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中国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在城市搞起了戏剧改革，提出「大写十三年」禁演《李慧娘》，这被公认为文革的开端，第二年出现了《红灯记》，李玉梅成了那个时代的偶像。

1963年的美国也诞生了一位美国人的偶像，他叫迈克尔乔丹。

一

就是这一年，在中国天津一所老式房子里，降生了一名男婴，家里人给他取名叫崔永元。崔永元调侃自己时说，这名字起得不好，不容易被人记住。

（图片来自网路）

在他前面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是老幺，虽然得宠，可仍没少挨母亲的揍，有时候把他的后背打得躺都躺不下，只能趴著哼哼，倒是军人出身的父亲对他温柔如水。

多年以后，崔老幺成了家喻户晓的小崔，又从小崔变成催爸爸，他突然理解了母亲的那种打：

「小时候挨母亲的打就像家常便饭。用现在的教育观念去衡量那时候父母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母亲学问不高，也未必懂得多少大道理，但我一直能感受到她的善良、正直以及由母爱而生发的简单、粗暴。她以一种朴素的判断来决定对孩子的a要求标准。多年以后，我和哥哥、姐姐相继参加工作，得到的共同评价是善良、老实，甚至有些窝囊。」

有些窝囊的两个哥哥，大哥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二哥在凤凰卫视参与管理工作，都过的平平安安。中国有句老话叫「平安是福」，只有小崔经常把自己抛在风口浪尖上。

这也基本上符合一个谚语「三岁看到老」，「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都夸（兄弟仨）老大精神，老二利索，老三……偏偏到了老三，满世界找不到合适的词。只好说『这老三，老三好啊，最小吧，哼哼，哈哈……』」崔永元曾这样讲述自己的童年记忆。

二

1966年，中国那场浩劫到来，崔永元3岁。

跟著父亲从天津搬到北京，住在北京的房山县良乡的部队大院，过上了大院生活。父亲崔汝贤是工程兵某部的政委，在部队上很有人缘，属于那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典型老一代军人作风，是对小崔影响最大的人，小崔身上的倔强可能就来自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查阅资料显示，崔汝贤1946年就入伍，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四川剿匪，作为工程兵，还参加过抗美援越和抗美援老。曾三次负伤，右臂致残。从战士一步步升至团政委、师副政委，也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那种老首长。

（崔汝贤 图片来自网路）

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里，没少描述部队大院孩子们的生活，王朔成名以后，部队大院的孩子就更成为了一种符号。

崔永元所在的部队大院里，与他一起玩的有70多个孩子，分成两个派别，每个山头有30多人。

谁当头谁就可以制定规则，谁就说了算。小崔就是其中一个头，他说玩什么，追随者们就玩什么，他说怎么玩，追随者们就得怎么玩。

小崔整天绞尽脑汁的想办法怎么把对方的人挖过来，「也没啥招，就是有一些小玩具，弹球什么的，主要是贿赂。那边也有贿赂。基本上那边有人叛变，我们这边也会有叛变。」

小崔和南京大学的教授桑新民聊起了此事。桑新民给他做了一次科普，他说，这个儿童游戏非常好，他在学会什么叫组织，什么叫适应，什么叫规则。孩子有这个过程他会适应社会，社会就是这样的。

三

1970年，崔永元进入良乡一所农村小学读书，学习成绩并不算好，也不算太坏，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种。

小崔自小就喜欢文艺，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组织文艺演出，小崔报名参加参演《地道战》群舞，却没有被选上。他很沮丧，回到家闷闷不乐，父亲知道后哈哈大笑，跟他说，「选不上也没关系，只要你努力，今后有的是机会。」

从那以后，在家里自己也经常练习，利用他头的身份，与追随者们排练，没过多久，机会就扑面而来了，另一个歌舞节目《行军路上》选中他出演主角。

父亲是部队领导，出席了演出观看，并且在演出结束后上台与小演员们握手。「那是我们父子间唯一一次正式握手，父亲的手很有力，让我觉得，那是一次男人对男人的握手。」

（崔永元小时候 图片来自网路）

四年后，崔永元转学去了丰台另一所小学，成绩还是那样，并没有多大起色，上完小学也是以最低的录取分数挤进了北京十二中，北京十二中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丰富多彩的儿童岁月就这样结束了，小崔跨进了另一场人生战斗。

