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海峽兩岸的進一步和解，封閉多年的民間交流大門正在徐徐開啓。在展望兩岸關係和諧前景的今天，塵封的帷幕也爲我們揭示着歷史曾經有過的沉痛一頁。1956年中國首次釋放日本戰犯和1959年第一次特赦國內戰爭罪犯，都已成爲難忘的重要篇章。至於第七批特赦國內戰犯後，十名獲準赴臺探親的原國民黨人員滯留香港期間發生的一切，無疑已成爲沉痛的歷史教訓。

1956年首次釋放日本戰犯和1959年特赦首批國內戰犯，標誌着中共戰犯改造政策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對戰爭罪犯的改造和教育，從一開始就奉行“給出路”的政策。1956年，中國第一次釋放的是日本戰犯，共有355名戰犯從天津乘客輪返回日本。

中國政府主動釋放日本戰爭罪犯的決定，激起世界各國人民的強烈反應。中國政府能在新中國成立七週年之際釋放這些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日本戰犯，表明中國共產黨在改造戰爭罪犯方面採取的是開明政策。

接下來，又釋放了第二批和第三批。到1964年底，在押的1062名日本戰犯全部釋放回國。

第二次特赦的對象是在押多年的國內戰爭罪犯。對於這些戰犯，中國政府採取分批審理，視其改造情況，分批進行特赦。1959年適逢新中國成立十週年，中國政府鑑於大批在押的國民黨戰爭罪犯和其他戰爭罪犯十年間改造的現狀，決定在十年大慶之際對一批確實改過自新的在押戰犯實施特赦。

關於戰爭罪犯的處理問題，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在一份黨內文件上作過重要批示：“我們把一批戰爭罪犯接收關押起來進行改造，要做到一個不跑，一個不死，將來也可以考慮一個不殺，分期釋放。”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周恩來在一系列關於戰犯改造的報告中作過多次相關批示和指示。他在一份關於戰犯改造的報告上就曾批示：“我們還是要把他們改造好，讓他們變成新人。”

1959年9月17日，經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特赦戰爭罪犯的指示》。在這份內部文件中，中央正式向全黨闡明釋放一批國內戰犯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全國人大常委會隨後作出《關於特赦確實改惡從善戰爭罪犯的決定》。從此，開始了對國內戰犯的審理和釋放的準備工作。

12月4日，戶外下着入冬以來的第一場大雪，寒風呼嘯之中，東北撫順戰犯管理所內卻溫暖如春。這裏正在隆重舉行首批國內戰犯的特赦釋放大會，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後對國內戰犯的首批特赦。因此，所有參加這次特赦大會的在押人員都顯現出從未有過的興奮和激動。在第一批特赦的戰犯之中，大多是些國民黨高級將領，如王耀武、杜聿明、鄭庭笈、陳長捷、宋希濂等，而作爲僞滿皇帝的愛新覺羅·溥儀也在這次特赦之中。當中國政府特赦首批33名國內戰犯的決定公佈以後，海內外的反應比三年前釋放日本戰犯時更加激動人心。因爲當時的臺灣當局仍然與大陸隔海對峙，蔣介石甚至還不時通過國際傳媒叫嚷要“反攻大陸”，而中國共產黨居然在此時對國民黨在押戰犯寬大爲懷，實在令世人爲之震撼。

緊接着，對第二批50名戰犯實施特赦，其中國民黨戰犯45名，僞滿戰犯4名，僞蒙戰犯1名。在45名獲準特赦的國民黨戰犯名單中，出現了範漢傑、李仙洲這些戰場上的強硬人物。第三批特赦戰犯68名，其中國民黨戰犯61名，僞滿戰犯7名。第三批名單中出現了廖耀湘、杜建時等戰犯的名字。第四批特赦戰犯35名，其中國民黨戰犯30名，僞滿戰犯4名，僞蒙戰犯1名。從1964年12月到1966年4月，又先後釋放了第五批和第六批在押戰犯。第五批釋放53人，其中國民黨戰犯45名，僞滿戰犯7名，僞蒙戰犯1名。第六批57人，其中國民黨戰犯52名，僞滿戰犯4名，僞蒙戰犯1名。至此，共有改造好的296名國內戰犯獲得了新生。

