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耶魯「紅」老外的中國30年

作者： @不覺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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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1980年代耶魯大學的一名「憤青」，來自紐約下城的美國青年柯安迪（Andrew Collier）曾經在論文里不遺餘力地為中國的「大鍊鋼鐵」運動進行辯護。他在文章里提出，因為離生產工具更近，所以人們比在大工廠里更有動力幹活。

「我的爺爺是美國共產黨，我那時就是美國的左派。」他說。

柯安迪跟我的對話用英文進行，但講到「左派」時，他切換成了中文。他的普通話帶著濃郁的外國人腔調——就是經常在相聲里被嘲笑的那種，因此我反應了兩秒才聽懂。彷彿看穿了我的心思般，他笑著說，「我的中國同事經常笑我的普通話口音」。

「你現在還是『左派』嗎？」我問。

「我的觀點應該更接近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他說。

10月的一個工作日，香港天氣晴朗。下午6點，柯安迪跟我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一家咖啡廳碰頭。他身高1米77，偏瘦，穿著黑色外套，黑色T恤，牛仔褲，戴眼鏡，頗具喬布斯氣質。

柯安迪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James Collier是一名有30年從業經歷的記者、作家，也是一名音樂家。柯安迪繼承了父親的雙項特長——音樂和寫作。

每周末，柯安迪和自己的爵士樂隊都會在南丫島或者灣仔的酒吧現場演出。他對待音樂很嚴肅，拜師紐約職業鼓手 EJ Strickland ，通過Skype上課，每周一小時，每小時學費80美元。就在我們見面之前，柯安迪還在香港南丫島的家裡，花了一個半小時練習打鼓。

柯安迪的爵士樂隊——"Lamma Quartet"（南丫島四重奏）的臉書主頁略顯寂寞，有166次點贊。封面圖片是樂隊全體成員合影。神色肅穆的柯安迪和三個神色更加肅穆的大叔像古惑仔一般站在一面牆前，一動不動。四個人清一色穿牛仔褲和T恤，雙手插在褲袋裡。

「我是一個比較另類的金融從業者。」他一邊喝著白葡萄酒，一邊跟我講他的故事。

再見中國時，我淚流滿面

柯安迪的職業生涯橫跨金融界和新聞界。在成立自己的研究機構前，他曾先後在貝爾斯登香港、香港《南華早報》北京站、中銀國際紐約工作。柯安迪至今還是英國《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發表在《金融時報》上的評論標題是《中國西南房地產泡沫的破裂風險》。

柯安迪和中國——這個改變他人生軌跡的國家——結緣於大學時代。新中國和美國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關係。1981年，美國國務卿黑格應鄧小平之邀訪問北京。就在同一年，柯安迪進入耶魯大學研究生部學習中文。柯安迪本科就讀於俄亥俄州知名的文理學院Oberlin College，取得了法語和打擊樂的雙學士學位。

柯安迪告訴我，1980年代的美國大學校園，中文還被認為是一個頗具「異域色彩」的專業。「那個時候比較受歡迎的專業是核武器和蘇聯研究。」他說。

1983年，柯安迪和其他15名美國學生一起到北京大學交流了2個月。這是他第一次到中國。

「那時候的中國和我想像中的一樣封閉。」柯安迪回憶到。他和美國同學被安排住在北大勺園留學生公寓。

作為1990年代末期的北大本科生，我和我的室友們擠著六人一間的宿舍，都曾經深深羨慕住勺園的留學生——因為他們住單間，還有自己的洗手間。柯安迪回憶，1980年代，北大附近能活動和娛樂的地方很有限。由於嫌食堂為外國人準備的西式煎蛋「太油膩」，他每天早上喝豆漿吃油條，「飲食很難適應」。2個月交流結束時，他瘦了15磅（6.8公斤）。

到現在，柯安迪說他出差去內地，都會習慣性地吃豆漿油條當早餐。那個時候難以忍受的食物儼然成了他中國情結的一部分。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柯安迪再次回到北京，已經是15年後。1998年，柯安迪再回到中國時，被「徹徹底底地震撼了」。當時他已經結婚，並育有一兒一女，在香港一家國際投行上班。

「我1983年到中國的時候，飛機場除了我們的飛機，就只有一架從廣州飛過來的軍用飛機。機場門口是一條單車道。1998年，機場出來已經有高速公路了。」柯安迪說，「我一下飛機立即哭了起來。」

「我知道這聽上去很老套。」柯安迪笑著說。那一次，柯安迪的太太帶著自己的母親和兩個孩子（一個6歲一個7歲），在他之前飛到北京。她們在北京飯店跟他匯合。在北京的第一頓飯，柯安迪吃到了最愛的麻婆豆腐。

在香港工作的那幾年，遇到節假日，柯安迪身邊的老外們都跑去東南亞度假，他卻帶著老婆和孩子往中國內地的城市跑。「我們跑去上海、北京和廣州玩，我太太非常喜歡逛當地的跳蚤市場。」柯安迪說。

