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小長假馬上就來了~

　　相信很多的讀者朋友都做好了外出踏青郊遊的準備。

　　在過去，春光爛漫的時日，士人們如何打發時間？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看看清代的時候，北京的讀書人都上哪兒去郊遊，並和今天我們郊遊的地址和方式相比，看看發生了哪些有趣的變化吧！

　　本文摘選自《人文之蘊：北京城的空間記憶》一書。

　　清代北京不僅擁有大量人文歷史古蹟，也擁有相當豐富的自然景觀資源。故而，士人在北京城市的文化活動，不僅有針對文物古蹟的訪求，也有針對自然風光的欣賞。

　　當然，對於大部分古代文人而言，他們不具備如明代徐霞客那樣遍覽山川的條件，一般僅能開展城郊鄉野的遊覽。特別是，清代北京城市治理水平不高，市容並不潔淨，街道穢惡泥濘不堪，東城往往“卷地黃埃”，一下雨則“滑滑深泥沒膝初”。故而郊遊對士人來說，是難得的排遣心情的方式。清人有言：“一過大通橋，見水，頓覺心曠神怡”，其喜悅之情可見一斑。

　　東便門外大通橋

　　清代北京士人的野遊，主要目標有兩處。其一爲南郊豐臺附近，其二爲西郊諸寺附近。

　　 豐臺郊遊

　　豐臺地近宣南，距離京城漢人士大夫的聚居處較爲近便。其地“爲京師養花之所”，故而歷來旅京之人往往聚衆前往遊覽，賞玩花卉。史載豐臺“每逢春時，爲都人遊觀之地”，“季家廟、張家路口、樊家村之西北地畝，半種花卉，半種瓜蔬。劉村西南爲禮部官地，種植禾黍豆麥，京師花賈比比，於此培養花木，四時不絕。而春時芍藥尤甲天下。泉脈從水頭莊來，向西北流，約八九里，轉東南入南苑北紅門，歸張灣。水清土肥，故種植滋茂，春芳秋實，鮮秀如畫”。

　　此地所種植者，有紫薇、夾竹桃、長春、玫瑰等多種花卉。這一花卉市場，主要供應皇室、官僚。北京乃一國之都，很多人有消費花卉的需求和能力，故而都下花農爲種植花卉，亦多所用心。華北地區冬日寒冷，百花難生，花農乃“壞土窖藏之，蘊火坑晅之”，竟令冬季豐臺花卉“盡三季之種”，“十月中旬，牡丹已進御矣”。得天獨厚的水土環境，具有消費能力的城市居民，花農精巧的種植技術，都是豐臺花田能成規模的重要原因。

　　清代文人對豐臺花卉，多所詠歎。康熙時期，此地已成勝遊之所，士大夫往往散處芳叢，任意觀賞，所謂“今日豐臺賞花來，鋪茵更坐芳叢下”。花兒的五顏六色，在陽光與露珠的反襯之下，顯得格外嬌豔，令久在晦暗城中的文人們獲得了不少生氣。王士禎詩云：

　　雨雨風風態自殊，花花葉葉不曾孤。

　　更添練鵲和蟬蝶，便是徐熙六幅圖。

　　詩中所描繪的花朵，不僅是一束靜態的花，而且具有了時間、場景上的拓展，被置入了一種藝術化的場景中，成了“圖”的一部分。同遊的宋犖亦寫羣花攢簇之美，略雲：

　　漙漙朝露猶未晞，東風吹過珠還瀉。

　　珊瑚成堆玉作盤，殷紅膩白紛低亞。

　　除豐臺外，北京當時的花卉盛事，還有高梁橋附近極樂寺的海棠花、棗花寺之牡丹、什剎海之荷花、寶藏寺之桂花等。“春秋佳日，挈榼攜賓，遊騎不絕於道。”至夏則有淨業寺荷花可觀，寺中規矩纂嚴，觀荷須凌晨方可，但仍是“寺前多少衝泥客，誰爲看花趁曉來”，遊人如織。

　　對花卉之美的渲染，表現出了士大夫對自然環境之中美好事物的欣賞，亦表現出他們將自身納入自然之中，對自然加以賞鑑，謀求自身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努力。有人甚至更進一步，親自參與到栽花植草的園藝工作中，親手製造出自然景觀。乾隆時期，一批文人在寧郡王弘皎的帶領下，將“南中佳種”的洋菊“以蒿接莖”，“枝葉茂盛，反有勝於本植”。“每當秋塍雨後，五色紛披，王或載酒荒畦，與諸名士酬倡，不減靖節東籬趣也。”

　　除豐臺賞花外，士大夫在南郊也有其他的遊賞活動。東南郊區地勢平坦，多稻田，較適合日常出遊。人工種植的竹木，自然生長的野草，往往交織成景，正適合士大夫結羣出遊，略加玩賞。康熙時期著名詩人嚴我斯遊東郊祖園，曾賦詩：

