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病人，崔永元
1963年，中國農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四清運動」，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在城市搞起了戲劇改革，提出「大寫十三年」禁演《李慧娘》，這被公認為文革的開端，第二年出現了《紅燈記》，李玉梅成了那個時代的偶像。
1963年的美國也誕生了一位美國人的偶像，他叫邁克爾喬丹。
一
就是這一年，在中國天津一所老式房子裏，降生了一名男嬰，家裡人給他取名叫崔永元。崔永元調侃自己時說，這名字起得不好，不容易被人記住。
（圖片來自網路）
在他前面還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他是老幺，雖然得寵，可仍沒少挨母親的揍，有時候把他的後背打得躺都躺不下，只能趴著哼哼，倒是軍人出身的父親對他溫柔如水。
多年以後，崔老幺成了家喻戶曉的小崔，又從小崔變成催爸爸，他突然理解了母親的那種打：
「小時候挨母親的打就像家常便飯。用現在的教育觀念去衡量那時候父母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母親學問不高，也未必懂得多少大道理，但我一直能感受到她的善良、正直以及由母愛而生髮的簡單、粗暴。她以一種樸素的判斷來決定對孩子的a要求標準。多年以後，我和哥哥、姐姐相繼參加工作，得到的共同評價是善良、老實，甚至有些窩囊。」
有些窩囊的兩個哥哥，大哥成了一名優秀的人民警察，二哥在鳳凰衛視參與管理工作，都過的平平安安。中國有句老話叫「平安是福」，只有小崔經常把自己拋在風口浪尖上。
這也基本上符合一個諺語「三歲看到老」，「小時候，家裡來了客人都誇（兄弟仨）老大精神，老二利索，老三……偏偏到了老三，滿世界找不到合適的詞。只好說『這老三，老三好啊，最小吧，哼哼，哈哈……』」崔永元曾這樣講述自己的童年記憶。
二
1966年，中國那場浩劫到來，崔永元3歲。
跟著父親從天津搬到北京，住在北京的房山縣良鄉的部隊大院，過上了大院生活。父親崔汝賢是工程兵某部的政委，在部隊上很有人緣，屬於那種「不拿羣眾一針一線」典型老一代軍人作風，是對小崔影響最大的人，小崔身上的倔強可能就來自於父親的言傳身教。
查閱資料顯示，崔汝賢1946年就入伍，參加過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四川剿匪，作為工程兵，還參加過抗美援越和抗美援老。曾三次負傷，右臂致殘。從戰士一步步升至團政委、師副政委，也就是我們在電視上經常看到的那種老首長。
（崔汝賢 圖片來自網路）
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裡，沒少描述部隊大院孩子們的生活，王朔成名以後，部隊大院的孩子就更成為了一種符號。
崔永元所在的部隊大院裏，與他一起玩的有70多個孩子，分成兩個派別，每個山頭有30多人。
誰當頭誰就可以制定規則，誰就說了算。小崔就是其中一個頭，他說玩什麼，追隨者們就玩什麼，他說怎麼玩，追隨者們就得怎麼玩。
小崔整天絞盡腦汁的想辦法怎麼把對方的人挖過來，「也沒啥招，就是有一些小玩具，彈球什麼的，主要是賄賂。那邊也有賄賂。基本上那邊有人叛變，我們這邊也會有叛變。」
小崔和南京大學的教授桑新民聊起了此事。桑新民給他做了一次科普，他說，這個兒童遊戲非常好，他在學會什麼叫組織，什麼叫適應，什麼叫規則。孩子有這個過程他會適應社會，社會就是這樣的。
三
1970年，崔永元進入良鄉一所農村小學讀書，學習成績並不算好，也不算太壞，一腳門裡一腳門外那種。
小崔自小就喜歡文藝，小學三年級時，學校組織文藝演出，小崔報名參加參演《地道戰》羣舞，卻沒有被選上。他很沮喪，回到家悶悶不樂，父親知道後哈哈大笑，跟他說，「選不上也沒關係，只要你努力，今後有的是機會。」
從那以後，在家裡自己也經常練習，利用他頭的身份，與追隨者們排練，沒過多久，機會就撲面而來了，另一個歌舞節目《行軍路上》選中他出演主角。