第七批特赦國內戰犯293人，與以前有所不同的是，這次是全部釋放

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從1966年至1971年這五年間，關押在東北撫順戰犯管理所中尚未批准釋放的國民黨及其他國內戰爭罪犯，不僅沒有繼續因其改造狀況得到審理或釋放，甚至還有一些戰犯因年老體弱不幸病歿的情況發生。越來越多的《情況反映》擺放在周恩來的案頭，讓這位爲國殫精竭慮的總理倍加焦慮。

1971年5月，周恩來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呈送的《關於撫順戰犯管理所戰犯死亡情況的報告》上批示：“撫順戰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有成績。改造日本戰犯，尤爲顯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由於公安部工作不下達指標，也不派人下去檢查，因之，許多戰犯病亡，每年增長。66年1人，67年5人，68年8人，69年9人，70年10人，71年兩個月死3人。證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而遼寧省革委會人保組報告，對有重病者(13人)並無急救治療方法，對其他130名犯人也無緊急防治，只說不讓這些人過早死掉，以便擠出‘活材料’，派去的人也只爲挖‘活材料’，一句話也未提到如何改造得好。應體現毛主席的偉大無產階級政策，給這些戰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則，人家會說，大戰犯特赦了，小戰犯關到死，外國戰犯特赦了，本國戰犯關起來。這是不符合毛主席‘給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無材料可擠，重點應是改造，給以生活出路。”

1975年3月，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時，毛澤東和周恩來均身染重疾，但他們仍然抱病批閱了與釋放在押戰犯相關的文件。這次會議公報指出：“遵照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向人大常委會提出了對全部在押戰犯實行特赦的建議。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華國鋒在會上就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犯問題作了說明。會議經過討論，一致同意周恩來總理關於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犯的建議和華國鋒副總理所作的說明，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爭罪犯的決定》……”

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發表了講話：“這次特赦釋放的戰犯共293名。其中有，蔣幫軍官219名、黨政人員21名、特務50名，僞滿戰犯2名，僞蒙戰犯1名。至此，在押的戰爭罪犯，即全部處理完畢。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對這次特赦釋放的全部在押戰犯，每人都給公民權。有能力的，安排適當的工作；有病的，和我們幹部一樣治，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工作能力的，養起來；願意回臺灣的，可以回臺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特赦戰犯頒發了釋放通知書。特赦儀式在撫順、西安、濟南和北京同時舉行。這一天，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大禮堂內人頭攢動，在押多年的戰犯知道，新生活馬上就要開始了。此時，他們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臉上交織着興奮和激動的神情，聆聽着法官當衆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

3月23日下午，葉劍英、華國鋒、吳德等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了第七批獲得特赦釋放的戰犯代表，他們中有黃維、李九思、王秉鉞、陳士章、沈策、文強等27人。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講了話。黃維、文強等特赦釋放人員代表也當場發言，紛紛感謝黨和政府對他們的寬大處理。接見以後，所有特赦釋放人員在北京進行參觀訪問。

十名特赦人員興沖沖抵達香港，臺灣當局卻冷漠相對

在獲釋人員中，已有280餘名戰犯向政府提出留在大陸生活和安排工作的要求。黨和政府很快同意了他們的申請。

要求前往臺灣與親友團聚的十名獲釋人員的申請也很快得到了批准。十名申請赴臺人員是：原國民黨第五十一軍中將軍長王秉鉞，此時已71歲高齡，母親、妻子和子女多人在臺灣。原國民黨第二十五軍中將軍長陳士章，時年74歲，是這一批特赦人員中年紀最大的，妻子及多名子女在臺灣。原國民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將副司令王雲沛。原國民黨軍統西南特區少將副區長周養浩，時年69歲。他有七名子女在臺灣，最小的女兒在美國讀書畢業後工作。原國民黨國防部青年救國軍贛東青年服務總隊少將總隊長蔡省三，時年56歲，是當時所有釋放戰犯中年紀最輕的。與其他去臺戰犯不同的是，蔡省三的妻子曹雪霞此時生活在江西，蔡在臺灣並沒有親人，他去臺灣只是前去探望舊友。原國民黨軍統局少將專員段克文，有一個侄子在臺灣。原國民黨青年軍二○四師上校團長張海商，時年68歲，妻子和兒女均在臺灣。原國民黨一五○師上校團長楊南村，時年70歲，妻子和子女在臺灣生活。原國民黨第六十八軍政工處上校處長張鐵石，時年61歲，母親、妻子和子女均在臺灣。原國民黨第二八一師上校團長趙一雪，時年67歲，父母早亡，妻子下落不明，其叔嬸在臺灣，從小由叔叔撫養成人的他急於去臺灣拜見叔嬸。