进入中学后，小崔喜欢看小人书，对于教科书并没有多大兴趣，尤其是对数学课提不起精神，经常上课走神，脑子随著幻想起飞。有一次上数学课，他又走神被老师的粉笔砸在脸上，从此患上了数学恐惧症。

王老师是小崔的语文老师，王老师讲评时把作文分成三摞，说第一摞同学有潜力但不成形，第二摞的同学差得很多要抓紧，再抓起第三摞的第一本，问：谁是崔永元？

准备迎接表扬的崔永元站起身，王老师看他一眼，把作文本往讲台上一放，说前面的至少还挨著题目在写，你写的根本不沾边。

就是这个王老师和班主任李秉国老师成了小崔记忆中最难忘的人。他在自传《不过如此》中写到，「李老师、王老师等携手把我们送进了大学。」

比起王老师，班主任李秉国老师，工作方法更讲究些。他对我的帮助，我终生不忘。

那时候，我们喜欢打篮球，课间10分钟，也分成两拨，玩得热火朝天。朱宏挺胖，出汗最多。上课后前10分钟主要是擦汗，什么也听不进去。

老师们因此提出批评，但是不奏效。

一天放学后，李老师换上鞋，和我们直奔球场。

这回汗出透了，一边洗，李老师一边说，这多痛快，玩球上课两不误。

从此，课间不再打篮球了。

李老师的历史教得好，用尽浑身解数，数字，色彩，位置，按照不同的路数，同样的史实教上3遍，这有别于按页码只教一遍的方法，他成功了，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我们也拿到了高考历史的高分。（来源：《不过如此》 崔永元著）

四

高中时期的崔永元对电影很著迷，有一部很著名的电影《基督山恩仇记》上映，他和同学逃课去看，被班主任找到了，告诉他人一辈子有很多阶段，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事情，你现阶段的重要事情是高考。

现在想起这句话，小崔觉得那就是真理。

走出考场，崔永元一身轻松，觉得终于完成了任务，但想想到底考了什么内容，他一个题都想不起来了，可能是因为考前太紧张了。这种紧张在他日后常伴左右，他做《实话实说》三年后，跟倪萍聊天说，不知道为什么对做节目提不起精神了。

倪萍告诉他，这就对了，过去的三年你太紧张了，现在才是最佳状态，你这算非常优秀的，有些主持人做了十年还会非常紧张。

崔永元想想也是，刚开始做主持人时，经常紧张的睡不著觉，总担心做不好。最近他在喜马拉雅做了一档节目，教人如何好好说话，已经成为一个绝世高手。

回到家，母亲问他数学能考多少，崔永元心里一阵敲鼓，他知道那张卷子上没有一道题自己会做，交卷时两眼都发黑，但，他不能说零分，就应付的说「应该能考几分吧」。后来的事实验证，他迎来了意外的惊喜，数学竟然考了五十八分。

崔永元和倪萍 图片来自网路

他们这一代人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很大，高尔基、 屠格涅夫 、 普希金 、果戈理、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 、帕斯捷尔深深的让他著迷。

暨南大学教授费勇说，「崔永元属于1980年代比较有理想主义情怀的那代人。」他在自己高考志愿第一栏填报了北大俄语系，结果在口试环节被刷了下来。最终，他被第二志愿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录取，十三年后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

五

学校在老京城的东郊，从建国门出发，经过一片白菜，眼前一条铁路，再经过一片菜地和一条铁路，能看到一排灰色楼房，那就是广播学院。

根据崔永元记录，广播学院共有999人，很像电视广告中的数字。正如费勇所说，他们那一拨星光璀璨，学院里出了《新闻联播》播音员李瑞英和罗京，《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央视一姐敬一丹、央视体育教父马国力、毕福剑和白岩松。

