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在議定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政協第一屆會議上，毛澤東莊嚴地提出：“我們的國防將獲得鞏固，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者再來侵略我們的國土。”由此向全國軍民發出了建設新中國國防的號召。

毛澤東從1927年9月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創建人民軍隊，經過二十二年艱苦卓絕的奮鬥，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黑暗統治，創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說，在1949年9月之前的二十二年中，毛澤東所關注的事情，主要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那麼，在1949年10月之後，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毛澤東所關注的重點，則轉爲保衛國家和建設國家。

尤其是在新中國初創時期，毛澤東爲保衛國家和建設國防，傾注了大量心血。他運用馬列主義國家學說的基本原理，從新中國當時面臨的國際國內實際情況出發，科學地論證了國際和國內形勢，及時地做出了各項決策，領導了新中國的國防建設和軍事鬥爭。

他所倡導的國防建設原則和所採取的重大舉措，強有力地推進了新中國的國防事業，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爲新中國的現代國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擺兵佈陣，防敵入侵

1949年夏秋，即解放戰爭勝利前夕，毛澤東在指揮全軍向國民黨統治區推進和籌劃建立新中國的同時，也在運籌國防大計。他深謀遠慮，未雨綢繆，首先是擺兵佈陣，防敵入侵。

1949年4月20日，我百萬大軍渡過長江向國民黨統治區挺進時，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勢力，揚言要直接出兵。爲抵禦其侵略，毛澤東及時作了部署。10月1日開國大典後，毛澤東再次電令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將其部署於寧夏地區的楊得志兵團，調到隴海鐵路中段，“開至天水、寶雞、潼關之線專門整訓，作爲國防機動兵力，以備不虞(此點在數月前已電告) ”

渡江戰役

10月31日，毛澤東又致電各野戰軍領導人，針對當時帝國主義侵略軍可能從海上入侵的威脅，提出了國防兵力部署的意見：“全國國防重點是以天津、上海、廣州三點爲中心的三個區域。二野入雲、貴、川、康後，三野只能防守華東，置重點於滬、杭、寧區域……現在華北只有楊成武三個軍及其他六個二等師位於京、津、山海關一線，一旦有事，頗感兵力不足。

除令一野以楊得志兵團(三個軍十萬人)位於寶雞、天水、平涼區域，有事可隨時調動外，四野在廣西問題解決後，擬以五個軍位於兩廣，擔任廣州爲中心之兩廣國防；以三個軍位於河南，準備隨時增援華北；其餘各軍，位於湘鄂贛三省並以主力位於鐵道線上，可以向南北機動。”

此後，隨着美帝國主義插手朝鮮內戰而出現的緊張局勢，毛澤東又及時電令第四野戰軍所屬的38、39和40軍等部，由江南地區急速北調，組成東北邊防軍，部署於遼寧、吉林東部中朝邊境地區，爲後來組建中國人民志願軍，反擊美帝侵略軍，贏得了先機之利。

歷史已經證明，毛澤東在建國之初關於擺兵佈陣、防敵入侵的部署，是遠見卓識的，從軍事佈勢上使新中國立於不敗之地，形成了強有力的國防威懾，遏制了敵人長驅直入我國腹地的企圖。

毛澤東作爲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和軍隊的最高統帥，他始終警覺地注視着世界的風雲變幻，關注着我國的安全環境，常以“提高警惕”、“有備無患”激勵全國軍民。隨着形勢的演變，他不斷髮出號令，指明受威脅的主要方向，重新劃分戰區；確定各戰區的防衛對象和作戰任務，並及時調整軍隊的部署，確保了國防安全的需要。

毛澤東關於置重兵於主要戰略方向及將精兵利器配置於便於機動地區的思想，對現在和今後的國防建設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抵抗侵略，衛國保家

我國從1840年因禁止英國傾銷鴉片，而遭到英軍入侵併於1842年戰敗之後，直到1949年9月新中國建立之前，一百多年間，實際上淪落爲一個有國無防的國家。

帝國主義侵略軍任意橫衝直撞，祖國的大好河山屢遭列強宰割，洋鬼子到處耀武揚威，炎黃子孫飽嘗了喪權破國之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不僅渴望光復和振興中華，而且渴望有一個堅強的國防，免遭外寇的欺辱。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全國各族人民無不爲此歡欣鼓舞。

但是，那時新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依然十分嚴峻。主要是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勢力，不甘心他們在中國的失敗，繼續支持行將滅亡的蔣家王朝負隅頑抗；同時加緊在我國周邊地區羅織反華聯盟；派兵佔據我國臺灣，出動軍艦、飛機竄犯我領海領空；接着又出兵入侵朝鮮，不顧我國一再嚴正警告，其地面部隊氣焰囂張地向鴨綠江邊推進，侵略矛頭直指我國。

