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緣起是兩件事。一件是,我偶然看到一幅油畫。這幅油畫的題目是,《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裏去?》。這是法國後印象派畫家保羅·高更的代表作,一百多年前,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島完成的。其實,這幅畫我早就看過,而且看過不止一次。但我記不住這幅畫的任何一個細部,可是,它整體瀰漫的那種強烈的原始的神祕氣息,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次再看,我又一次被這原始的神祕氣息震撼了。但這次被震撼的同時,我又想起柏拉圖曾提出的那三個終極問題:我是誰?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

我不知道,高更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創作這幅畫作時,是否想到過柏拉圖在早他兩千三百年裏就已提出的這三個終極問題。而更讓我想不明白的是,爲什麼高更在他的這幅畫作裏,把這三個問題的第一個,放到了第二個?

這件事,讓我一直尋思。

另一件事,在若干年前,我曾發表過一篇題爲《英雄二爺》的小說。小說很短,但挺好玩兒。後來,一次去山裏,在一個叫“神堂峪”的地方,一天,一個朋友對我說,這應該是一部很好的小說,“有料”,這麼寫可惜了,你應該把它寫成一部長篇,認真地寫一下。那是一個仲春的中午,在一條湍急的溪邊,午後的陽光暖暖的,植物盡情綻放着綠色。於是這個建議,和當時的溪水、陽光、植物的色彩,也像高更的這幅油畫,留在我的記憶裏了。

這兩件事,其實是倒過來的,後面的這件事更早一些。

有人說,一部小說的產生往往是偶然的。我同意這個說法。有時,一個瞬間興奮一下的念頭,就會固化成一個想法。作曲家喜歡把這叫“動機”。寫小說也會有這樣的“動機”。但對於小說家,這個“動機”不會憑空冒出來,它一定是有原因的。這個原因,也就是產生這個“動機”的動機。譬如這部小說,第一件事是“動機”,而第二件事,則是“動機”的動機。所以儘管它是發生在前面的,我卻把它放到後面來說,也就是這個原因。

我還是搞不懂,高更爲什麼把柏拉圖提出的這三個終極問題的第一個,在他的這幅畫裏卻放到第二個。我也不知道,柏拉圖提出的這三個問題,爲什麼到高更這裏,“單數”就變成了“複數”,是高更有意爲之,還是翻譯家理解的緣故?不過,我相信“我”和“我們”,應該不會忽略到模糊翻譯的程度。如果這樣,也就可以這樣理解,柏拉圖的詰問是對自己,而高更則是對整個人類。也正因如此,高更才認爲,第二個問題應該比第一個更重要。

這好像有點扯遠了。但在此之前,我確實一直爲這個問題所糾結。在我看來,我還是更關心柏拉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我每到江西,尤其到贛南,最愛去的地方就是祠堂。無論宗祠還是家祠,走進正中的“享堂”,看到這家自下而上排列有序的先祖牌位,就會有一種走進時空隧道的感覺。其實就是不看這些牌位,這種祠堂獨特的建築結構,也會讓人有一種時空的縱深感,似乎成百上千年,在這個不大的空間一下被壓縮了;原因很簡單,建這種祠堂的,大都是客家人。客家人有很強的宗族意識,他們到什麼時候,都不想讓後人忘記自己的根脈。我想,儘管這與客家人獨特的身世有關,倘換一個角度,也是多麼的難得。

在瑞金,曾有一位姓謝的中學老師,一口氣可以往上說出他的十幾甚至二十幾世先祖的名字和身份,爲了證明有案可稽,他還把自己的家譜搬出來,翻給我看。在他的家譜上,確實明明白白地記載着他歷代先祖的名字和身世。這讓我很喫驚。相比之下,我們生活在北方的人,似乎就沒這個意識,至少意識很淡。在中國的北方鄉村,極少見祠堂。我們每個人,如果往上能說出曾祖父的名字,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倘再往上呢?尤其今天的年輕人,恐怕連祖父的名字也不一定能說出來。設想一下,當我們走在街上,竟然不知自己的曾祖甚至祖父是誰,這是一種什麼感覺?如果不知道他們是誰,那麼,我們自己又是誰呢?

當然,這個不知自己是誰,和柏拉圖所詰問的“我是誰”,還不是一回事。

但我說了,這只是一個“動機”。

這個“動機”的出現,也就觸動了若干年前在神堂峪的那個動機。

有人說,創作是一個奇妙的過程,幾乎無法言說。這有些故弄玄虛了。無論是一幅畫兒,一首樂曲,還是一部小說,它誕生的過程也就如同一個生命的誕生,往往是偶然的。由偶然產生的一個細胞,進而分裂,進而以級數的速度增長。所以生命是分裂的結果。創作也如此,但創作的“分裂”需要動機。而這個動機,往往是產生於一種輕鬆、放鬆或鬆弛的心境下。至少我是這樣。就如同那個仲春的午後,在神堂峪的溪邊。我這時才知道,在我的記憶裏,一直有兩幅畫。一幅是高更的這一幅。而另一幅,就是若干年前的那個午後,溪水,植物,色彩,還有那條幽深幽長的、蜿蜒曲折于山間的、似乎永遠沒有盡頭的木棧道。

也正因如此,後者才成爲“動機”的動機。

有朋友問我,這是不是我家的真事兒。這個問法就太外行了。這就像說相聲,說“我”(指逗哏的自己),或說“他”(指捧哏的),其實就是這麼一說。說相聲這樣說,是爲了儘快地把觀衆帶入“規定情境”。我這麼寫,也就是爲寫着方便,也能讓讀者看得明白。如果有人把這當成真事兒,也未嘗不可。哪個寫小說的,不希望讀者信以爲真呢?

只能說,在這裏,把“複數”變成“單數”,我是故意的。

其實細想,這應該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過程。本來“動機”挺高大上的,迫使我思考的問題,更高大上。已經追溯到古希臘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柏拉圖提出的終極問題,還要怎麼“高”,怎麼“大”,怎麼“上”呢?可是,一回歸到這個“動機”的動機,就接地氣了。我心目中的這兩幅畫,一幅是那麼的抽象,而另一幅,卻又是如此的具象。這個由抽象到具象的過程,最後的結果,也就“分裂”出這樣一部充滿風俗、民俗乃至市俗的小說。

我一直在想,有一句俗話,叫“雅到極致不風流”。那麼俗呢,俗到極致又會怎麼樣呢?前者之所以不風流,皆因一個“裝”字。而後者,只要不是“三俗”,極致一下,似乎也挺有意思。有意思,是因爲有趣。雅當然可以,但雅,也要雅得那麼俗;俗也不是不可以,而俗,也要俗得那麼雅。說到底,還是一個“真”字。惟有真,纔不虧心。

我們畢竟是飲食男女。既然如此,就得食人間煙火。高更的畫也好,柏拉圖的終極問題也罷,作爲“動機”可以。但“動機”之後,終究不能當飯喫。

而另一幅畫,就是神堂峪溪邊的那一幅,纔是真正的動機。

END

王鬆,祖籍北京,現居天津。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天津市作協副主席,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曾在農村插隊,1982年畢業於天津師範大學數學系。曾在國內各大文學期刊發表大量長、中、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尋愛記》獲首屆“中國文學好書獎”,《流淌在刀尖上的月光》獲“金盾文學獎”。中篇小說《雙驢記》《紅汞》等,短篇小說《窮人皮順子》《雪色花》等,在國內獲多種文學獎項。部分作品被改編成影視作品並譯介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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