

　　那時，陳曦有了個女朋友，是他們學校的英語老師。他們徹夜在教研室聊天，可姑娘就是不讓他碰她的手。她覺得這樣髒，一碰就要洗手。陳曦一聽，還真就不碰了。有次姑娘生病，他去照顧她，做了飯菜，喫完姑娘困了，在他面前躺下就睡。陳曦搬了張椅子，姑娘睡了多久，他就坐了多久。

　　交往期間，姑娘讓陳曦對外說自己是他表妹。不久，姑娘終於找到機會調走了。離開那天，陳曦站在操場上愣愣地看着姑娘消失在前方，他感覺這個連手都沒有碰過的女孩，跟他從來沒有戀愛過。

　　他在那裏待了六年，自認是人生最慘淡的光景。可是創作狀態極好，除了上課，幾乎都在寫作，拿着印多的考卷當稿紙，憋着一口氣要當作家。他把寫作比作“飲鴆止渴”。

　　具體寫了什麼他不記得了，只記得被瘋狂地退稿。唯一想起一篇小說叫《飢餓》，把當時57元工資喫不飽飯，大清早騎車去農貿市場買豬頭骨充飢的情節寫了進去，但他是要表達精神上的飢餓。可最終，稿子也不知道丟哪兒了。

　　失意者

　　逃。陳曦用這個字形容自己的赴日。

　　幾次調動工作都失敗，願意爲他“割肉”的母親立馬借了幾萬元高利貸，要讓他去澳大利亞，但計劃出了些問題。母親再次借了近一萬元讓他去日本。

　　他到了東京，進入大學。爲支付學費和生活費，想着各種辦法賺錢。清早四點去批發市場做搬運，晚上放學到橫濱一家連鎖酒吧打工。在酒吧，剛開始是端盤子，後來因爲形象端正，被選去招待客人。實際上，就是處理客人點陪酒女等等事務。

　　端盤子一小時700日元，招待客人一小時能賺1500日元。兩年後，他把女朋友接到日本，也就是現在的妻子。妻子上語言大學和專門學校，然後跟着他炒匯，在日本經濟危機日益嚴重之下，他們賺了些錢回國。

　　本想去一線城市生活的陳曦因爲年邁的母親沒人照料，還是被現實召回了故鄉，這個讓他感到被文壇邊緣化的南方城市。

　　回來後，他搬出一摞小本子，那是在日本時每天插在口袋裏，記錄現實場景、構思的。滿滿當當的，好像十月懷胎，一定要“生”出一個長篇小說，吭哧吭哧，真的寫了四十多萬字，叫《東洋》。他想寫出中日文化百年來的歷史預示。可還是沒人出版，改名《放逐，放逐》，被刪到二三十萬字，變成了中國人在日本的故事，又一次被斃。最後自費出版。

　　2000年初，在廈門的一個研討會上，由福建作家謝有順牽線，他認識了李敬澤。當時因爲出版《我們的苟且》，謝有順爲他寫了評論。那時，李敬澤是《人民文學》的副主編，他給陳曦留了自己的地址，讓把小說寄給他看看。陳曦選了《曬月亮》《我疼》《綁住我》寄去。他記得李敬澤回了封信，表示驚喜，但說這種題材和寫法《人民文學》發不了，如果在其他地方發表，讓告知，他給寫評論。

　　後來，作品發表到《收穫》等雜誌，李敬澤在《南方週末》的專欄上寫下評論，才引起了一些關注。某種程度，謝有順和李敬澤被他視作恩人，讓他在回國十年之後終於有了些起色。隨後，他把名字改成了“希我”，意思是“靠自己”。

　　李敬澤曾想過陳希我可能的結局——發現自己其實已經迅速寫完了自己的小說，而歸於沉默。可好多年後，李敬澤依然還有爲他新書作序的機會。

　　2014年，李敬澤在《我疼》的序中寫，“我讀陳的小說，常想起魯（魯迅）的‘女吊’，他們都執念於‘鬼’，而且是‘厲鬼’……他也許比任何其他小說家都更爲粗暴。他像個偏激的外科大夫，只管治病而不管死活。”

　　很多人說陳希我淡定，這麼多年居然還在寫。只有他自己知道，真的不淡定。

　　有學生來對他說，陳老師，我要走你這條文學路。他總是勸，千萬不要，你能坐二十年冷板凳嗎？他們佩服陳希我的耐力。陳希我搖搖頭，“根本不是耐力，因爲這些年我無路可走，或者有其他路我不走。”

　　回國之後，仍舊被瘋狂退稿的那些年，他跟自己發誓，“我要是再寫，就不是人。”他找酒喝，醉了之後睡到第二天，起來，又接着寫。

　　苟且

　　也是在回國的十年之後，陳希我考了福建師大孫紹振教授的比較文學博士，之後留校任教。現在一週有兩個晚上的本科和研究生課程。他不會在課上跟學生談起自己的作品，這幾年，95後的學生會直接跟他聊，“老師，你的隨筆好看，你的小說我看不下去。”

　　陳希我也越發不明白現在的學生。國慶之後的一天，他給本科生講卡夫卡的《城堡》，聯繫着人生際遇，引用了一句“所謂路者，躊躇也”。講到真正的道路是用來絆腳的，自己在臺上被自己感動了，發現下面並沒人有反應。

　　後來一想，這樣也挺好，作爲老師和父親，他還是希望學生和自己兒子一生過得平穩幸福。而他看來，文學是針對黑暗的，是不幸福的。

　　“讀他的小說，和他這個人，你會覺得有很大的反差。”作爲多年的朋友，謝有順如此點評，“陳希我的小說給人一種兇猛有力的感覺，好像把生活中肉的部分剔掉了，只剩骨頭，特別狠，非常不留情面地解釋給我們看。但現實裏接觸他，是很溫和很重情義的。他對原則性的東西很堅持，道不同的人不願意深交，這跟寫作上的志趣又能對應起來。”

　　陳希我基本不去朋友的飯局。花城出版社責編林宋瑜結識他十多年，第一次見面前，以爲他是像文字一樣帶着陰鬱表情的人，沒想到陳希我掛着笑容出現了，但並不幽默，是個“有點羞澀的暖男”。

　　現在，他在爲一部二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收尾，自認爲是滿意的，好長的時間，他一直完結不了最後的部分。

　　生命被消耗的時候，他也拷問過自己，就像在一些小說裏，斟酌選用第二人稱讓讀者增加拷問感一樣。從苟且的角度，“至少，我想活着。我天天講要自殺，我哪兒有勇氣自殺。我表面上說不在乎這個不在乎那個，我統統在乎，我怎麼不在乎，我想要這份工資，我有很多欲望和不甘。人啊，是經不起拷問的”。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毛翊君本文首發於總第829期《中國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