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帶着三個熱搜和無數觀衆的眼淚，《都挺好》完美收官。

沒有流量、沒有小鮮肉、沒有炒作，這部劇僅靠劇情和表演就打動了無數觀衆。

郭京飛，倪大紅等實力派演員也隨之走紅。

走過了資本操縱、流量至上的時代，影視圈終於迴歸到品質爲王的道路上。

劇本、表演、導演的水平，才真正決定了一部劇的高度。

我們在進步，臺灣也沒留在原地。

提起臺劇，許多人的印象還停留在《流星花園》的年代。

那時候，“偶像劇”幾乎可以囊括整個臺劇。

傻白甜的女主，IQ200的天才男主，走路帶風的霸道總裁，萬年不變的瑪麗蘇的情節成了臺偶劇的標配。

過於密集的套路和雷同的元素，也終於引起了觀衆的審美疲勞。

近年來，臺灣的編劇也逐漸將目光轉向現實生活。

《麻醉風暴》、《出境事務所》、《一把青》等一批製作精良的好劇層出不窮。

今天，就給大家推薦一部硬核新臺劇：

《我們與惡的距離》

林君陽導演，呂蒔媛編劇，CATCHPLAY與HBO Asia聯合出品。

呂蒔媛，金鐘獎最佳編劇，去年的大熱電影《誰先愛上他的》就出自她的筆下。

演員陣容上，也堪稱近年來臺劇最強卡司。

隱退多年的女神賈靜雯復出，搭檔擔綱無數大熱劇的吳慷仁，曾獲金鐘獎的溫升豪和新晉實力派陳妤。

有這一盤料打底，劇的品相差不了。

儘管期待值本就很高，劇播出以後，還是看得目瞪口呆。

知道會是部好劇，沒想到能這麼好。

播出兩集，豆瓣開局9.3，一步跨進神劇行列。

不誇張的說，這部劇討論社會話題的深度，遠超國產劇“力所能及”的範疇。

由於根據真實案件改編，許多細節上都無限逼近現實。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部開局MVP的新劇——

HBO出品，品質和深度都有保障。

這部劇，三類人會最有同感：

法律從業者，新聞媒體人，心理諮詢師。

正是這三個看似無關的行業，構建了故事發生的社會背景。

先說新聞界。

宋喬安（賈靜雯飾）作爲新聞從業人員，代表着媒體和輿論界。

在對喬安這個人物的刻畫上，編劇的功力可見一斑。

幾個簡單的橋段，把職業新聞人的日常工作展現得恰到好處。

比如，公司會議上業務部和採編部之間的矛盾。

這裏涉及的，正是西方新聞業重要的“營編分離原則”。

不瞭解這一點，很容易質疑國外的報紙“被財團控制”。

西方的新聞界，採編和經營是嚴格分離的。

採編部是公司的核心，只對真實性和內容負責，擁有最大話語權。

在西方，作爲新聞從業者，有着很高的行業自豪感。

美國記者將自己的使命定義爲，“爲公民自治提供真實有效的信息。”