對於王秉鉞等十名希望赴臺與親人相聚的獲釋人員，中央不僅給足路費，而且還在4月11日他們將要離開北京前往香港之前，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在全國政協禮堂設宴餞行。兩天後，十名獲釋人員在首都機場登上了飛往廣州的客機。抵達廣州後，他們受到廣東省委、省政府領導的親切接見，並再次隆重餞行。香港幾家主要媒體的記者，先期到達廣州，並順利見到這些獲釋人員。

在接受香港記者採訪時，王秉鉞動情地談到他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裏的生活：“我們的食住都得到了優待，共產黨做到不殺不辱。我們雖是戰犯，但所居住的管理所跟普通民居差不多，喫的糧食和共產黨幹部一樣。在60年代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共產黨幹部喫的比我們還少。我長期患胃病，在扣押時曾多次復發，每次都手腫腳腫，但每次都能得到及時的治療，曾有兩次送北京及瀋陽醫院治療。……政府根據我們各人的情況批准回臺灣，政府沒有對我們有什麼要求，也沒有任務。我的妻子、兒女都在臺灣，我懷念他們，我想盡早與他們相聚。”

4月14日上午，十名獲釋人員從廣州乘火車前往深圳，中午時分抵達香港。不久，他們就下榻在位於九龍彌敦道上的帝國酒店和加拿芬道上的蘭宮酒店。王秉鉞、蔡省三、周養浩、段克文、陳士章五人住在帝國酒店，王雲沛、張鐵石、趙一雪、楊南村、張海商五人住在蘭宮酒店。十名獲釋人員來到香港後，很快就成爲各路媒體關注的焦點人物，香港《快報》記者在十名獲釋人員赴港的列車上就採訪了他們。

《快報》這樣寫道：“在火車廂中，這十名戰犯並未拒絕記者的採訪，他們口若懸河，對答純熟，以同一語氣強調中共對戰俘寬大爲懷，在監獄裏享受優厚的待遇，營養比中共老幹部還豐富。……從廣州來港，他們每人獲得港幣2000元作爲路費。同時，他們每人還得一張由昨天起生效的爲期半年的進入大陸通行證。”

在記者採訪周養浩時，他說：“我曾三次參觀中國各地工業及建設，我對中共的建設進度甚爲稱讚。如不會對我不利和被懷疑，我會留臺灣，否則會返回大陸。”張鐵石對記者這樣表示：“我此次去臺灣主要是爲探望母親和妻子，還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在臺中，純粹是和家人團聚，沒有擔負任何政治使命。”王秉鉞已經年過七旬，家人都在臺灣。他充滿深情地說：“我到臺灣之後，希望給我愛妻突如其來的驚喜。”段克文的親人在世者已經不多，他表示此次去臺，主要是“探望我多年始終通信的親侄，以享天倫之樂”。趙一雪說：“我赴臺的目的是會見叔嬸及弟妹，我自小即爲叔父養大，他待我如同父親，雖然20多年來完全沒有通信，我知道他仍然健在。”楊南村表示：“我和妻兒斷絕音訊已久，希望此行獲得國民黨的幫助，使我一家團聚。”

然而，當十名獲釋人員抵達香港以後，臺灣方面對於他們的到來並沒有表現出預想的友善姿態。十人在香港停留的時間只有七天，然而時間在一天天過去，臺灣當局卻沒有任何歡迎他們回到臺灣的表示。這樣，興沖沖從祖國大陸來到香港、等候赴臺與親人團聚的十名獲釋人員，在大失所望之餘對臺灣當局的冷漠做法產生深深的疑惑。他們不明白，當年在戰場上爲國民黨賣命，被俘以後又坐了20多年監獄的他們，在得到中共的寬大處理和禮遇出境後，竟然連趕去臺灣和親人相聚的要求也得不到滿足。這究竟是爲什麼？

