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選自《改革之路：我們的四十年》（王小魯 著）

　　1978年5月，《光明日報》刊登題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引發了一場全國範圍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

　　下半年，新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爲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在副院長於光遠建議下，成立了一個“寫作組”（後改稱《未定稿》編輯部）。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當時剛剛粉碎“四人幫”，他們在十年“文革”中製造的大量思想垃圾還沒有認真清理，設立的重重意識形態禁區還沒有突破。

　　寫作組的使命是對過去十年“四人幫”宣揚的極左理論進行批判，隨後於1978年末開始，由寫作組編輯出版了一份名爲《未定稿》的不定期內部刊物，刊載院內外社會科學各領域研究人員的探討性成果，以活躍學術思想，開展理論爭鳴，推動思想解放。

　　刊名是寫作組組長林韋所起，意在包容，使一些有爭議的文章能夠刊登出來。

　　林韋是1937年抗戰時期入黨的中共黨員，曾任延安抗大校刊主編，於50年代任《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歷經磨難，“文革”後復出。他思想開放，務實包容；用人的方針是不問學歷、資歷、背景，唯纔是舉，對年輕人大膽任用。

　　筆者（王小魯）在“文革”期間在山西農村下鄉插隊6年多，後又在礦山和工廠當了4年工人，“文革”前只讀過初中，從未踏進大學門檻，只因一篇討論改革的文章被寫作組選中，直接從工廠調往《未定稿》擔任編輯工作。

　　以類似的經歷來到《未定稿》的還有王小強，他先後在陝西和河南農村插隊，後成爲學習拖拉機專業的工農兵學員和工廠工人。我倆所有的社會科學知識全部來源於在農村和工廠期間的自學。

　　那個時期，像這樣在改革的潮流推動下直接從最基層走進研究領域的年輕人還有不少。龔自珍的詩句“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可以成爲那個改革初始年代的真實寫照。

　　圖片攝影：董然

　　打破禁錮，對新思想如飢似渴

　　“文革”期間，全國9億人可看的戲只有“中央文革小組”選定的八個樣板戲，可讀的報刊只有“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可接觸的思想理論著作只有《毛主席語錄》、《毛澤東選集》和馬列著作。

　　凡是與毛著、馬列經典和正式官方觀點有任何出入的思想觀念一概被視爲異端邪說、反動思想，輕者遭到批判，重者有牢獄之災甚至性命難保。

　　在經歷了十年“文革”的思想禁錮和摧殘後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當時的知識界對新思想、新知識如飢似渴。

　　圖片來源於網絡

　　《未定稿》作爲內部刊物，起初每期只印三四百份，發院內各研究所參考，也少量發往全國一些重點大學、研究機關和各省部級黨政機關及其政策研究和宣傳部門。到1979年末共編髮了50 期。

　　《未定稿》的不少文章一經刊出就引起關注，被廣泛傳閱，以幾百份的發行量居然在學術思想界產生了重要影響。當時研究所或大學閱覽室裏擺一份《未定稿》，可能就有數十甚至數百人排隊爭相傳閱，並口口相傳，使影響不斷擴大。

　　《未定稿》本來只印三四百份，免費供社科院各所各研究室的同仁閱讀，現面對讀者日益增加的大量要求，我們後來只得增加印數，每期六百至一千多份，還是不敷需要，於是請示院領導同意，改爲內部徵訂，訂單入雪片般飛來，迅速達到三萬多份。

　　——《勇破堅冰的及其他》（李凌 著）

　　當時《未定稿》發表的有影響的文章很多，以下只列舉自1978年底創刊到1979年底這一年內部分有較重要影響的文章。

　　黎澍（著名歷史學家）：《消滅封建殘餘影響是中國現代化的條件》（1978年12月，試刊第1期）。

　　他的文章回顧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五四運動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認爲中國反封建主義的思想革命並未徹底完成，“文革”時期存在的專制主義和掀起的個人崇拜仍然是封建主義殘餘的影響。

　　董輔礽（著名經濟學家）：《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問題》（1978年12月，總第5期）。該文認爲國家所有制只是全民所有制的一種實現形式，但這種形式存在一些嚴重的缺陷。文章討論了這些侷限性和缺陷。文章還主張農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應當改變，實行政社分離，恢復勞動者對集體經濟的自主權。

　　編輯部印發：《彭德懷同志寫給毛澤東同志的信》（1979年2月，總第10期）。彭德懷在1959年中共中央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信（事後被稱爲“萬言書”），對當時“大躍進”中出現的浮誇虛報、狂熱蠻幹、指標層層加碼、不切實際的傾向提出中肯的批評意見，建議糾正。該信隨即被印發會議代表，受到批判圍攻，彭德懷被錯誤地定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職下放。但絕大多數人都沒有看到過這封信。爲了幫助讀者釐清歷史原貌，編輯部印發了彭德懷這封信。

　　侯雨夫：《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理論的幾點看法》（1979年3月，總第15期）。列寧認爲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的生活必然會趨向於“絕對貧困化”，這歷來被當作對西方社會的經典判斷。該文認爲這不符合歷史事實，對這一論斷提出了質疑。

　　劉明夫：《社會主義經濟的經濟形式問題》（1979年4月，總第16期）。該文主張社會主義應實行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制度。

　　陳荷夫：《確保司法機關應有的獨立性》（1979年4月，總第17期）。該文主張恢復司法的獨立性，批評了黨組織不適當幹預司法機關工作帶來的種種弊端。

　　曉魯（王小魯）：《“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後生產力的矛盾”的提法是科學的嗎？》（1979年4月，總第21期）。該文針對當時學術界主張重新確認中共八大提出的“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是我國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不同意見，論證與現實生產力水平相矛盾的社會制度不是先進制度，而是需要改革的制度；主張改革需要建立的是適合生產力發展的制度。該文後獲首屆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