曾因为身体原因小学休学一年的崔永元，到了大学突然迎来了爆发，田径竟然成为了学院里的佼佼者，百米成绩达到了12秒5，但他更善于扔手榴弹，在全院比赛中，他拿了第四名，也算是辉煌的一面吧。

80年代初，时逢全民知识重构阶段，新的事物层出不穷，文学不再被俄罗斯垄断，西方科学常识、法律知识等流入国内，被我们仇恨的日本文学突然火爆，大学生疯狂吸收新鲜事物，理想主义色彩正在慢慢笼罩，崔永元感觉到了脱胎换骨的清爽。

大学生的寸头一夜之间成了长发，军绿色服饰被喇叭裤替代，他们在宿舍里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崔永元这时喜欢诗，喜欢海涅和北岛，大多数时间钻进图书馆徜徉在诗歌的世界里，在他的思维意识里，作家是一群伟大的人，他们应该代表著良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刘震云让他那么痛恨的原因吧，正可谓爱之深恨之切。

1981年，崔永元在大学里听老师讲南昌起义，他觉得挺吃惊，他发现南昌起义是政府军里的起义，不是共产党组织的秋收起义暴动，等于是一帮人反叛了，开始跟著共产党人要开始做事。忽然意识到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就想到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事情呢？会不会国民党还有往共产党走的？共产党是不是也有往国民党走的？这些以前都没仔细想过。

崔永元在网上开展了几次轰轰烈烈的战争，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而有一次课堂上的争论打开了崔永元的一扇窗。

那是一堂古文课，老师讲《楚辞》，崔永元对此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一边听一边忙其他事情，突然，有个学生与老师吵了起来。老师推荐了一本研究《楚辞》最好的书，学生不同意，觉得老师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是他父亲写的，他自己心目中有其他的认为最好的书。「我就在旁边看热闹。这种在中学课堂里就不可能出现的。这是我们直接目睹的冲撞和辩论。其实，这样的冲撞和辩论更多存在于书本里，存在于历史的记述和著作里。」

六

1985年7 月，崔永元从广院毕业，那时大学毕业生属于国家干部，国家包分配，不但分配工作，还会分房子，除了老婆不给分配，几乎一切都分配，像天堂一样。

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报》，崔永元豪情万丈，恨不得要把全世界都管起来。

报到的第一天，他跟领导说，「从今天起，我便是国家电台的工作人员了，电台有救了。」

领导端著茶杯，上面印著邓小平的头像，看著眼前这个愣头青，慢慢喝了两口茶，这样的年轻人他没少见，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赶，那么多吹牛逼的已阅览，还怕再多一个崔永元吗？

这一年，毕福剑和白岩松来到广播学院读书。

年轻人总是这么傲娇，没过多久，崔永元的傲娇就治好了。崔永元发现《广播节目报》原来就是一份菜单，只刊登节目时间表和节目内容简介等，与北京火车站发的那些小广告差不多。社长毕竟是老司机，看出了这个苗头，他端著茶杯严肃的说，「我们马上准备改成大报，名字也响亮，叫《中国广播报》。你小伙子运气怎么这么好呢！」崔永元后来回忆说：「一听说有『中国』俩字，我心里一下好受了很多。」崔永元的心里竟也生出一种暖暖的感觉，觉得在这儿退休也行。

可就算加上中国俩字，它也是一份广播报，没过多久，崔永元又感到了百爪挠心。他觉得，一个班毕业，谁也不比谁差，凭什么他们就可以四处采访，骄傲地宣称『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进进出出、走南闯北，自己只能在木板房里死扛。

崔永元自小就是话唠，心里藏不住事，尤其是对他的父母。回到家就把这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告诉了父母，母亲常年在居委会工作，北京盛产居委会大妈，做思想工作能力一点不比军区政委差，抓小偷的本事也不输给老警察，对政策的执行力更胜过革命老党员。催母就是这类大妈中的佼佼者，一开口，广播报就能升级，什么为人民服务没有贵贱之分啦，什么中央的报纸之一啦，什么关系到全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啦，抓住小崔的心肝脾胃肾就是一顿按摩，舒服的小崔歪著嘴乐呵。父亲比较务实，不喜欢搞形式主义，干起了义务快递员的工作，把儿子编辑的报纸满军区大院塞，战士们看到老首长这个劲头，不好意思不收下。