臺灣當局的態度：如果他們想回臺灣，唯一的辦法就是以“難民”的身份，向“大陸難民救濟總會”提出申請

就在王秉鉞、蔡省三等十人準備起程經香港前往臺灣之前，蔣介石於4月5日在臺北病故。當十名獲釋人員經廣東來到香港時，正是臺灣爲蔣介石舉喪的日子。

不久，臺灣領導人嚴家淦對記者發表談話，把十名獲釋人員統統稱爲“中共的間諜”，稱他們“回臺灣並不是爲了探親，而是在爲中共做統戰工作。中共利用釋放他們來進行統戰陰謀。我們不歡迎任何間諜和統戰工具”。隨後，又有消息說，如果他們想回臺灣，唯一的辦法就是以“難民”的身份，向“大陸難民救濟總會”提出申請。

十名獲釋人員寧死也不肯以“難民”的身份向“大陸難民救濟總會”提出赴臺申請。然而，他們又不能久滯香港。他們知道如繼續停留在這裏，就必須馬上解決簽證的延期事宜。在這種困難的時候，還是大陸派駐香港的中國旅行社派人把十人送到香港移民局。這樣，他們的簽證得以再延期十日。

4月23日，臺灣主要報紙發表了一篇社論，社論稱：“‘中華民國政府’對真正的愛國同胞，由大陸投奔自由基地的，一直採取歡迎政策，並妥善照顧其生活，這一立場早爲中外所共知。但是最近共產黨繼其所謂釋放戰犯的統戰政策，復於4月14日，由其統戰部選派其中蔡省三等十人送抵香港，聲言：即轉赴臺灣。連日以來，他們在香港一再發表極端荒謬的言論，已充分暴露了爲共產黨控制的統戰工具。‘中華民國政府’指出，蔣‘總統’雖已去世，但沒有任何理由要改變以前的決心。”

臺灣當局的上述立場，對十名歸心似箭的獲釋人員而言，無異是兜頭潑下一盆冷水。不過，他們畢竟有親人在臺灣。爲此，蔡省三向記者激憤地發表談話：“我原來意想不到共產黨會讓我回臺灣去的，因爲特赦釋放我已是最寬大了。有人可能會說，我們到臺灣可能會搞一些東西，事實上，我們到臺灣去只是一個個人權利的問題，是個人的決定，那些不去的也是他們個人的決定。我想臺灣方面不會拒絕我們入境。我們爲國民黨工作數十年，如今要回臺灣去，難道也不提供條件？”

實際上，就在十名獲釋人員留港期間，海外媒體也在抨擊臺灣當局在戰俘問題上的遲疑不決。美國《新聞選刊》認爲：“臺灣顯然陷入了窘境，它最初的反應，是將整個事情壓下去。但是，國民黨人終於要面對北京這個最新的挑戰!”香港《遠東經濟評論》的署名文章認爲：“中國準許十名前國民黨軍官與他們在臺灣的家屬和朋友見面團聚，使它在與國民黨人進行的持久宣傳戰中勝了一籌。”

張鐵石突然自殺，臺灣當局對特赦人員依然不聞不問，其餘九人各自選擇了不同歸宿

十名特赦人員自4月上旬從北京起程來到香港，轉眼已過去一個月時間。儘管他們一再由中國旅行社人員陪同前往香港移民局辦理延期手續，儘管臺灣方面不時利用報界散佈近日可派人前來“甄別”的信息，但他們仍然困居在九龍的兩家酒店裏，度日如年地期盼臺灣來人。在此期間，十名老人中已經有人與臺灣家人通了電話，還有一些人的親屬悄悄來到了香港，設法與困居在蘭宮、帝國兩酒店內的親人接觸。

這時，也有一些行跡詭祕的人，不時接近兩家酒店內的獲釋人員。這些人往往以“記者”身份出現，但接觸起來，馬上就會現出“情治人員”的本相。這就更苦了十名無家可歸的老人，儘管他們竭力迴避“情治人員”，可又無法排除這些陌生臺灣來客的暗中插手。