父親是部隊領導，出席了演出觀看，並且在演出結束後上臺與小演員們握手。「那是我們父子間唯一一次正式握手，父親的手很有力，讓我覺得，那是一次男人對男人的握手。」
（崔永元小時候 圖片來自網路）
四年後，崔永元轉學去了豐臺另一所小學，成績還是那樣，並沒有多大起色，上完小學也是以最低的錄取分數擠進了北京十二中，北京十二中是北京的重點中學。豐富多彩的兒童歲月就這樣結束了，小崔跨進了另一場人生戰鬥。
進入中學後，小崔喜歡看小人書，對於教科書並沒有多大興趣，尤其是對數學課提不起精神，經常上課走神，腦子隨著幻想起飛。有一次上數學課，他又走神被老師的粉筆砸在臉上，從此患上了數學恐懼症。
王老師是小崔的語文老師，王老師講評時把作文分成三摞，說第一摞同學有潛力但不成形，第二摞的同學差得很多要抓緊，再抓起第三摞的第一本，問：誰是崔永元？
準備迎接表揚的崔永元站起身，王老師看他一眼，把作文本往講臺上一放，說前面的至少還挨著題目在寫，你寫的根本不沾邊。
就是這個王老師和班主任李秉國老師成了小崔記憶中最難忘的人。他在自傳《不過如此》中寫到，「李老師、王老師等攜手把我們送進了大學。」
比起王老師，班主任李秉國老師，工作方法更講究些。他對我的幫助，我終生不忘。
那時候，我們喜歡打籃球，課間10分鐘，也分成兩撥，玩得熱火朝天。朱宏挺胖，出汗最多。上課後前10分鐘主要是擦汗，什麼也聽不進去。
老師們因此提出批評，但是不奏效。
一天放學後，李老師換上鞋，和我們直奔球場。
這回汗出透了，一邊洗，李老師一邊說，這多痛快，玩球上課兩不誤。
從此，課間不再打籃球了。
李老師的歷史教得好，用盡渾身解數，數字，色彩，位置，按照不同的路數，同樣的史實教上3遍，這有別於按頁碼只教一遍的方法，他成功了，他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我們也拿到了高考歷史的高分。（來源：《不過如此》 崔永元著）
四
高中時期的崔永元對電影很著迷，有一部很著名的電影《基督山恩仇記》上映，他和同學逃課去看，被班主任找到了，告訴他人一輩子有很多階段，每一個階段有每一個階段的事情，你現階段的重要事情是高考。
現在想起這句話，小崔覺得那就是真理。
走出考場，崔永元一身輕鬆，覺得終於完成了任務，但想想到底考了什麼內容，他一個題都想不起來了，可能是因為考前太緊張了。這種緊張在他日後常伴左右，他做《實話實說》三年後，跟倪萍聊天說，不知道為什麼對做節目提不起精神了。
倪萍告訴他，這就對了，過去的三年你太緊張了，現在纔是最佳狀態，你這算非常優秀的，有些主持人做了十年還會非常緊張。
崔永元想想也是，剛開始做主持人時，經常緊張的睡不著覺，總擔心做不好。最近他在喜馬拉雅做了一檔節目，教人如何好好說話，已經成為一個絕世高手。
回到家，母親問他數學能考多少，崔永元心裡一陣敲鼓，他知道那張卷子上沒有一道題自己會做，交卷時兩眼都發黑，但，他不能說零分，就應付的說「應該能考幾分吧」。後來的事實驗證，他迎來了意外的驚喜，數學竟然考了五十八分。
崔永元和倪萍 圖片來自網路
他們這一代人受俄羅斯文學影響很大，高爾基、 屠格涅夫 、 普希金 、果戈理、契訶夫、列夫託爾斯泰 、帕斯捷爾深深的讓他著迷。
暨南大學教授費勇說，「崔永元屬於1980年代比較有理想主義情懷的那代人。」他在自己高考志願第一欄填報了北大俄語系，結果在口試環節被刷了下來。最終，他被第二志願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錄取，十三年後改名為中國傳媒大學。
五
學校在老京城的東郊，從建國門出發，經過一片白菜，眼前一條鐵路，再經過一片菜地和一條鐵路，能看到一排灰色樓房，那就是廣播學院。
根據崔永元記錄，廣播學院共有999人，很像電視廣告中的數字。正如費勇所說，他們那一撥星光璀璨，學院裏出了《新聞聯播》播音員李瑞英和羅京，《舌尖上的中國》導演陳曉卿，央視一姐敬一丹、央視體育教父馬國力、畢福劍和白巖松。
曾因為身體原因小學休學一年的崔永元，到了大學突然迎來了爆發，田徑竟然成為了學院裏的佼佼者，百米成績達到了12秒5，但他更善於扔手榴彈，在全院比賽中，他拿了第四名，也算是輝煌的一面吧。
80年代初，時逢全民知識重構階段，新的事物層出不窮，文學不再被俄羅斯壟斷，西方科學常識、法律知識等流入國內，被我們仇恨的日本文學突然火爆，大學生瘋狂吸收新鮮事物，理想主義色彩正在慢慢籠罩，崔永元感覺到了脫胎換骨的清爽。