跟柯安迪見面幾天後，柯安迪的女兒Abby Collier 在電話里動情地跟我回憶起兒時父親帶她和全家去中國不同城市旅遊的經歷。「一起在中國旅遊，讓我跟家人的感情更親密。」

2003年，柯安迪帶著家人搬到北京，成為了香港《南華早報》的一名財經記者。他在北京生活了兩年，主要報道中國銀行。他住在順義，每天早上坐巴士上班，晚上打車回家。工作之餘，他組建了自己的樂隊，在當地的飯店演出。

「我非常愛北京。」柯安迪說，「生活在北京，每一天都非常刺激，感覺這個國家每一個星期都在變，而我自己活在這個世界上近50年最偉大的故事裡。」

「你寫過的最難忘的新聞報道是什麼？」我問。

「我可以告訴你，但你不能寫出來。」他說。

股市不影響我看好中國

柯安迪於2012年在香港成立研究機構「東方資本」。他的客戶是投行、對沖基金和境外投資者。柯安迪給他們提供關於中國宏觀經濟和公司的獨立分析。

「開始真的很難，特別是到了我這個年紀，要重新做一攤事情，你並沒有很大的空間去失敗。」他說。

柯安迪很幸運。他知道自己擅長什麼、客戶需要什麼。這兩年，他慢慢建立了客戶群，公司營收開始穩定起來。

現在的柯安迪過著相對自由的生活。如果不是出國或者出差，他每天早上7點半起床，先閱讀四份中英文報刊雜誌：《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南華早報》、《財經》。接著他會花30分鐘跑步或者做HIIT（高強度間歇訓練）。柯安迪盡量把上午的大部分時間用來寫書和專欄。下午他通常會做市場推廣。當然，每天下午，他還會雷打不動地花一個小時練習打鼓。

「到了晚上，我就來中環『飯醉』（他的原話是"wines and dines"）。」他笑著說。

柯安迪的居住和辦公地——南丫島，是香港明星周潤發出生和長大的地方。小島環境優美、房租相對港島便宜，吸引了不少外國人居住，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的遊客光臨。他從公寓走到南丫島碼頭只需要3分鐘。從南丫島到中環，他需要坐30分鐘的輪渡。

介紹我認識柯安迪的是我們一個共同的朋友，成都的金融從業人員小鄧。在我跟柯安迪見面前，我問小鄧：「柯安迪到底是幹啥的？」

「感覺他有立志要當西方資本在中國橋頭堡的雄心。」她說。小鄧最近一次接待柯安迪是幾個月前。他帶領一家美國的對沖基金，去成都考察項目。

「他在美國有資源，在中國又足夠本地化，所以起到了很好的橋樑溝通作用。」小鄧這樣評價柯安迪。

柯安迪對中國宏觀經濟充滿熱情，喜歡去搞清楚推動中國前進的政治和經濟因素，但他絕不夸夸其談。在報告里，他不急於下結論，擅長用細節、數據、表格和一手採訪得來的信息支持自己的論點。

事實上，柯安迪的使命就是通過獨立研究，用自己的語言去跟世界解釋中國在發生什麼。除了寫報告，做問卷，他每年都要受邀去歐洲、澳洲、美國和加拿大，跟關心中國的國際投資者講解中國的情況。

上個月，一群關心中國經濟的澳洲投資者邀請柯安迪去講課。短短4天時間內，柯安迪一共開了10個會。他們有些是做大宗商品的投資者，有些是對沖基金。「開完會，我就累癱了。」他說。

柯安迪說，澳洲投資者非常關心中國本次股市波動、資本出逃，想知道他們還能在中國做什麼安全的投資。

「因為中國的資本流動受政治因素影響很大，我需要解釋很多國情，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國務院、國有銀行、國有企業、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各自對資本市場的影響。」他不費吹灰之力地抖出一連串金融監管機構的英文縮寫字母。

柯安迪認為這次國際市場對中國的股市動蕩反應過度了。

「西方並不理解中國，一下子樂觀，一下子悲觀，就好像對待這次的股市，大家認為中國政府不知道自己在幹嘛，認為是個大災難。」柯安迪說，「因此我需要解釋，股市對於中國的整體經濟來說並不是那麼重要。而中國政府和其它所有國家的政府一樣，有時候知道自己在幹嘛，有時候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相比股市，柯安迪更關注中國的地方債務、國企、資本出逃，以及二三線城市的房地產泡沫——他認為二三線城市的房市可能會遭遇非常嚴重的下滑。「我不關心股市，我看都不看股市，因為股市不會影響中國經濟硬著陸的幾率。」柯安迪說。

在總結報告《澳洲思考》中，柯安迪寫道：「中國的頂層的1%會遭受資本外逃影響，較底層也會有消費縮減，但中上層階級財務上還是健康的。較大一些的城市會因為國有企業和跨國公司的存在，受影響程度能得以緩衝。」他在報告中提出，「大眾奢侈品」、「醫療保健」依然是有投資潛力的領域。