真是母子连心，父子情深，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七

那段日子，百爪挠心，在每一个日落的黄昏，崔永元叼著烟，看眼前的红霞满天，挖空心思想，「到底该怎么做上中央电台的记者？」

就该著崔永元走运，1986年年底，中央广播电台综合节目部筹备了一个新栏目叫《午间半小时》，崔永元一看机会来了，他先找到新栏目组领导，主动请缨参加，又找到台里领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抒发自己的新闻理想，终于，钻了进去。接下来的那段日子，因为采访，他跑遍了全国各地，终于开始了自己梦想的记者生涯。

他跟鲁豫说，做记者的那段岁月无比珍贵，他至少采访了一万多个人，看到了一万多个人的生活方式，等于过了一万多个不同的人生。

这为他后来做《实话实说》积累了深不见底的素材和话题。

他的好朋友水均益评价小崔时，虽然在广播电台做上了记者，但小崔给中央电视台干了不少私活。

中央电视台大大小小的记者和领导没有不认识崔永元的，有不少央视的老记者私下里请他帮著寻找选题和线索。崔永元寻找线索有自己独到的一套，街头巷尾不少他的「线人」，他讲话幽默，平易近人，大家都愿意跟他多聊几句。

划陈晓卿说崔永元是个「对任何人都充满善意的人」。崔永元的理发师从1996年开始给他理发，崔永元一有好烟就会送给他。有人问他，你送他干吗呀？崔永元觉得特别莫名其妙，说我不送他我送谁呢？ 我送台长啊？他也不抽烟啊，他抽也有的是人送啊。对我来说，理发师小刘是我哥们。部队大院里就没这东西。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1992年底，央视筹办《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是崔永元的大学同学。

崔永元18岁时就有失眠的症状，第二天上午他会躺在宿舍里补觉，不会去上课，时间也在上午不去上课。这对逃课青年便经常偶遇在公共洗漱间。一回生二回熟，一聊天，二人都来自部队大院，就有了聊不完的话题。

早在时间做央视专题片的时候，崔永元就是他的幕后狗头军师，给时间出了不少好主意，当然也有不少馊主意。

有一次，崔永元去央视找时间聊天，一位《东方时空》的老同志刚刚被时间骂完，崔永元一问才知道是因为选题的事情，他就帮这位老同志找了选题。老同志发现，崔永元在报纸上勾出的「要找的人」，篇幅都不大。崔永元说，这可能就是你的问题了，我们是要找值得采访的人，并不是这人上了两个版，你再去追他；好的线索，一行字就够了。

此时，另一位将要影响中国新闻界的人物正孤独的呆在周口店乡政府，一年中读了两本《红楼梦》，「那时我很沮丧，因为看不到希望。那是我识字以来看书最少的一年。我记得有一次地震，张家口地震，咣咣撞墙，我们的其他的同学都跑出来了，然后喊我走，我答应一声又睡著了。」这个人就是白岩松。

央视大楼里的崔永元正在被自己的形象所困扰。得知小崔给老同志找选题这件事后，时间一定要拉小崔入伙，可悲崔永元婉言谢绝了，他的理由是「出镜没有什么意思。」多年以后，崔永元亲口承认，并非不愿意去，而是担心自己的形象不行，那天晚上，他回到家，站到镜子面前，越照越没有信心，心想如果有一天，观众打开电视，忽然是这么样一个崔永元出来了，他们会不会觉得家里的电视坏了？

后来，崔永元推荐白岩松去了《东方时空》，没想到形象并不比自己强多少的白岩松竟成功的一塌糊涂，等后来时间又去找他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面对这个经历，朱军曾开玩笑的跟他说，很多人说，这崔永元怎么看都不像个主持人，穿衣不像，说话方式也不像。