大學生的寸頭一夜之間成了長發，軍綠色服飾被喇叭褲替代，他們在宿舍裏聽鄧麗君的靡靡之音。崔永元這時喜歡詩，喜歡海涅和北島，大多數時間鑽進圖書館徜徉在詩歌的世界裡，在他的思維意識裏，作家是一羣偉大的人，他們應該代表著良知，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劉震雲讓他那麼痛恨的原因吧，正可謂愛之深恨之切。
1981年，崔永元在大學裡聽老師講南昌起義，他覺得挺喫驚，他發現南昌起義是政府軍裏的起義，不是共產黨組織的秋收起義暴動，等於是一幫人反叛了，開始跟著共產黨人要開始做事。忽然意識到是這麼個意思。然後就想到會不會還有這樣的事情呢？會不會國民黨還有往共產黨走的？共產黨是不是也有往國民黨走的？這些以前都沒仔細想過。
崔永元在網上開展了幾次轟轟烈烈的戰爭，讓我們覺得不可思議，而有一次課堂上的爭論打開了崔永元的一扇窗。
那是一堂古文課，老師講《楚辭》，崔永元對此並沒有多大興趣，他一邊聽一邊忙其他事情，突然，有個學生與老師吵了起來。老師推薦了一本研究《楚辭》最好的書，學生不同意，覺得老師之所以推薦這本書是因為這本書是他父親寫的，他自己心目中有其他的認為最好的書。「我就在旁邊看熱鬧。這種在中學課堂裏就不可能出現的。這是我們直接目睹的衝撞和辯論。其實，這樣的衝撞和辯論更多存在於書本里，存在於歷史的記述和著作裏。」
六
1985年7 月，崔永元從廣院畢業，那時大學畢業生屬於國家幹部，國家包分配，不但分配工作，還會分房子，除了老婆不給分配，幾乎一切都分配，像天堂一樣。
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節目報》，崔永元豪情萬丈，恨不得要把全世界都管起來。
報到的第一天，他跟領導說，「從今天起，我便是國家電臺的工作人員了，電臺有救了。」
領導端著茶杯，上面印著鄧小平的頭像，看著眼前這個愣頭青，慢慢喝了兩口茶，這樣的年輕人他沒少見，一隻羊也是放，一羣羊也是趕，那麼多吹牛逼的已閱覽，還怕再多一個崔永元嗎？
這一年，畢福劍和白巖松來到廣播學院讀書。
年輕人總是這麼傲嬌，沒過多久，崔永元的傲嬌就治好了。崔永元發現《廣播節目報》原來就是一份菜單，只刊登節目時間表和節目內容簡介等，與北京火車站發的那些小廣告差不多。社長畢竟是老司機，看出了這個苗頭，他端著茶杯嚴肅的說，「我們馬上準備改成大報，名字也響亮，叫《中國廣播報》。你小夥子運氣怎麼這麼好呢！」崔永元後來回憶說：「一聽說有『中國』倆字，我心裡一下好受了很多。」崔永元的心裡竟也生出一種暖暖的感覺，覺得在這兒退休也行。
可就算加上中國倆字，它也是一份廣播報，沒過多久，崔永元又感到了百爪撓心。他覺得，一個班畢業，誰也不比誰差，憑什麼他們就可以四處採訪，驕傲地宣稱『我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記者』，進進出出、走南闖北，自己只能在木板房裡死扛。
崔永元自小就是話嘮，心裡藏不住事，尤其是對他的父母。回到家就把這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告訴了父母，母親常年在居委會工作，北京盛產居委會大媽，做思想工作能力一點不比軍區政委差，抓小偷的本事也不輸給老警察，對政策的執行力更勝過革命老黨員。催母就是這類大媽中的佼佼者，一開口，廣播報就能升級，什麼為人民服務沒有貴賤之分啦，什麼中央的報紙之一啦，什麼關係到全國人民的文化生活啦，抓住小崔的心肝脾胃腎就是一頓按摩，舒服的小崔歪著嘴樂呵。父親比較務實，不喜歡搞形式主義，幹起了義務快遞員的工作，把兒子編輯的報紙滿軍區大院塞，戰士們看到老首長這個勁頭，不好意思不收下。
真是母子連心，父子情深，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
七
那段日子，百爪撓心，在每一個日落的黃昏，崔永元叼著煙，看眼前的紅霞滿天，挖空心思想，「到底該怎麼做上中央電臺的記者？」
