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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鄭志剛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刊於2019年1月《經濟學家茶座》第81輯。

　　貧困人口問題是人類社會永恆存在的問題。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大扶貧力度，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農村貧困標準計算，年末農村貧困人口1660萬人，比上年末減少1386萬人；貧困發生率1.7%，比上年下降1.4個百分點，取得了顯著成效。然而，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鄭志剛通過列舉經典案例指出，救濟貧民從來都是世界性難題，應當遵循付出成本、維持基本生存、針對貧民羣體而非個人服務、實施救濟的工作人員激勵充分、確保公平公正一視同仁五個基本原則。

　　救濟貧民從來都是世界性難題。《聖經》中著名的撒馬利亞人的故事被經濟學家布坎南、圖拉克等演化爲仁慈困境（Samaritan’s Dilemma）博弈，併成爲一些國家公共救濟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一方面，與救濟那些遊手好閒坐等救濟的貧民相比，幫助努力尋找工作的貧民更符合政府的公共政策目標取向；另一方面，貧民只有在得不到政府的救濟之時纔會想到去尋找工作，“仁慈”的政府在有關貧民救濟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由此陷入兩難困境。給定政府選擇救濟，貧民的最優選擇是遊手好閒；給定貧民選擇遊手好閒，政府的最優選擇是不救濟；給定政府選擇不救濟，貧民的最優選擇是尋找工作；給定貧民尋找工作，政府的最優選擇是救濟。

　　救濟貧民

　　學過《微觀經濟學》和《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的讀者都知道，作爲不存在純戰略納什均衡的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的經典案例，仁慈困境博弈存在一個混合戰略的納什均衡。在均衡時，政府以50%的概率選擇救濟，以50％的概率選擇不救濟，而貧民以20%的概率選擇尋找工作，以80%的概率選擇遊手好閒。這意味着，政府只會隨機選擇貧民中的一部分進行救濟，而貧民中的大部分則會依然故我地遊手好閒，只有其中一小部分選擇尋找工作。

　　混合戰略納什均衡的存在看似爲原來無解的仁慈困境博弈指出了走出“困境”的方向。但對於負責實際操作的政府官員而言，他們依然不知道誰應該成爲救濟人羣中的那50%，因而只是在擺脫了舊的困境後，陷入了一種新的困境。

　　清末法國傳教士古伯察先生在他的著名遊記（參見古伯察著，張子清等譯的《中華帝國紀行》，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中所觀察到的“雞毛房”實踐或許可以爲我們理解救濟貧民的現實政策制定中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帶來一些積極的思考。

　　與大部分生活優裕者“拿出一把米、一枚銅錢，遞給貧病交加者，只是爲了打發他們離開”不同，古伯察先生注意到在清末的北京難能可貴地存在一種取名“雞毛房”的貧民救濟組織。之所以把該組織稱爲“雞毛房”，是由於該組織爲“無處棲身的叫花子與流浪漢”提供一種用於過夜的“溫暖的羽毛牀鋪”。

　　被古伯察先生認爲“完全超出了（法國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的豐富想象”的雞毛房的運行建立在如下簡單而易行的貧民救濟原則下。第一是付出成本原則。按照古伯察先生的觀察，“凡是無處棲身的叫花子與流浪漢，不問男女，全都可以進入這個大家庭（雞毛房）過夜”，但在天亮以後，離開雞毛房時，“門口有人負責向每家宿客收取一文錢”。而且“按照人人平等原則，兒童與成人一視同仁，不可減半付費”。容易理解，雞毛房的運營顯然並不靠這些收取的銅錢維持。即使在古伯察先生看來，雞毛房“收費極少，一夜僅收相當於法國五分之一法尋的銅錢”。但雞毛房爲什麼不救濟“到底”，完全免費呢？我們看到，這樣收費的目的恰恰是避免雞毛房成爲先到先得的“家”，而長期被一些人霸佔，使未來真正有過夜需求的那些貧民無法找到“立錐之地”。“象徵性的收費”同時也成爲識別對雞毛房具有真正需求的信號。通過上述看似有些“價格歧視”意味的救濟政策使救助機構相對容易識別誰纔是“救濟人羣中的那50%”。

　　第二，維持基本生存原則。被稱爲“雞毛房”的“奇妙設施的構成非常簡單”。“只有一大間屋子，厚厚一層雞毛鋪滿了地面”。古伯察先生甚至描述道，“入夜，在這個羽毛的海洋裏，人人可以盡興地經營與享用自己的安樂窩”，但在“天亮以後，他（叫花子與流浪者）就得離開雞毛房”。重新入住登記的程序彷彿在不斷提醒那些“叫花子與流浪漢”，即使在晚上“可以盡興地經營與享用自己的安樂窩”，但這一切只是暫時的，你需要未來通過自己努力尋找一個更加溫暖的“永久家園”，而不是來這裏得過且過和苟且偷生。