崔永元当著白岩松的面幽默的跟朱军说，我当主持人的时候已经没有太多压力了，张越、白岩松已经都当主持人了，观众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比较强了，当时《实话实说》找比他俩还优秀的主持人，当时很难找，领导说，你先去替一下，因为我跟他俩差不多嘛，领导特别交代，来了好的主持人，再把你替下来，我们的制片人没有把我往张越、白岩松这种平民主持人方向打扮，就是按照大牌主持人来设计的。第一期我是穿著毛衣上去的，当时音乐一响，我就从后台走上来，就听后面有人说，这孙子是干什么的？

对于进入电视圈，崔永元曾跟杨澜说，也许我们见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这使我们对知识分子一词理解多少有些歧义。首先，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识分子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这里区别于用眼），读出来的知识浸在骨子里。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一副傲骨，不善趋炎附势。这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显得个性，总是鹤立鸡群，混不进人堆里。

八

1996年前后，中国大的文化环境还是比较轻松的，舆论空间相对较大，中国迎来了新闻行业的黄金期。在南中国，江艺平从老主编方左手中接过《南方周末》，进行第二次扩版，《南方周末》迎来鼎盛时期。在北中国，央视计划推出一档全新谈话类节目，1996年3月推出了《实话实说》。

中国的电视语言一直是很文艺腔、很空洞的，谈话类节目在中国本就是个空白，毫无经验可借鉴，又想让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就社会生活或人生体验的某一个话题展开直接对话，可想而知对支持人的要求得多高。

开播前，一连视镜十几位主持人，央视大楼内知名主持人几乎都来试过，都无法打动筹备组。正在陷入僵局的时候，还是时间被提醒了，他想起了老同学崔永元。当时，崔永元正在策划一个大型选题，时间找到他时，崔永元一头雾水，不过这一次并没有像上次一样因为自己的形象而退缩，他决定去试试。

在一次电视节目中，回忆当初去《实话实说》的原因，崔永元有些调侃的说，因为当时中国支持界没人了，我剩我了，我就去了。

试录的样片叫《拾金不昧，该不该回报》。前一天晚上，崔永元几乎没有谁觉，准备了大量的素材，方宣泄出来。摘抄了20多张纸的名言警句，背个不停。「第二天，录制现场坐了80多位观众，我脸上虽然看不出紧张，但腿一直在哆嗦。我当时就想，先上去说一段，要是成，我就接著说，不成，立马打道回府，再也不干这个。」

一连录了五个样片，基本上按照事先设想往前走，音乐响起，在单一的音乐中崔永元上场，与观众握手，诙谐幽默的谈话方式赢得满堂笑声。台领导看完，就他了：崔永元。

1996年3月16日早晨，第一集《实话实说》——《谁来保护消费者》播出，崔永元第一次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央视大屏幕上。

这样一个歪嘴斜眼的家伙，穿著吊儿郎当的人，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不少老派人士受到了刺激，发动一场场争议，不断地给央视领导写信投诉，一封信这样写道：「我们全家互相问，中央台怎么了，欺我中华无人吧。姓崔的，你要知趣，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没听说又要『严打』了?」

「人身攻击小意思。我们当主持人的时候，网路没有这么发达，都是写信。写信写难听话的多得很，最早是我们的编导不让我看，他们先看一遍，专拣好的给我看。后来慢慢地就让我看，后来就我自己拆。天天什么都会看到，看到就会生气。」

也正是在《实话实说》刚开播没多久，崔永元第一次认识刘震云，那一期是请几位嘉宾聊足球，崔永元来到后台的时候，嘉宾正在吃猪肉白菜盒饭，一个长发男子坐在那里慢条斯理的吃，他就是刘震云。

崔永元碰到了好时代，从时间到陈虻，央视评论部把这种理想主义渲染到了极致。这就给崔永元带来了野蛮生长的环境，他可以以观察者的视觉，深刻的审视这个社会和国家，又以讲话者的身份，把观察告知大众。《实话实说》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亲切，没有假大空，完全生活化的语言。

陈旭（化名）参加过一期崔永元的节目，他一生记忆犹新，「当年我参加过一期，他不像朱军那样套路明显，关键时刻必起煽情的音乐，而是诱著你真实起来，如果不真实他就招呼台下观众，通过他们的反应来刺激台上。总之我能看明白他的用心，但我做不到。所以我很佩服他，他做的准备太细致了。」