經過長期戰亂磨難的新中國，當時確實很困難，百廢待興，亟須休養生息。在氣勢洶洶的帝國主義侵略面前，是忍辱退讓，還是奮起抗擊，成爲必須立即抉擇的難題。

毛澤東高瞻遠矚，透徹地分析了出兵抗美的利弊。強調“出兵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爲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隨即以偉大統帥的膽略，力排由於畏難而產生的種種議論，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

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請求，指揮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境內，迎戰以美軍爲首的侵略軍，把它打回到發動戰爭前的北緯38度線以南地區，迫使其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勇挫了美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

侵略者不得不承認，他們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發動了一場錯誤的戰爭。時任所謂聯合國軍總司令、美國的克拉克上將，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後，無可奈何地說：“我獲得了一項不值得羨慕的榮譽，那就是我成了歷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麥克阿瑟與李奇微兩位將軍一定具有同感”。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從根本上穩固了新中國的國防，也展現了新中國的國威。

亞洲著名政治家、新加坡共和國前總理李光耀，在一次國際會議上說：“多年來，歐美人很藐視中國人，但當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半島和打着聯合國旗幟的美軍作戰時，他們鄙視的目光跟着消失了。中國人對無論空軍、炮兵和坦克部隊的裝備都更精良的美軍展開猛烈的攻擊，損失的兵力雖數以萬計，但他們贏得了對手的尊敬，並自此對他心存畏懼”。

滿載志願軍官兵的列車駛過凱旋門回到祖國

也就是說，美帝國主義在對外侵略史上第一次遇到了強手，受到了教訓，並從此畏懼中國。我國軍民經過抗美援朝戰爭的洗禮，治癒了當時社會上某些人崇美、恐美的病態心理，盪滌了崇洋媚外的情緒，使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得到空前的振奮，極大地增強了民族的凝聚力。

作爲國防事業的繼承者，我們應當珍惜由於反侵略戰爭、尤其是抗美援朝戰爭勝利而贏得的尊嚴和榮譽，繼續弘揚毛澤東抵抗侵略、保家衛國、敢於鬥爭的硬骨頭精神。

強化軍隊，戍邊安民

毛澤東在領導新中國奮起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同時，認真地抓了軍隊的建設。他反覆強調：“中國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軍，必須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這是兩件大事。”

他還指出：“中國是個大國，要有強大的陸、海、空軍。”

由於毛澤東緊抓不放，建國初期，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我軍在原有強大陸軍的基礎上，相繼成立了海軍、空軍、防空軍以及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通信兵、防化兵等軍兵種領率機關和相應的部隊，還組建了一百多所正規的軍事院校，系統地培訓各類各級幹部。隨後又及時組建了戰略導彈部隊。

1984年10月1日，國慶大閱兵，戰略導彈接受檢閱。

並在總結我軍建軍作戰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各種條令條例，實行了統一的規章制度。全軍按照統一的編制，更換了新式武器裝備，開展了嚴格正規的教育訓練，全面提高了官兵素質。使我軍以飛快地速度，由以步兵爲主的單一兵種式的軍隊，發展成爲諸軍兵種合成的軍隊。

用常人的眼光看，按當時的財力物力條件，很多事情根本辦不到。歷史卻證明，由於有毛澤東的堅強領導和全國軍民奮發圖強、艱苦奮鬥的精神，使我國的武裝力量得到了飛快的加強。

針對有些人對在和平時期建設國防軍表示異議時，毛澤東強調指出：“國防不可不有。現在，我們有了一定的國防力量。經過抗美援朝和幾年的整訓，我們的軍隊加強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蘇聯紅軍要更強些，裝備也有所改進。我們的國防工業正在建立……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後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新中國正是在毛澤東的倡導下，遵循富國強兵的原則，在抓國家經濟建設的同時，認真地抓了軍隊革命化、正規化和現代化建設，才使我軍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保持了堅強的戰鬥力，採取了一系列戍邊行動。

進而使我軍在五十年代初，贏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在五十年代中期，解放了除金門、馬祖以外的沿海島嶼；在六十年代初期，粉碎了臺灣國民黨軍竄犯大陸的企圖，在中印邊境、中蘇邊境、中越邊境以及海上和空中屢挫入侵之敵並在平息叛亂、制止動亂和搶險救災中完成了各種危難險重的任務。

維護了新中國的主權和社會的穩定，確保了國家領土的完整和人民羣衆的安寧。

狠抓科技，改善裝備

舊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工業基礎都很薄弱。正如毛澤東在一次國防委員會的會議上所說：“中國是一個龐然大國，但工業不如荷蘭、比利時，汽車製造不如丹麥。”沒有國防科研，基本上也沒有國防工業。僅有的幾個設備簡陋的兵工廠，只能仿造性能落後的輕型兵器，很難支撐現代化國防。

爲了儘快發展國防武器裝備，毛澤東提出：“自力更生爲主，力爭外援爲輔，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科學技術成果。”