　　第三，針對貧民羣體而非個人服務原則。按照古伯察先生的描述，起初成立這種慈善機構時，負責人曾爲每個寄宿者提供一條蓋被。結果很快發現必須改變做法，因爲“該共產家庭的成員養成了一個壞習慣，喜歡把被子帶出去變賣，或者改成一件禦寒冬裝”。慈善機構的負責人“發現這樣絕對是要不得的，遲早會把這個機構拖垮”。但若是夜裏不給被蓋，未免顯得過於狠心，而且不夠體面。因此，必須找到一種折衷的辦法，既不讓集體利益受損，又不讓過夜宿者喫苦。他們最終想到的能妥善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案是“這所貧民旅社做了一條巨大的絨被，可以將整個宿舍全部蓋住”。白天，（巨大的絨被）可以懸吊在天花板上，樣子就像一塊巨型天蓬；晚上，當人人都躺進雞毛褥子上，就通過滑輪將大被放下來。古伯察先生進一步描述，“但必須注意，爲了防止把人悶死在裏面，事先要給大被挖開一些氣孔，好讓睡眠者把頭伸出來呼吸”。天亮以後，大被再次提升，當然預先要用手鼓喚醒大家，叫他們趕快把頭縮進羽毛之中，免得自己的脖子卡在氣孔裏，連同大被子一起吊上半空。“大被吊起之後，就見這羣乞丐在雞毛中間爬來爬去，匆匆忙忙地穿上各自的破衣爛衫，準備分組出發，前往各個街區，爲了可憐巴巴的生活之需，而不擇手段地闖蕩一天”。

　　我們看到，雞毛房從開始向每個寄宿者提供一條蓋被到不得不做了一條可以將整個宿舍全部蓋住的巨大絨被事實上完成了從針對個人服務到針對羣體服務的轉化。用來慈善救濟的雞毛房事實上是經濟學意義上標準的“公地”。如果所有“叫花子與流浪漢”都有權享用，那每個人都可將其據爲己有，由此不可避免地導致“公地悲劇”的發生。一個解決公地悲劇的有效方案恰恰是從針對個人服務轉向針對羣體服務，以免針對個人服務引發受益貧民的道德風險問題。

　　第四，實施救濟的工作人員的激勵充分原則。上述原則直接關係到救濟貧民政策實施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北京的雞毛房使古伯察先生聯想到法國聖朗德里大街類似的救濟孤兒機構——“巨牀”。巨牀是“交給那裏的某某寡婦，由她和一兩名僕人照料”。“由於人滿爲患，或是由於資金不足而無法留住保育人員等緣故，這些在巨牀中的苦命孩子大批大批地死去”。實施救濟的工作人員激勵如此不充分，以至於“有的時候，保育人員爲了擺脫孩子啼哭之聲，就給他們餵食藥物，令其睡死過去，不再醒來”。而“那些僥倖挺過的孩子則被隨意送人或是廉價賣掉了”。原本從慈善動機出發幫助孤兒脫離厄運的孤兒院反而成爲戕害兒童生命的行刑場。

　　最後但並非不重要的原則是確保公平公正的一視同仁原則。這一原則事實上在雞毛房的各個環節都有所體現。無論看似極端的“兒童與成人一視同仁，不可減半付費”（無論兒童還是成人都會擠佔公共空間），還是針對羣體的將整個宿舍全部蓋住的巨大絨被，背後都是公平公正原則的體現。

　　一個同樣來自救濟貧民但由於違反公平公正原則而事與願違的經典例子來自民國時期吳稚暉留法勤工助學的故事。1921年民國元老吳稚暉率105名學生（其中包括周恩來、鄧小平、王若飛和陳毅等）來到法國里昂，開展被其稱爲“爲貧民的，勤儉的，爲勞工神聖的，爲清潔無倫的”的流法勤工助學活動。在所招來的學生中，不僅有公費生，優等生，還有自費生。廣東籍學生則由於當時的資助主要來自廣東省而在學雜費上受到優待。那些認爲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自費生們很快撒傳單、貼標語向身爲校長吳稚暉抗議，要求校方一視同仁。更讓那些學生憤慨的是，吳稚暉涉嫌“徇私”和“植黨”。“吳親戚馬女士子女數人在學校中，而某學術團體未經嚴格程序僅受吳本人邀請加入”。前者涉嫌“徇私”，後者涉嫌“植黨”。一場原本出於“爲貧民的，勤儉的，爲勞工神聖的，爲清潔無倫”的流法勤工助學活動很快演變爲“二十八宿鬧天宮”（學生們將這一事件寫成文章發往國內各大媒體，因有28人署名，故媒體稱其爲“二十八宿鬧天宮”）。號稱未曾取過一文校長薪俸的吳稚暉被迫匆匆離開法國，“不再過問校事”。但此事似乎並未完結，吳回國後仍遭到學生們和媒體的“圍剿”，無法安寧的吳稚暉不得不通過看似荒誕不經的“自訃”來尋求擺脫困境（吳在報紙上自登“訃告”宣稱自己“疾終於北京”）。

　　看了古伯察先生所觀察的清末雞毛房背後暗含的貧民救濟原則和吳稚暉的流法勤工助學故事，我們內心不禁要問，看起來出於善良動機的救濟貧民工作真得有那麼容易做嗎？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於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董事長裘國根先生向母校捐贈並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爲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3箇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係、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