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实话实说》和崔永元就成了央视的金牌。

九

崔永元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崔永元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岁月，无法集中精力面对工作，记忆力出现降低，他在跟两位嘉宾做学术层面交流节目时,精神恍惚的崔永元竟然多次忘记对方刚才说什么。

回到家，自己经常把头往墙上撞，痛哭流涕，骂自己是没用的人。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他搬进了书房，父亲不放心，搬一张行军床跟著住进了书房。

崔永元每天晚上睡不著，老父亲也就陪著他，怕他出事不敢睡，陪著儿子聊天，一直到白天崔永元去上班，父亲才睡一会儿，那段时间，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有天深夜时,在书房陪伴儿子的老父亲没留神打个瞌睡后,睁开眼睛时见到儿子的床上空空如也,老父亲惊恐地转身看见儿子在窗台边,两眼疲惫无神地望著夜空,老人家下意识地冲过去紧紧抱住儿子,而崔永元靠在老父亲颤抖的身上哽咽地说;爸,这样活著太痛苦了,我很想跳下去彻底解脱!

随即父子两人相拥流泪。

2001年《实话实说》栏目收视率大降，崔永元雪上加霜，不吃饭也喝水，他形容自己当时所有的感觉都消失了，像木头一样躺在床上。

同事曹东回忆说，崔永元出院时去看他，他的眼神还是涣散的，旁边有人以说话，崔永元就会吓得一抖擞，跟往日斗士一般的小崔判若两人。

崔永元跟朋友们说，特别能理解张国荣自杀的方式，发病的时候跳楼就和打开瓶盖喝水一样，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就像一个人走路，掉进了一个坑，不深，爬上来了脚扭了，过两天好了。以为雨过天晴，突然发现掉进一个两米的坑，疼得要死，这时候有个人在上面拉了一把，爬上去了又没事儿了。「咣」一声，掉进去一个二十米的，有的人就会想死了算了，没人知道抑郁症患者会跌倒在哪一个坑里爬不起来了。

2002年的时候崔永元彻底离开了实话实说节目。

在家里人的陪同下，崔永元接受北京著名心理医生赵旭东。在一次谈话节目中，崔永元说，治疗抑郁症的关键就是，找到一个能治疗的医生，我有幸找到了赵旭东医生，他曾经是我一期节目的嘉宾，做节目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心理疾病能严重到想要自杀的地步，结果后来朋友跟我说，你可能得了赵医生说的那种病，于是在朋友的胁迫下就去看病了。

直到2006年时,崔永元的病症得到缓解康复。

崔永元告诉《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 易立竞，那种状态下，自己对自己无事生非，比如非洲出事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忧心忡忡；甚至看到美国的电视不好，我都很反感，比如说国家地理频道有个栏目广告，我特别不能接受，它的第一个镜头是「9·11」那个大楼塌了，视觉上非常漂亮、非常好看，我就说你想没想过，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打开电视机心里会怎么想？我为这些忧虑，想给他们写信。是不是有病？

易立竞问崔永元，离开《实话实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崔永元还原了当初为什么离开《实话实说》，当初离开并非主要因为抑郁症，当时自己多么浅薄，认为能已经引领了时代话语的风潮。做的时候已经发现了，根本不是实话实说，这里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个人能力微不足道，无法逆转，自己可以容忍《实话实说》说得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十

2003年，崔永元接受抑郁症治疗期间，冯小刚找到了他，请他去家里吃饺子。

「说想拍一个主持人题材的电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希望我给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问他拍的是什么电影，他说是喜剧片。后来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恼啊什么的都讲给他了，他当时咬著手指头听，上映前一周我们俩还坐一块吃饭，他说你看吧，你肯定喜欢这个电影。他给我讲了这个电影的故事，把脏的部分去掉了。」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跟冯小刚结下了梁子，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冯小刚要拍《手机2》，崔永元决定新仇旧恨一起报。