就該著崔永元走運，1986年年底，中央廣播電臺綜合節目部籌備了一個新欄目叫《午間半小時》，崔永元一看機會來了，他先找到新欄目組領導，主動請纓參加，又找到臺裏領導，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抒發自己的新聞理想，終於，鑽了進去。接下來的那段日子，因為採訪，他跑遍了全國各地，終於開始了自己夢想的記者生涯。
他跟魯豫說，做記者的那段歲月無比珍貴，他至少採訪了一萬多個人，看到了一萬多個人的生活方式，等於過了一萬多個不同的人生。
這為他後來做《實話實說》積累了深不見底的素材和話題。
他的好朋友水均益評價小崔時，雖然在廣播電臺做上了記者，但小崔給中央電視臺幹了不少私活。
中央電視臺大大小小的記者和領導沒有不認識崔永元的，有不少央視的老記者私下裡請他幫著尋找選題和線索。崔永元尋找線索有自己獨到的一套，街頭巷尾不少他的「線人」，他講話幽默，平易近人，大家都願意跟他多聊幾句。
劃陳曉卿說崔永元是個「對任何人都充滿善意的人」。崔永元的理髮師從1996年開始給他理髮，崔永元一有好煙就會送給他。有人問他，你送他幹嗎呀？崔永元覺得特別莫名其妙，說我不送他我送誰呢？ 我送臺長啊？他也不抽煙啊，他抽也有的是人送啊。對我來說，理髮師小劉是我哥們。部隊大院裏就沒這東西。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1992年底，央視籌辦《東方時空》，製片人時間是崔永元的大學同學。
崔永元18歲時就有失眠的癥狀，第二天上午他會躺在宿舍裏補覺，不會去上課，時間也在上午不去上課。這對逃課青年便經常偶遇在公共洗漱間。一回生二回熟，一聊天，二人都來自部隊大院，就有了聊不完的話題。
早在時間做央視專題片的時候，崔永元就是他的幕後狗頭軍師，給時間出了不少好主意，當然也有不少餿主意。
有一次，崔永元去央視找時間聊天，一位《東方時空》的老同志剛剛被時間罵完，崔永元一問才知道是因為選題的事情，他就幫這位老同志找了選題。老同志發現，崔永元在報紙上勾出的「要找的人」，篇幅都不大。崔永元說，這可能就是你的問題了，我們是要找值得採訪的人，並不是這人上了兩個版，你再去追他；好的線索，一行字就夠了。
此時，另一位將要影響中國新聞界的人物正孤獨的呆在周口店鄉政府，一年中讀了兩本《紅樓夢》，「那時我很沮喪，因為看不到希望。那是我識字以來看書最少的一年。我記得有一次地震，張家口地震，咣咣撞牆，我們的其他的同學都跑出來了，然後喊我走，我答應一聲又睡著了。」這個人就是白巖松。
央視大樓裏的崔永元正在被自己的形象所困擾。得知小崔給老同志找選題這件事後，時間一定要拉小崔入夥，可悲崔永元婉言謝絕了，他的理由是「出鏡沒有什麼意思。」多年以後，崔永元親口承認，並非不願意去，而是擔心自己的形象不行，那天晚上，他回到家，站到鏡子面前，越照越沒有信心，心想如果有一天，觀眾打開電視，忽然是這麼樣一個崔永元出來了，他們會不會覺得家裡的電視壞了？
後來，崔永元推薦白巖松去了《東方時空》，沒想到形象並不比自己強多少的白巖松竟成功的一塌糊塗，等後來時間又去找他時，他爽快地答應了。
面對這個經歷，朱軍曾開玩笑的跟他說，很多人說，這崔永元怎麼看都不像個主持人，穿衣不像，說話方式也不像。
崔永元當著白巖松的面幽默的跟朱軍說，我當主持人的時候已經沒有太多壓力了，張越、白巖松已經都當主持人了，觀眾們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經比較強了，當時《實話實說》找比他倆還優秀的主持人，當時很難找，領導說，你先去替一下，因為我跟他倆差不多嘛，領導特別交代，來了好的主持人，再把你替下來，我們的製片人沒有把我往張越、白巖松這種平民主持人方向打扮，就是按照大牌主持人來設計的。第一期我是穿著毛衣上去的，當時音樂一響，我就從後臺走上來，就聽後面有人說，這孫子是幹什麼的？
對於進入電視圈，崔永元曾跟楊瀾說，也許我們見到的真正的知識分子並不多，這使我們對知識分子一詞理解多少有些歧義。首先，知識分子的知識不是以讀書的數量來計算的，讀書破萬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識分子該是用心讀書的那種（這裡區別於用眼），讀出來的知識浸在骨子裡。所以真正的知識分子該有一副傲骨，不善趨炎附勢。這使他們當中絕大多數顯得個性，總是鶴立雞羣，混不進人堆裏。