5月11日，王秉鉞獨自離開了居住的帝國酒店，前往另一祕密地點下榻，據說是有人暗中脅迫所致。5月14日下午，張鐵石也悄然離開下榻的蘭宮酒店。據報界說，他是在“國府代表”的安排下，隻身來到另一家富都酒店匿居的。十人之中有兩人悄然離去，給本來就不順利的赴臺探親又蒙上一層陰影。港刊報道說：“王秉鉞和張鐵石兩人的離去，顯然是臺灣‘情治機關’暗中分化瓦解的結果，其目的是策劃戰犯們儘快脫離中共，然後再分批甄別，祕密送往臺灣。”與此同時，也有港報披露說，王秉鉞和張鐵石離開中共安排的酒店神祕失蹤之前，臺灣就不斷派人前來與兩人單獨接觸，其中臺灣設在香港的工商日報社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如果臺灣當局如此作爲，最終只爲“甄別”清楚十名赴臺者的政治面目並順利讓他們前往臺灣探親，事情本來也可以有一個良好的結局。但是，王秉鉞和張鐵石離開十人團體後，仍然沒有得到去臺探親的特許。5月5日，香港媒體刊載了一條爆炸性的新聞——《張鐵石自縊身亡》。消息說：“目前獲中共特赦釋放、自願來港前往臺灣的十名前國民黨將官，因申請入臺證問題滯留香港逾半個月後，其中一人突於昨午在彌敦道富都酒店房間內自縊斃命。此事發生後，在港右派人士均表震驚，而其他九人亦驚訝不已。據說他留有遺書，傳其中一句是‘赴臺已感絕望’。記者昨晚就此事詢問警方作何種案件處理時，警方發言人稱作自殺案處理。”

在中國旅行社的大力協助下，張鐵石的遺體火化以後，骨灰得以運往臺灣安葬。誰也不會想到，當初從大陸興沖沖來香港期盼赴臺探親的張鐵石，竟會以這種意想不到的結局回到臺灣。

香港、東南亞甚至美國的中英文報刊，紛紛發表文章，指責臺灣當局在處理戰俘問題上的種種失誤。讓人遺憾的是，這些文章並未引起臺灣當局的注意，他們對九位仍然滯留在香港的特赦人員不聞不問。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8月中旬，陳士章、段克文先後搭乘飛機前往美國尋求定居。

接着，王秉鉞也對返回臺灣探親產生了絕望。經過思考，他於9月下旬從香港起程前往美國。繼陳士章、段克文、王秉鉞赴美定居之後，周養浩也於11月辦好赴美定居的一切手續，並於11月12日飛往美國。

儘管面對臺灣當局的冷遇，但蔡省三、王雲沛兩人仍然不肯放棄在有生之年前往臺灣與親友會面的願望。經過慎重思考，兩人決定暫留香港，將來在適當時候再飛往臺灣。

趙一雪、張海商和楊南村則選擇重新返回大陸。1975年9月12日，趙一雪、張海商和楊南村決定乘機返回大陸。行前，三人聯合發表公開談話，鄭重指出：“我們是根據毛澤東主席關於特赦釋放人員‘願意回臺灣的，可以回臺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的政策來到香港準備回臺灣的。到現在已經在香港滯留140天了，由於臺灣當局無理阻撓，至今不能回去。……我們三人過去都是爲國民黨賣過命的!在臺親人不斷地來信和長途電話，迫切希望我們回臺團聚，而臺灣當局始終不讓我們回去，我們非常不理解，非常不滿。我們都是古稀老人，體弱多病，在港人生地疏，生活不慣，實難空等，現在只有暫時回內地去，治病療養等候消息。我們仍極盼望有機會回臺與親人團聚，仍極盼望親人能出來和我們相會。我們堅信終有一天能同親人團聚。我們到港以來，承蒙香港各界和中外輿論給我們廣泛的同情和支持，再次表示我們衷心的感謝!”

三名再返大陸的特赦人員抵達北京以後，生活和工作都得到黨和國家的悉心安排。張海商被安排到故鄉武漢，一度擔任湖北省政協委員；趙一雪定居上海，曾擔任上海市政協委員；楊南村回到成都老家以後，擔任四川省政協委員多年。

作者：竇應泰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