崔永元认为，《手机》不光影射我他，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

崔永元说，文艺作品起码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里的人吧。冯小刚回应，崔永元说，一个作品要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孩子，这不是我对作品的要求。彻底把小崔激怒了，公开说，冯小刚就是个人渣，并且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评说电影价值观，结果遭到媒体的攻击。

2005年，崔永元因为一句话，招来了更猛烈的攻击。

他在评论《超级女声》时只说了一句:《超级女声》这样庸俗的节目,对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引来了山呼海啸的骂声，有人专门做过一个统计，当时骂崔永元的绝大多数是30岁以下的人。

似乎一夜之间，崔永元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在这一系列人身攻击中，最让崔永元无法接受的至于一种声音，「这小子会玩，既炒作自己，还不露痕迹，显得很有学问，很有修养，很宽容，」

他认为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他跟易立竞说，我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知道崔永元无法跟他们比，这个时代有可以跟他们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无可挑剔，但是他们都在洁身自好，我见过很多很多，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对这个社会负责任。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并不怕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当时党代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只有这个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

可能崔永元记错了，陈少敏当时投的并不是反对票，而是选择了弃权票，投完以后，趴在桌子上哭了，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这个柔弱的女人真是一身铮铮铁骨。康生阴沉著脸找到陈少敏问：「你为什么不举手？」同康生打交道，已经是多少年的事情了。全会期间，他们也曾有交锋。陈少敏对身居高位的他并不惧怕。她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虽然如此，那段时间他还是陷入了困惑中，「网路世界里为什么只看到了负面效应，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

有一天他阅读《南方周末》，看到一篇对鄢烈山的采访，让他茅塞顿开。鄢烈山说，「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有逻辑思维的、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崔永元觉说得太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排斥BBS这种新兴的方式，但是这个社会确实需要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

十一

2001年抑郁症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心理医生对崔永元说，「你能不能尝试著到另一个舞台上去表演。另一个舞台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最爱，你会为了它，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有这样的舞台吗，你想想。」

这样一提醒，他想起2000年前后，去美国、日本等国参观考察的心得，这些国家竟然保存在中国很多罕见的口述史料和影像历史资料，而自己的国家却没有。他心想，要不我就做这件事，搞中国人自己的口述历史？

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定性为口述历史，而是搞起了《电影传奇》，从电影传奇转折到口述历史，珠影的导演王为一是个关键人物。

（王为一 图片来自网路）

2003年1月，采访王为一，虽然他已经80岁，但7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说了很多，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王老讲述了聂耳是如何写国歌的，那是崔永元第一次听说，聂耳天性活泼，又想挣点钱，《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他觉得这些特别让人激动，这些如果不记录下来，一旦王为一这样的老人离世，这些就再也没人知道了。

他决定做口述历史，2006年发起了走长征路项目，先后采访了100多位老兵，为中国的抢救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在采访中，有一个问题是崔永元必问的，「你为什么当兵？」答案竟然千奇百怪，其中，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我想吃饱饭。」崔永元说，不对，你是为了革命。革命是什么？给你讲讲革命是什么。全都讲完了，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现在我问你为什么要当兵？我想吃饱饭。你说半天，我就是为了吃饱饭，要不然我当什么兵啊？

干这件事需要大量的资金，为了给工作人员发工资，崔永元不得不把自己的收藏品卖掉了一些，不过，还是时常断粮，搞得大家都特别焦虑。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多社会人士捐款，有一个叫蔡骏的人很有意思，被崔永元称为「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他是20、30块地捐，还有10块。但是天天捐。」

2011年1月，李连杰等人创立的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落户深圳。崔永元当时正在深圳，冯仑牵线，拜会了王石、柳传志、马蔚华、马云、马化腾等一干壹基金理事。王石直接说：你就下命令吧。你需要我们每个人做什么，每人出多少钱。