八
1996年前後，中國大的文化環境還是比較輕鬆的，輿論空間相對較大，中國迎來了新聞行業的黃金期。在南中國，江藝平從老主編方左手中接過《南方週末》，進行第二次擴版，《南方週末》迎來鼎盛時期。在北中國，央視計劃推出一檔全新談話類節目，1996年3月推出了《實話實說》。
中國的電視語言一直是很文藝腔、很空洞的，談話類節目在中國本就是個空白，毫無經驗可借鑒，又想讓主持人、嘉賓和觀眾在生動活潑的氣氛中，就社會生活或人生體驗的某一個話題展開直接對話，可想而知對支持人的要求得多高。
開播前，一連視鏡十幾位主持人，央視大樓內知名主持人幾乎都來試過，都無法打動籌備組。正在陷入僵局的時候，還是時間被提醒了，他想起了老同學崔永元。當時，崔永元正在策劃一個大型選題，時間找到他時，崔永元一頭霧水，不過這一次並沒有像上次一樣因為自己的形象而退縮，他決定去試試。
在一次電視節目中，回憶當初去《實話實說》的原因，崔永元有些調侃的說，因為當時中國支持界沒人了，我剩我了，我就去了。
試錄的樣片叫《拾金不昧，該不該回報》。前一天晚上，崔永元幾乎沒有誰覺，準備了大量的素材，方宣洩出來。摘抄了20多張紙的名言警句，背個不停。「第二天，錄製現場坐了80多位觀眾，我臉上雖然看不出緊張，但腿一直在哆嗦。我當時就想，先上去說一段，要是成，我就接著說，不成，立馬打道回府，再也不幹這個。」
一連錄了五個樣片，基本上按照事先設想往前走，音樂響起，在單一的音樂中崔永元上場，與觀眾握手，詼諧幽默的談話方式贏得滿堂笑聲。臺領導看完，就他了：崔永元。
1996年3月16日早晨，第一集《實話實說》——《誰來保護消費者》播出，崔永元第一次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現在央視大屏幕上。
這樣一個歪嘴斜眼的傢伙，穿著弔兒郎當的人，出現在國家電視臺上，不少老派人士受到了刺激，發動一場場爭議，不斷地給央視領導寫信投訴，一封信這樣寫道：「我們全家互相問，中央臺怎麼了，欺我中華無人吧。姓崔的，你要知趣，該幹什麼幹什麼去，沒聽說又要『嚴打』了?」
「人身攻擊小意思。我們當主持人的時候，網路沒有這麼發達，都是寫信。寫信寫難聽話的多得很，最早是我們的編導不讓我看，他們先看一遍，專揀好的給我看。後來慢慢地就讓我看，後來就我自己拆。天天什麼都會看到，看到就會生氣。」
也正是在《實話實說》剛開播沒多久，崔永元第一次認識劉震雲，那一期是請幾位嘉賓聊足球，崔永元來到後臺的時候，嘉賓正在喫豬肉白菜盒飯，一個長發男子坐在那裡慢條斯理的喫，他就是劉震雲。
崔永元碰到了好時代，從時間到陳虻，央視評論部把這種理想主義渲染到了極致。這就給崔永元帶來了野蠻生長的環境，他可以以觀察者的視覺，深刻的審視這個社會和國家，又以講話者的身份，把觀察告知大眾。《實話實說》讓中國人第一次感受到了親切，沒有假大空，完全生活化的語言。
陳旭（化名）參加過一期崔永元的節目，他一生記憶猶新，「當年我參加過一期，他不像朱軍那樣套路明顯，關鍵時刻必起煽情的音樂，而是誘著你真實起來，如果不真實他就招呼臺下觀眾，通過他們的反應來刺激臺上。總之我能看明白他的用心，但我做不到。所以我很佩服他，他做的準備太細緻了。」
只用了半年的時間，《實話實說》和崔永元就成了央視的金牌。
九
崔永元的失眠症越來越嚴重，崔永元說，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歲月，無法集中精力面對工作，記憶力出現降低，他在跟兩位嘉賓做學術層面交流節目時,精神恍惚的崔永元竟然多次忘記對方剛才說什麼。
回到家，自己經常把頭往牆上撞，痛哭流涕，罵自己是沒用的人。為了不讓父母擔心，他搬進了書房，父親不放心，搬一張行軍牀跟著住進了書房。
崔永元每天晚上睡不著，老父親也就陪著他，怕他出事不敢睡，陪著兒子聊天，一直到白天崔永元去上班，父親才睡一會兒，那段時間，父親一下子蒼老了許多。
有天深夜時,在書房陪伴兒子的老父親沒留神打個瞌睡後,睜開眼睛時見到兒子的牀上空空如也,老父親驚恐地轉身看見兒子在窗檯邊,兩眼疲憊無神地望著夜空,老人家下意識地衝過去緊緊抱住兒子,而崔永元靠在老父親顫抖的身上哽咽地說;爸,這樣活著太痛苦了,我很想跳下去徹底解脫!