爲了加強對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的領導，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建國初期成立了以周恩來總理兼主任的兵工委員會，統管全國的兵器工業事宜。隨着形勢的發展，又分爲以聶榮臻元帥爲主任的國防科技委員會和以賀龍元帥爲主任的國防工業委員會，並在國務院和中央軍委下面組建了相應的職能機構。

由毛澤東審定的黨中央對國防科委的批示中指出：“國防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對加強國防具有重大意義，同時對於整個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有推動作用。爲此，各級黨委應當給予重視，加強領導，組織協作，以使我國國防科學技術儘快地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實踐證明果然如此，在全國很快形成了以國防科研帶動民用科研的生動局面。

1956年，毛澤東等會見參加全國科學規劃委員會擴大會議的代表。

之後，爲了打破美蘇兩霸的核訛詐和核壟斷，加快研製我國的核彈和導彈，又組成了以周恩來總理兼主任的專門委員會。在軍委呈請建立“專委”的報告上，毛澤東親筆批道：“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他並強調指出，對這件工作，“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兩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

六十年代初，由於美蘇兩霸對我國封鎖破壞、國內又連遭自然災害，致使國家經濟出現嚴重困難，各項經費支出不得不大幅度壓縮、有些已開工的項目被迫“下馬”時，毛澤東特別指出：“對尖端武器的研究試製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放鬆或下馬。”

由於毛澤東狠抓不放，加之各級領導和全國軍民的艱苦奮鬥，我國的國防科研和國防工業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1953年造出了新式步兵武器，1954年造出了螺旋槳式輕型飛機，1955年造出了汽車和火炮，1956年造出了噴氣式飛機，1957年造出了輕型艦艇，1958年造出了火箭炮，1959年造出了坦克……

毛澤東在檢閱坦克部隊

進至六十年代中期，我國已能自己設計製造除航空母艦之外的全部國防裝備。尤其是衝破了美蘇兩霸的封鎖破壞，成功地研製出核彈和導彈。

七十年代初又成功地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並造出了核潛艇，標誌着我國已掌握了運用導彈核武器向全球任何地方實施反擊的能力。使我國一躍進入世界軍事強國行列，引起世人矚目，也爲我國如今成功發射載人航天飛船，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我國首艘核潛艇“長徵一號”

一百多年來，受盡了屈辱的炎黃子孫，終於得以真正揚眉吐氣。八十年代以後，曾有一些不瞭解歷史也不從國際戰略高度看形勢的人，責備五、六十年代不該花那麼大勁發展國防科研和國防工業，以致拖了發展經濟的後腿。

針對這種糊塗認識，鄧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居安思危，保持警惕

毛澤東始終關注着國家的安危，並不斷提醒人民保持警惕。建國之初，當全國軍民爲民族解放、人民翻身而歡欣鼓舞的時候，他及時地指出：“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我們務必不要鬆懈自己的警惕性。”

他還針對一些人以爲戰爭勝利了，全國解放了，天下太平了，可以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了的思想，嚴肅地指出：“人民解放軍永遠是個戰鬥隊。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我們的軍隊還是一個戰鬥隊。對於這一點不能有任何的誤解和動搖。”

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在全國軍民中深入地進行了居安思危、忘戰必亡的思想教育，培育了憂患意識，增強了國防觀念，繼承和發揚了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在此基礎上，在加強常備軍建設的同時，強調了民兵和預備役部隊的建設。

開國大閱兵

建國後不久，中央軍委即決定：“從軍委起至地方區一級止，建立人民武裝部”。其任務是：“把廣大的青壯年在不脫離生產的條件下組織起來，給他們必要的軍事、政治訓練”。後來，毛澤東又進一步強調：“民兵工作要做到組織落實、政治落實、軍事落實。”；“帝國主義如果竟敢發動對我國的侵略戰爭，那時我們就將實現全民皆兵，民兵就將配合人民解放軍，並將隨時補充人民解放軍，徹底打敗侵略者。”

在六、七十年代，美國和蘇聯兩霸稱雄，不斷從海上、空中和邊境對我國進行武裝挑釁，並揚言要對我國實施核打擊。針對這種險惡的形勢，毛澤東在通過外交行動，分化敵對勢力、爭取友邦支持的同時，在國內響亮地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和“提高警惕，準備打仗”的號召，並把這些口號變爲全國軍民的共識和行動。

由於毛澤東的一再強調和各級領導的紮實工作，使全國軍民保持了高度的憂患意識、國防觀念和戰鬥戒備。儘管當時物質條件極爲匱乏，消費品實行限量供應，但人們的精神卻非常富有。心繫國家、克己奉公、同仇敵愾、萬衆一心。精神變物質，一改舊中國一盤散沙的積弊，人們甘願節衣縮食，爲增強國防、反抗侵略貢獻力量。有效地抑制了奢糜邪氣，呈現出“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的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