口述历史先后投入了2个多亿。

「有些东西是属于灵魂里的，」在采访中，崔永元看到了「文革」时候的揭发材料，艺术圈里面的学生揭发老师的，但是这是一个秘密材料，老师临死都不知道是谁揭发的他。后来这个学生后来成为名人了，崔永元经常看到他，每次见到他，眼神特别复杂。「我没法张嘴问他这个事，但是我又觉得他现在这个疯疯癫癫不正常的状态，就是跟这事有关系，他有巨大的心理压力。其实我特想跟他说一句，你能不能信教呢，比如你到神父那里去忏悔，或者说你看看我的心理医生，你去把心里的垃圾排挤出去。我觉得他生活非常不幸福，生活是没有质量的，这么一个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身上。所以这些资料我都封存起来不让他看，也不让我们这儿的孩子看，我怕他们嘴快说出去了。」

十二

2011年有一天晚上凌晨一点左右，在小区里有两个人拿著铁棍子互撸，崔永元上前把他们拦住，才了解到，原来两车在停车场撞了一下，受损方想让赔钱，肇事方想走保险。一方要走，另一方就不让。然后就要动手。崔永元掏出钱包，跟一方说，你拿出100元，我拿出400元，给到另一方，这事儿就解决了。「我说跟我没关系，但是你用铁棍子把他打死，这事可就大了。没管可能就是没看到，看到了就得管。」

2013年，喜欢管闲事的崔永元终于碰上大事了，这次危机比《快乐女声》带来的危机要大得多，因为他碰到了如日中天的方舟子。「在网上把方舟子干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战争一直持续到2015年。

2013年，方舟子发起了让国人品尝转基因玉米的活动，提出让全国人民吃上转基因食品。崔永元用社会观察家的眼光审视此事，觉得不太对劲，就发了一条微博，「转基因食品，你吃吗？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你可以说我白痴，我也可以说你白吃。」

这条微博招来了方舟子的疯狂报复，公开说「崔永元是个病人」。在这之前，崔永元和方舟子、司马南的关系虽然说不少很好，也算得上朋友，尤其是随后卷入攻击崔永元战争的司马南，曾与崔永元并肩作战过。

那时，崔永元还在做《实话实说》，气功治病弥漫于江湖之上，就连当时中央级部长也跟著练气功，很多部委还请这些气功大师去带功。司马南最早拜师与气功大师，师傅把绝活教给他，他发现，哦，原来气功都是骗人的。司马南与师傅反目成仇，提出要揭秘气功是骗人的。

崔永元介绍司马南去北京电视台录节目，还给他介绍了不少媒体圈的朋友，但是，接目录好了，马上就要播出，还是被拿了下来。直到后来中央发文要打击气功治病的骗局，崔永元觉得时机到了，就找到司马南，两个人做了几期节目，在全国引起轰动，司马南一时间也成了名人，后来写了一本书，让崔永元给他写推荐，崔永元看完，觉得有很多观点不认同。

两个人录的节目中，有一期请来了方舟子作为嘉宾，一起反对气功骗局，那时也就成为了朋友。

战争越来越激烈，崔永元自讨50万去美国拍了转基因纪录片，方舟子却说崔永元造假。最终辩论变成了谩骂，为了回击方舟子，崔永元辞去了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专心于「臭不要脸」的方舟子开战，网上硝烟弥漫。直到2015年双方对簿公堂，这场战争才算告一段落。

随后的几年，崔永元专注于教学，做电影历史，直到今年上半年份《手机2》的开拍，另一场与冯小刚、刘震云、华谊兄弟的战争拉开大幕。此时的崔永元已经不是原来的崔永元，虽依旧孤军奋战，却已深谙网路战争的深浅，步步为营，一路冲杀。

「我根本不是那么个人。你或许会看到我认错,我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错了就认,但如果没错,谁说也没用,我都不会屈服」。

易立竞曾问他，你会不会妥协？他回答说，为什么我们老劝大家妥协呢？有的人妥协了很舒服，比如说被日本人占领了当汉奸就是妥协，特舒服，汪精卫特舒服，都混到顶上了；有的人就是死了都不想当汉奸。像梅兰芳他们，就是今天所说的演艺圈的人，他们不但不当汉奸，都不给他们演戏。我们怎么看这些人呢？你说你给他演呗，你故意给他往坏里演，你含沙射影再讽刺一下日本人？妥协的渠道任何人都能找著，我觉得那是借口。

柴静曾说过，崔永元是为数不多醒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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