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华智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蒋丰

　　2019年4月1日，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源自于日本古典《万叶集》的新年号“令和”即将取代源自于中国古典《尚书》的旧年号“平成”。人们涌向街头参加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迎接新时代的开始，各种与年号有关的纪念品也大卖特卖，樱花如云的街头，辞旧迎新热闹非凡。可是，就在前一天，却有一件不是那么美好的事情发生。世界上规模最大、设备最专业的捕鲸船——“日新丸”号，结束了为期五个月的航行，从南极回到了日本，停靠在下关港。此次南极海域的科考捕鲸行动，共捕获333头鲸鱼，获得鲸肉约1000吨。

　　包括“日新丸”在内的共五艘捕鲸船回到日本，也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标志着2018年的南极海域“科研捕鲸”行动的结束，也标志着日本参与了30年的南极科研捕鲸活动的终结。因为，在2018年12月25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和《国际捕鲸管制公约》（ICRW）的决议，日本将于2019年6月正式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退出后的日本将重启日本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的商业捕鲸活动，而日本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失去了在南极海域进行科研捕捞的资格。

　　国际捕鲸委员会成立于1948年，目的是为了保护鲸鱼资源和促进捕鲸业有序发展，至今已有89个国家加入。在这其中，近半数为反捕鲸国家，仅三分之一为支持“可持续利用捕鲸行为”的国家。

　　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海产品在日本传统饮食中占据重要位置，据说日本的捕鲸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绳文时代，江户时代也曾出版过专门介绍鲸鱼料理方法的书籍。但是日本人对鲸鱼的需求的最高峰却是出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年消耗量大约为20万吨左右，那也是一段迫不得已的悲惨记忆。二战结束后的日本，揹负战争债务的普通百姓在断壁残垣中艰难生存，牛肉鸡肉等现代文明所常见的蛋白质来源，在当时都是稀缺资源。直到1965年之后，日本国内的鲸鱼需求才呈断崖式下降。到了2015年，日本人年人均消费鲸肉量仅为30克，零售商以较低价格促销也难见成效。

　　在国际上，日本的商业捕鲸行为被其他国家和环保机构诟病。在国内，鲸肉价廉销滞，没人买账。既然“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为什么日本政府还要一意孤行地坚持推动商业捕鲸行为呢？

　　首先，日本政府坚持商业捕鲸行为的背后，离不开掌控制海权的愿望。从历史上看，每一个大帝国的形成，都离不开对制海权的掌握。国土资源紧张的日本，却拥有世界排名第六的漫长海岸线，因此，对于海洋资源和航海技术的控制与发展是日本政府发展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对传统的传承和多元文化的保持。必须承认的是，日本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上做得很好。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各级官员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支持捕鲸行为、传承“利用鲸的文化”这一类言论，其目的也与塑造政治形象、谋得民众支持有很大关系。

　　再次，有海外环保人士指出，在日本从事所谓“科研捕鲸”的机构，其成员与日本的政府官员存在直接关系，其中有一些是农林水产省的退休官员，甚至还高居机构财团法人的地位。正是涉及利益群体的人，在大唱反调，通过影响日本政府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

　　纵然存在这些原因，日本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的“退圈”行为，在国际上也极其罕见，而日本政府一意孤行地重启商业捕鲸活动，也将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到了今年7月，日本重启商业捕鲸活动，矛盾必定进一步激化，面对国际压力，日本政府还会继续强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