　　王永江：《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競爭》（1979年7月，總第31期）。該文是改革中最早提出在中國實行市場競爭制度的文章之一。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1979年9月，總第39期）。該文是顧準在“文革”中遭受批判期間留下的遺稿，站在歷史發展的高度討論了“市民階級”和資本主義興起的條件，認爲繼承希臘文明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清教徒精神是資本主義產生的必要條件。

　　高爾太：《異化現象近觀》（1979年10月，總第42期）。該文以“文革”的歷史悲劇爲證，討論了社會主義國家中存在的違揹人本主義的異化現象。

　　郭羅基：《政治問題爲什麼就不能自由討論？》（1979年10月，總第43期）。

　　曉魯（王小魯）：《試論政治民主化與生產社會化的歷史聯繫》（1979年10月，總第44期）。該文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是實行政治體制的民主化。

　　徐博涵：《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始終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1979年10月，總第45期）。該文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階級鬥爭的論斷提出了批評。

　　王貴宸、魏道南：《聯繫產量的生產責任制是一種好辦法》（1979年10月，總第45期）。當時的農業政策仍然不允許實行包產到戶，該文列舉事實肯定了農業包產到組和包產到戶的積極作用。

　　王小強：《農業社會主義批判》（1979年12月，總第49期）。該文討論了小農經濟產生的平均主義和反商品經濟思想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

　　林欣、李瓊英：《華盛頓與民主共和制》（1979年12月，總第49期）。該文回顧了美國獨立的歷史，討論了廢除領袖終身制對民主共和國的重要意義。

　　用今天的眼光看，這些文章可能還有各種各樣的侷限性，但在當時對打破長期的極左思想禁錮起了很大的引導作用。

　　負責人被撤換，編輯部改組

　　1979年11月，《未定稿》還發表了三篇關於安徽肥西縣農村的調查報告和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陸學藝等人就此撰寫的評論文章。

　　介紹肥西縣山南區77%的農戶在1978年冬自發搞起了“包產到戶”，1979年夏糧增產265%，國家徵購糧也多交了好幾倍；但縣委要“糾偏”，受到農民強烈抵制。

　　陸學藝等人的評論文章對“糾偏”進行了批評，對包產到戶做了積極的評價。

　　但這受到當時的社會科學院一位負責人的嚴厲批評，因爲已經排印，下令只准作爲“增刊”發行200 份，供少數領導內部參考。

　　即便如此，這份增刊還是起了積極的作用。中共甘肅省委當時已準備對少數實行包產到戶地區的農民進行整治，讀到《未定稿》增刊後，改變了態度，決定允許各縣少數生產隊進行試驗。

　　1980年1月，《未定稿》又發表了中共安徽滁縣地委書記王鬱昭的文章，介紹滁縣地區從1978年10月以來多數生產隊實行了包產到組等各種形式的聯產責任制，一部分搞了包產到戶（或稱“大包乾”）。

　　全地區1979年糧食比1978年增產23%，油料增產28%。其中鳳陽縣大部分生產隊實行了“大包乾”，1979年全縣糧食增產49%，油料增產數倍。

　　文章呼籲要尊重實踐，不要把聯產責任制看成“倒退”，不要再搞“糾偏”。

　　《未定稿》連續刊登這方面文章引起了一場風波，當時的社會科學院一位主要負責人嚴厲批評《未定稿》發表關於包產到戶的文章是“和中央唱反調”，還有幾篇文章也被認爲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因此撤換了《未定稿》的負責人林韋，改組了編輯部。

　　但《未定稿》當時在思想界掀起了從多方面清算“文革”積弊、重新認識改革前舊體制的缺陷、推進改革的思想浪潮，在改革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停刊又復刊

　　《未定稿》受到整頓、林韋被撤換後，《未定稿》的編輯工作受到嚴重影響，停刊4個月後才於1980年5月復刊。但復刊後的《未定稿》在幾位編輯的努力下仍繼續發表了一些對推進改革有影響的文章。僅舉幾例如下。

　　徐景安：《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競爭的必然性和特定，保護和開展競爭》（1980年9月，第20期）。

　　陸學藝、王小強：《包產到戶的由來和今後的發展》（1980年11月，第30期）。該文對農村包產到戶做出了積極評價。當時中央政策尚未正式肯定包產到戶的實施。

　　劉佑成、王曉魯：《商品經濟客觀基礎考察》（1980年11月，第31期）。該文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實行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於浩成：《無產階級專政，還是人民民主專政？》（1980年12月，第34期）。文章對當時仍然作爲官方理論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提出了質疑。

　　何偉：《商品生產與經濟體制改革》（1980年12月，第40期）。該文主張在商品生產條件下國家所有制應向企業所有制改變。

　　楊仲偉、陸立軍：《社會主義生產勞動新探》（1981年2月，第3期）。文章對馬克思經濟理論將服務業勞動劃爲“非生產勞動”（該理論也成爲蘇聯和我國過去經濟統計區分生產和非生產的依據）提出了批評。

　　鄭洪慶：《對我國通貨膨脹的特點及成因的分析》（1981年5月，第13期）。但當時有關領導認爲該文違反了“社會主義國家沒有通貨膨脹”的官方傳統說法，責令將標題和文章中的“通貨膨脹”一詞都改爲“貨幣量發行過多”才能發表，這也導致文章讀起來很多地方邏輯不通，並非筆者的責任。

　　《未定稿》在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運動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爲推進改革掃除了很多思想障礙，對改革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