隨即父子兩人相擁流淚。
2001年《實話實說》欄目收視率大降，崔永元雪上加霜，不喫飯也喝水，他形容自己當時所有的感覺都消失了，像木頭一樣躺在牀上。
同事曹東回憶說，崔永元出院時去看他，他的眼神還是渙散的，旁邊有人以說話，崔永元就會嚇得一抖擻，跟往日鬥士一般的小崔判若兩人。
崔永元跟朋友們說，特別能理解張國榮自殺的方式，發病的時候跳樓就和打開瓶蓋喝水一樣，就是一個簡單的動作，沒有任何特殊的意義。就像一個人走路，掉進了一個坑，不深，爬上來了腳扭了，過兩天好了。以為雨過天晴，突然發現掉進一個兩米的坑，疼得要死，這時候有個人在上面拉了一把，爬上去了又沒事兒了。「咣」一聲，掉進去一個二十米的，有的人就會想死了算了，沒人知道抑鬱症患者會跌倒在哪一個坑裡爬不起來了。
2002年的時候崔永元徹底離開了實話實說節目。
在家裡人的陪同下，崔永元接受北京著名心理醫生趙旭東。在一次談話節目中，崔永元說，治療抑鬱症的關鍵就是，找到一個能治療的醫生，我有幸找到了趙旭東醫生，他曾經是我一期節目的嘉賓，做節目的時候，我還不相信心理疾病能嚴重到想要自殺的地步，結果後來朋友跟我說，你可能得了趙醫生說的那種病，於是在朋友的脅迫下就去看病了。
直到2006年時,崔永元的病症得到緩解康復。
崔永元告訴《南方人物週刊》的記者 易立競，那種狀態下，自己對自己無事生非，比如非洲出事了，跟我有什麼關係？但是我憂心忡忡；甚至看到美國的電視不好，我都很反感，比如說國家地理頻道有個欄目廣告，我特別不能接受，它的第一個鏡頭是「9·11」那個大樓塌了，視覺上非常漂亮、非常好看，我就說你想沒想過，那些失去親人的人打開電視機心裡會怎麼想？我為這些憂慮，想給他們寫信。是不是有病？
易立競問崔永元，離開《實話實說》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崔永元還原了當初為什麼離開《實話實說》，當初離開並非主要因為抑鬱症，當時自己多麼淺薄，認為能已經引領了時代話語的風潮。做的時候已經發現了，根本不是實話實說，這裡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個人能力微不足道，無法逆轉，自己可以容忍《實話實說》說得不是那麼精彩，但是我們不能容忍在《實話實說》裏說假話。
十
2003年，崔永元接受抑鬱症治療期間，馮小剛找到了他，請他去家裡喫餃子。
「說想拍一個主持人題材的電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麼樣，希望我給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問他拍的是什麼電影，他說是喜劇片。後來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惱啊什麼的都講給他了，他當時咬著手指頭聽，上映前一週我們倆還坐一塊喫飯，他說你看吧，你肯定喜歡這個電影。他給我講了這個電影的故事，把髒的部分去掉了。」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跟馮小剛結下了樑子，直到十多年後的今天，馮小剛要拍《手機2》，崔永元決定新仇舊恨一起報。
崔永元認為，《手機》不光影射我他，還影射和晶，怎麼不讓人憤怒呢？
崔永元說，文藝作品起碼要對得起父母，對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裡的人吧。馮小剛回應，崔永元說，一個作品要上對得起父母，下對得起孩子，這不是我對作品的要求。徹底把小崔激怒了，公開說，馮小剛就是個人渣，並且寫了一萬多字的文章評說電影價值觀，結果遭到媒體的攻擊。
2005年，崔永元因為一句話，招來了更猛烈的攻擊。
他在評論《超級女聲》時只說了一句:《超級女聲》這樣庸俗的節目,對電視節目的健康發展是不利的。引來了山呼海嘯的罵聲，有人專門做過一個統計，當時罵崔永元的絕大多數是30歲以下的人。
似乎一夜之間，崔永元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在這一系列人身攻擊中，最讓崔永元無法接受的至於一種聲音，「這小子會玩，既炒作自己，還不露痕跡，顯得很有學問，很有修養，很寬容，」