　　泯泯濠梁上，蕭蕭落葉天。

　　柳歌魚撥刺，荷碎鷺聯拳。

　　曲水縈花圃，晴雲下渚田。

　　小山遺勝在，臨眺幾流連。

　　 西山遊覽

　　與東郊相比，西山附近地勢起伏，多山丘，園林、寺廟往往借景而建。一些寺廟爲了招徠遊人，更悉心養護園林，以供觀瞻。故而士大夫對這一地區的遊覽、探訪活動，更爲密集。山巒疊翠，險谷流溪，多變的自然景觀往往激發士人的文學創造力和對自然、對天地的關懷。例如極樂寺，雖爲養花之地，但古寺寧謐，青苔重重，別有氣質：

　　“徑滑還支石上笻，蘿門盡日碧苔封。兩三竿竹自秋色，千萬疊山皆雨容。詩卷凉生禪榻早，茶爐香壓佛花濃。煩君倒瀉天河水，一洗人間芥蒂胸。”

　　一派涼意中，苔蘚、青竹，點滴禪意與清冷之境產生了文學上的結合，這是自然景觀所賦予的文化氣息。在觀賞自然景物時，士人對天地四時的關懷，往往能有所顯露。特別是如果身處寺中，耳聞梵音，眼觀清景，則心不能不生禪意，暫見衆生。這一意識，往往貫穿於清人詩文之中。例如王士禎遊覽摩訶庵，詩云：

　　鳥如迦陵響，梵是魚山作。

　　微雨忽來過，紛紛幾花落。

　　花鳥動靜，與鐘磬之間，彷彿有所關聯。這種若有若無的感覺，恰恰反映出士大夫在僧寺中的獨特心理感受，也反映出寺廟古剎的獨特人文情懷。在這些古剎之中，作爲近景存在的植物，與作爲遠景存在的山水，共同構成了一種文化的氛圍，引發人們對性命之理的終極關懷。因景生意，因景識知，構成了北京士人人文情懷的重要一環。

　　此外，清朝詩人對城市建築中的自然景觀，如草木、花鳥等，也多所留意。大凡古蹟若不廢，則往往有園林竹木之景，以足觀瞻。而若房屋失修坍塌，則荒草叢生，景色衰頹，又是一種別樣的景觀，往往引發士大夫的喟嘆。自然景色與人文關懷，在這裏是合一的：人工的房屋之中，一束人工栽植的竹木，抑或一片自然生長的苔蘚，都爲寺廟貢獻出了獨特的生機，使古老之中透出一股活力，這也正是士大夫着意描繪的對象。例如十間房一帶的興勝寺，此寺建於明萬曆年間，“土人目爲松林”。但清初詩人查慎行查訪其地，鬆已無存。此寺“後有臧經閣，可眺西山”，北砌石爲流觴曲水，其東有閣，曰“明遠”。“春月桃杏雜發，登閣望之，不異錦城花海也。”清人王吉武有詩云：

　　過雨苔階淨，香塵細不飛。

　　經聲清竹院，人語出鬆扉。

　　遲日杏花白，淺寒嗁鳥稀。

　　園林三月暮，未欲換春衣。

　　整體而言，北京士大夫對郊外野趣的探訪，表現出他們對自然景物的追求。藍天、白雲、高山、流水、草木、土石，在文人的筆下都完成了“被表達”的過程。誠然，與古代士大夫筆下的怪奇景色相比，西山疊翠確實要平實很多，但這並不妨礙士大夫以此爲依據，作出豐富的文學演繹。身處郊野，親近自然，賦詩紀念，士人將自身納入到了一種關乎“性理”的自然圖景之中，書寫了北京的自然氣息，在想象的世界內構建了人與自然的一種和諧相處的關係。這一過程被大量北京士人反覆踐行，後人摩挲詩文，對於這一樸素的生態觀念，不能不有所動容。

　　綜上所述，北京士人在城市中的活動，爲這座城市的文化氛圍增添了濃重的一筆。對於士大夫官僚羣體的主體—文士而言，文化活動即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吟詩作賦已是一種本能。詞賦文章，不僅是對文學之美的追逐，更多的是一種工具，是對生活、對耳聞目見、對人生“事件”的文化呈現。特別是“事件”這一面，舉凡聖上賜宴、朋友小酌、賞花看鳥、遊訪古剎，均可作爲城市文化生活中有紀念意義的事件，而通過詩賦文章等形式，在記錄之餘，進一步擴大其文化屬性。這是一個“再闡述”的過程。而北京城市中的種種細節，則爲他們的文化活動，提供了豐富的憑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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