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19年4月1日，日本東京，賞櫻名所掛起了寫有新年號“令和”字樣的燈籠。（東方IC/圖）

　　選擇這一作品除了字面的嘉言美意之外，似乎還多了一層否極泰來的隱喻

　　年號的中國文化含量多寡，與施政者對中國文化的態度並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

　　日本公佈新年號“令和”，官方解釋是典出日本最早的詩歌總集《萬葉集》，引起了我國輿論的熱議。有媒體和學者提出日本年號與中國典籍緊密相關，此次改用《萬葉集》也難以割斷和中國文化的關係。這有待商榷。

　　有日本天皇直接使用中國年號以示嚮慕中華賢君，比如清和天皇用“貞觀”年號，而且足足用了十八年，對唐太宗的敬慕之意表露無遺。

　　也有一些年號很特別，日本特色與日本元素更多一些。

　　645年至654年在位的孝德天皇使用過兩個年號：第一個就是鼎鼎有名的“大化”，出自《尚書》；第二個則是“白雉”，大化六年有白色的雉鳥出現，朝廷視爲祥瑞，遂改元“白雉”，這是一個紀事性質的年號。當然，“白雉”在中國典籍中也有記載如《山海經》。這應該歸於日本也使用漢字的緣故。

　　與武則天同時代的日本女帝元明天皇的“和銅”年號也很特別。根據日本史書《和漢三才圖會》記載：“和銅元年正月，武藏國始獻和銅，因改年號爲和銅”，武藏國發現大型銅礦，這是重要的經濟事件，大銅礦發現後大和朝廷第一次大規模鑄造銅錢。史稱皇朝十二錢的開端就在和銅年間，因此這個年號更偏重紀事。

　　有趣的是，李世民鐵桿粉絲的清和天皇一朝雖然用了“貞觀”年號，但其時是晚唐的混亂時期，中日關係並不密切。

　　改元“白雉”的孝德天皇不僅對中國典籍有很深的學養，而且其推行的“大化改新”主要就是積極學習中國唐朝律令制。

　　使用“朱鳥”的天武天皇身世詭譎，甚至有學者考證認爲他實際上是中國血統。他對《史記》、《易經》很有偏愛，在政治上試圖建立模仿大陸的中央集權制，是深受唐風影響的一代天皇。

　　用和銅年號的元明女帝之世，又是一個學習唐朝的高潮時期，推行日本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大寶律令》大量借鑑了唐代律令；模仿唐錢鑄造“和銅（同）開寶”；仿效唐都長安，建造並遷都平城京。元明女帝在位八年，不算長，基本都在忙於引入唐風。所以說，年號的中國文化含量多寡，與施政者對中國文化的態度並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

　　不如瞭解一下“令和”和《萬葉集》。今天全世界提到日本，想到的都是櫻花，其實在《萬葉集》的時代，最受重視的是胡枝子，描寫植物的一千七百首和歌中竟有一百四十二首就是這種今天略顯冷門的秋季賞花植物。排第二的就是出典“令和”的梅花，共有一百十九首，也很可觀了。而櫻花只有四十六首，排在第四。《萬葉集》主要形成期的奈良時代，梅花是很受重視的，如果單獨提到“花”，那就是指梅花。而梅花也確實是那個時代由遣唐使帶回日本種植的，對梅花的熱愛本身就有心儀唐風的緣故。

　　“令和”出自《梅花歌卅二首並序》的“初春令月，氣淑風和”，作者大伴旅人是著名的歌人和貴族官僚，而他政治生涯的起步就是在元明女帝治世的時代。這一段也是他的人生最順利的時期，在朝升遷迅速，外任則以持節大將軍統軍打仗，允文允武、前途無量。但是，元明女帝去世後，大伴旅人敵對的藤原氏強化了勢力，他被“升任”爲太宰帥在遠離京城的九州待了十年。《梅花歌卅二首並序》是他和友人賞梅雅集之作，其後不久他回到京城任清要之職的大納言直至去世，因此選擇這一作品除了字面的嘉言美意之外，似乎還多了一層否極泰來的隱喻。

　　至於和中國古代典籍的關係，大可不必從張衡的《歸田賦》去摳字眼，大伴旅人的漢學極好，除了和歌之外，漢詩在當時也是一時之選，日本最早的漢詩集《懷風藻》中也有收錄。《梅花歌卅二首並序》雖然是和歌之序，遣詞與意境深受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的影響。而《歸田賦》則是開了述志小賦的先河，其清新爽麗、短小精練、情境相生的風格又被魏晉文學的小賦文體繼承。

　　太宰府與詩人、與梅、與中日文化交流的興衰起伏有着深厚的緣分。大伴旅人詠梅一百多年後的平安中期，另一位大詩人、大學問家菅原道真遭受誣告而被貶任太宰府，這位後來被追封爲“學問之神”的一代文宗對梅花也有深愛。據說，他在京都府邸種植的梅花因思念主人，一夜之間飛到了太宰府中，今天這株“飛梅”還在太宰府裏綻放——這當然是傳說，實際上菅原道真不久就在太宰府鬱鬱而終，既沒有賞梅的心情，也沒有賞梅的時間。

　　也正是因爲這位菅原道真的主張，日本朝廷廢止了遣唐使的制度。因爲他在公元894年作爲遣唐使東渡時，親歷了大唐已經陷入戰亂的末世景象。當這位愛着梅花、長於漢詩的末代遣唐使提出停止遣使建議時，不知其心緒如何？是幻滅，與痛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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