他認為這是對自己最大的傷害，他跟易立競說，我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麼多拍案而起的人，現在他們都上哪兒去了？我知道崔永元無法跟他們比，這個時代有可以跟他們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無可挑剔，但是他們都在潔身自好，我見過很多很多，他們不願意站出來對這個社會負責任。
他在接受採訪時說，自己並不怕站在人民的對立面，「當時黨代會表決開除劉少奇黨籍，只有一個人投了反對票，只有這個人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後來的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
可能崔永元記錯了，陳少敏當時投的並不是反對票，而是選擇了棄權票，投完以後，趴在桌子上哭了，在那樣的政治環境下，這個柔弱的女人真是一身錚錚鐵骨。康生陰沉著臉找到陳少敏問：「你為什麼不舉手？」同康生打交道，已經是多少年的事情了。全會期間，他們也曾有交鋒。陳少敏對身居高位的他並不懼怕。她回答說:「這是我的權利。」
雖然如此，那段時間他還是陷入了困惑中，「網路世界裡為什麼只看到了負面效應，為什麼這麼不負責任？」
有一天他閱讀《南方週末》，看到一篇對鄢烈山的採訪，讓他茅塞頓開。鄢烈山說，「我們的社會還是需要有邏輯思維的、對自己名聲負責任的表達。」崔永元覺說得太好了，「也就是說我們並不排斥BBS這種新興的方式，但是這個社會確實需要對自己名聲負責任的表達。」
十一
2001年抑鬱症病情最嚴重的時候，心理醫生對崔永元說，「你能不能嘗試著到另一個舞臺上去表演。另一個舞臺是什麼呢？就是你的最愛，你會為了它，不捨得離開這個世界，有這樣的舞臺嗎，你想想。」
這樣一提醒，他想起2000年前後，去美國、日本等國參觀考察的心得，這些國家竟然保存在中國很多罕見的口述史料和影像歷史資料，而自己的國家卻沒有。他心想，要不我就做這件事，搞中國人自己的口述歷史？
不過，他並沒有直接定性為口述歷史，而是搞起了《電影傳奇》，從電影傳奇轉折到口述歷史，珠影的導演王為一是個關鍵人物。
（王為一 圖片來自網路）
2003年1月，採訪王為一，雖然他已經80歲，但7個多小時的採訪中，他說了很多，思路清晰，邏輯嚴密。王老講述了聶耳是如何寫國歌的，那是崔永元第一次聽說，聶耳天性活潑，又想掙點錢，《義勇軍進行曲》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寫出來的，他覺得這些特別讓人激動，這些如果不記錄下來，一旦王為一這樣的老人離世，這些就再也沒人知道了。
他決定做口述歷史，2006年發起了走長徵路項目，先後採訪了100多位老兵，為中國的搶救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在採訪中，有一個問題是崔永元必問的，「你為什麼當兵？」答案竟然千奇百怪，其中，最讓他記憶深刻的是，「我想喫飽飯。」崔永元說，不對，你是為了革命。革命是什麼？給你講講革命是什麼。全都講完了，你聽明白了嗎？聽明白了。現在我問你為什麼要當兵？我想喫飽飯。你說半天，我就是為了喫飽飯，要不然我當什麼兵啊？
幹這件事需要大量的資金，為了給工作人員發工資，崔永元不得不把自己的收藏品賣掉了一些，不過，還是時常斷糧，搞得大家都特別焦慮。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多社會人士捐款，有一個叫蔡駿的人很有意思，被崔永元稱為「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他是20、30塊地捐，還有10塊。但是天天捐。」
2011年1月，李連杰等人創立的壹基金公益基金會落戶深圳。崔永元當時正在深圳，馮侖牽線，拜會了王石、柳傳志、馬蔚華、馬雲、馬化騰等一干壹基金理事。王石直接說：你就下命令吧。你需要我們每個人做什麼，每人出多少錢。
口述歷史先後投入了2個多億。