「中國經濟是有問題，但那些是長期、結構性的問題。」柯安迪告訴我，「我曾經對中國悲觀了六年，但是我現在對中國非常樂觀。」

好老闆和好老爸

90後中國姑娘Juilice是柯安迪的得力幹將，她駐紮在上海。2012年，Juilice在美國取得經濟學學士學位，正好從網上看到柯安迪招聘分析師的廣告，就投去了簡歷。兩人一直合作到現在。Juilice的工作很繁忙，我跟她約電話訪問，前前後後來回發了10封電郵才確定時間。

「我們非常注重獨立調研，我需要從本地銀行的信貸部門，或者企業CFO（首席財務官）那裡拿到數據，跟統計局那裡的數據不一樣。」Juilice在電話中告訴我。

「你認為Andrew是一個好老闆嗎？」我問Juilice。

這個問題一拋出來，就引起了Juilice的抗議。

「你要叫他Andy，千萬別叫他Andrew。我有一次叫他Andrew，他告訴我說，只有小時候在爸爸對他非常生氣時，才會叫他Andrew。」英文里，"Andy"是跟"Andrew"相對應的昵稱。我立即回憶起來，柯安迪給我所有的郵件回復落款都是"Andy"，而非"Andrew"。

「Andy是一個非常好的老闆，思維很開放，非常理解有關中國國情特色的一些東西，也會教給我西方人思考的邏輯。」她說。柯安迪幾乎每個月都會去上海，或者跟團隊一起去其它城市出差。

Juilice告訴我，有一次他和柯安迪幫一家對沖基金做關於吉利汽車的盡職調查。因為吉利很大一部分營收來自政府補助，對沖基金覺得這很有風險，盈利難以維持。但Juilice和同事做了一些獨立調研工作後，發現吉利汽車在中國的最主要幾家競爭對手都在接受政府扶持。

「Andy告訴我，西方人會認為政府補助是對優勝劣汰的一個扼殺。但汽車製造業對中國的GDP如此重要，我們認為政府一定會持續補助，這是一個常態。因此我們需要跟對沖基金解釋這個國情上的差異。」

「你和老闆觀點發生衝突是會怎麼處理？」我問。

「我們會花很長時間打電話或者面對面溝通，聊聊差異在哪裡。他會引領我們在金字塔的模式下來解決問題。大家先講結論，再講彼此的論據。再冷靜地思考，互相看看論據。一起來找出論據不同之處在哪裡。我會拿著他的觀點和結論跟基金經理溝通，他會拿著我的觀點和結論去跟對方溝通，最後我們會達成折中。如果發現他錯了，他會承認。」

Juilice告訴我，柯安迪除了是老闆，也是她非常好的朋友。「他會堅持冥想，堅持鍛煉，並跟我講冥想的好處。我如果去香港，也會去看他的演出。」

正如柯安迪「子承父愛」一般，他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女兒的職業選擇和人生規劃。在跟我談起父親時，柯安迪女兒Abby的語氣充滿了溫情。

「我爸爸極大地改變了我的人生，他不僅把我帶到中國，也點燃了我對中文和中國的興趣。」柯安迪的女兒Abby在Skype採訪里告訴我。她跟我對話時，登陸的是柯安迪的賬號。

Abby 4歲半就跟隨父親搬到香港，10歲搬到北京。她從4歲半在香港生活時就開始學中文。她本科在父親的母校Oberlin College學習中文。Abby曾經在《財經》和香港《南華早報》實習。她目前是紐約CBS This Morning節目的記者。

Abby告訴我，父親有個習慣讓她很頭大。就是無論全家走到哪裡，他都不停地跟旁邊的人說話，提問。不管對方是計程車司機，酒店職員，還是陌生人。「如果他發現全家人住的酒店很空，他會問酒店工作人員為什麼生意不好？最近入住率都很低嗎？還是有什麼其它的原因呢？」

「這讓我覺得很尷尬。遇到對方是女性，我會特別擔心人家以為我爸在故意搭訕。」Abby說，「當然我也知道這是他能當一個好記者和好分析師的原因，因為他總是會問問題，而且問的都是關鍵的問題。」

柯安迪談起女兒時，也更像在談論一個親密的好朋友。他說，女兒Abby在紐約過著「嬉皮」的生活。

「中文的『嬉皮』怎麼說？」他問我。他對我的職業和人生充滿好奇心。在我拷問他的人生細節時，他也不時向我拋出問題。雖然他的普通話有口音，但辭彙量很大。我每說一個中文單詞，他都能迅速反應過來。

「你為什麼這麼愛穿黑色？」我問。兩次見面，他都穿著黑色。在他樂隊的照片里，他也穿著黑色。

「在紐約，大家都穿黑色。」他哈哈笑起來。「這是我們的Fang Su」。

「風水？」我沒聽明白。

「No, Custom.」他用英語解釋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