「有些東西是屬於靈魂裏的，」在採訪中，崔永元看到了「文革」時候的揭發材料，藝術圈裡面的學生揭發老師的，但是這是一個祕密材料，老師臨死都不知道是誰揭發的他。後來這個學生後來成為名人了，崔永元經常看到他，每次見到他，眼神特別複雜。「我沒法張嘴問他這個事，但是我又覺得他現在這個瘋瘋癲癲不正常的狀態，就是跟這事有關係，他有巨大的心理壓力。其實我特想跟他說一句，你能不能信教呢，比如你到神父那裡去懺悔，或者說你看看我的心理醫生，你去把心裡的垃圾排擠出去。我覺得他生活非常不幸福，生活是沒有質量的，這麼一個沉甸甸的石頭壓在他身上。所以這些資料我都封存起來不讓他看，也不讓我們這兒的孩子看，我怕他們嘴快說出去了。」
十二
2011年有一天晚上凌晨一點左右，在小區裏有兩個人拿著鐵棍子互擼，崔永元上前把他們攔住，才瞭解到，原來兩車在停車場撞了一下，受損方想讓賠錢，肇事方想走保險。一方要走，另一方就不讓。然後就要動手。崔永元掏出錢包，跟一方說，你拿出100元，我拿出400元，給到另一方，這事兒就解決了。「我說跟我沒關係，但是你用鐵棍子把他打死，這事可就大了。沒管可能就是沒看到，看到了就得管。」
2013年，喜歡管閑事的崔永元終於碰上大事了，這次危機比《快樂女聲》帶來的危機要大得多，因為他碰到了如日中天的方舟子。「在網上把方舟子幹掉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就再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了。」
戰爭一直持續到2015年。
2013年，方舟子發起了讓國人品嘗轉基因玉米的活動，提出讓全國人民喫上轉基因食品。崔永元用社會觀察家的眼光審視此事，覺得不太對勁，就發了一條微博，「轉基因食品，你喫嗎？你可以選擇喫，我可以選擇不喫，你可以說你懂科學，我有理由有權利質疑你懂的科學，到底科學不科學，你可以說我白癡，我也可以說你白喫。」
這條微博招來了方舟子的瘋狂報復，公開說「崔永元是個病人」。在這之前，崔永元和方舟子、司馬南的關係雖然說不少很好，也算得上朋友，尤其是隨後捲入攻擊崔永元戰爭的司馬南，曾與崔永元並肩作戰過。
那時，崔永元還在做《實話實說》，氣功治病瀰漫於江湖之上，就連當時中央級部長也跟著練氣功，很多部委還請這些氣功大師去帶功。司馬南最早拜師與氣功大師，師傅把絕活教給他，他發現，哦，原來氣功都是騙人的。司馬南與師傅反目成仇，提出要揭祕氣功是騙人的。
崔永元介紹司馬南去北京電視臺錄節目，還給他介紹了不少媒體圈的朋友，但是，接目錄好了，馬上就要播出，還是被拿了下來。直到後來中央發文要打擊氣功治病的騙局，崔永元覺得時機到了，就找到司馬南，兩個人做了幾期節目，在全國引起轟動，司馬南一時間也成了名人，後來寫了一本書，讓崔永元給他寫推薦，崔永元看完，覺得有很多觀點不認同。
兩個人錄的節目中，有一期請來了方舟子作為嘉賓，一起反對氣功騙局，那時也就成為了朋友。
戰爭越來越激烈，崔永元自討50萬去美國拍了轉基因紀錄片，方舟子卻說崔永元造假。最終辯論變成了謾罵，為了回擊方舟子，崔永元辭去了中央電視臺的工作，專心於「臭不要臉」的方舟子開戰，網上硝煙瀰漫。直到2015年雙方對簿公堂，這場戰爭纔算告一段落。
隨後的幾年，崔永元專註於教學，做電影歷史，直到今年上半年份《手機2》的開拍，另一場與馮小剛、劉震雲、華誼兄弟的戰爭拉開大幕。此時的崔永元已經不是原來的崔永元，雖依舊孤軍奮戰，卻已深諳網路戰爭的深淺，步步為營，一路衝殺。
「我根本不是那麼個人。你或許會看到我認錯,我接受的教育就是這樣,錯了就認,但如果沒錯,誰說也沒用,我都不會屈服」。
易立競曾問他，你會不會妥協？他回答說，為什麼我們老勸大家妥協呢？有的人妥協了很舒服，比如說被日本人佔領了當漢奸就是妥協，特舒服，汪精衛特舒服，都混到頂上了；有的人就是死了都不想當漢奸。像梅蘭芳他們，就是今天所說的演藝圈的人，他們不但不當漢奸，都不給他們演戲。我們怎麼看這些人呢？你說你給他演唄，你故意給他往壞裏演，你含沙射影再諷刺一下日本人？妥協的渠道任何人都能找著，我覺得那是藉口。
柴靜曾說過，崔永元是為數不多醒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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