甚至新聞業內有不成文的傳統，負責報道撰稿的採編部，遠比負責商業收入的業務部要“高貴”。

作爲採編部總裁的喬安，可以對公司領導大聲呵斥，並非電視劇誇張。

再比如，新聞真實性和及時性之間的矛盾。

劇中，一次泰國的突發爆炸事件，讓喬安陷入了兩難抉擇。

傳統媒體報道中，有固定的審覈制度，未經審覈真實性的新聞無論多麼勁爆，都不予報道。

消息來源尚不確定，也沒能找第三方覈實，別家電視臺卻已紛紛報道了。

爲了搶新聞，喬安一咬牙，播。

但最終證實是假新聞，電視臺的公信力受損。

這種類似的案例在身邊比比皆是。

遠的不說，就上週炒的沸沸揚揚的“劍橋大學承認高考成績，和清華北大搶學霸”事件。

不僅火上熱搜，還被諸多主流媒體爭相報道。

儘管也有部分了解情況的人提出消息不符，但少人問津。

最終劍橋大學站出來闢謠，各大官媒無奈糾正。

凡此種種，都是現代新聞業切實存在的矛盾。

其他的，還有災難報道中的新聞倫理問題，法治報道中法律與輿論的衝突……等等。

童年女神賈靜雯蟄伏多年，一朝復出，演技毫不褪色。

無論是職場的女強人，婚姻中絕望的妻子，還是痛失愛子後心碎的母親，都演繹的感人至深。

除了新聞業，喬安的妹夫作爲精神科的專業人士，代表醫學界。

律師王赦（吳慷仁飾）作爲法律從業人員，代表司法界。

兩年前的一起無差別殺人案，把幾位主人公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兩對夫妻，兩對姐弟（兄妹），四個支離破碎的家庭。

宋喬安和丈夫劉昭國（溫升豪飾），正處於離婚的邊緣。

兩人本是同事，婚後擁有一雙兒女，幸福美滿。

兩年前，兒子在槍擊案中喪生，把夫妻二人推向了痛苦的深淵。

母親酗酒，父親出軌，唯一的女兒無人照料。

槍擊案兇手的妹妹李大芝（陳妤飾），在喬安的公司任實習生。

哥哥李曉明案發後，李大芝一家人被逼到絕路。

老實本分的父母一心想爲兒子贖罪，鼓起勇氣走進受害者的靈棚。

卻在無數悲痛欲絕的親人面前，哽咽失聲。

九條人命，無數破碎的家庭，兩個年邁的老人無力彌補。

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讓女兒改名離家，去過自己的生活。

兩位老人獨自面對公衆，道歉、賠罪。

這裏，喬安和李大芝既是新聞從業人員，又是直接關係人。

兩人分別代表受害者家庭，和施害者家屬。

既是上下級，又在法律和倫理上二元對立。

律師王赦，作爲法律從業人員，是案件審判的參與者。

無論當事人犯罪性質如何，都擁有基本的辯護權，這是法治社會的共識。

但理智上的認可，並不等於情感上的理解。

法庭門口，受害者的家屬向王赦潑糞便。

網絡上，人們把辯護律師稱爲人渣。

現實中，輿論弱勢方的辯護律師對這種待遇也不陌生。

持續不斷的騷擾電話和輿論壓力，讓王赦的妻子瀕臨崩潰。

爲死刑犯辯護，律師面臨的不僅是事業上的難題，更是羣情激奮的民怨。

更何況王赦想做的，不只是辯護。

從名字來看，赦，即赦免，指免除或減輕刑罰。

王赦，是廢除死刑的倡議者。

他想從犯罪心理角度解讀李曉明犯案的心理機制，探究罪行背後更深刻的原因。

或者說，犯罪的真相。

爲了尋求新聞界的幫助，避免政府爲了安撫民衆判死刑，王赦律師找到了喬安的丈夫。

王赦知道，作爲被害人家屬，劉昭國對兇手沒有任何好感。

但他更清楚，受害者比旁觀者更想尋求真相，阻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在這裏，我們有必要探討一個問題：

“爲什麼要廢除死刑？”

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在世界各國都存在爭議。

這裏，我們並非要呼籲廢死，或者向大家傳達某個特定的觀點。

而是說，我們應該去了解，爲什麼會有人呼籲廢除死刑？

僅僅是出於不分場合的人道主義？同情心氾濫的聖母？

當前世界上廢除死刑的國家有105個，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二。

廢除了死刑的國家，犯罪率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

死刑的背後，究竟是什麼？

古語云，不破不立。

那麼廢除死刑，又能建立什麼？

在劇中，殺人犯問王赦，你爲什麼要爲我花這麼多心思？

王赦回答：

“因爲我希望我自己的小孩，可以平安快樂的長大。”

“不要再遇到有人，做出你這樣的犯罪。”

看到這裏，或許有人會疑惑。

想要減少類似犯罪，難道不應該呼籲判處死刑，增加威懾麼？

不是說治亂世，要用重典嘛。

我們習慣了“亂世重典”的思維，卻忽略了“亂世”並不是“輕典”的結果，“重典”更從未終結“亂世”。

歷史的記憶從夏桀殷紂的酷刑開始，文化卻因周王文治而昌盛。

血腥瑪麗的屠殺沒有帶來政局的穩定，伊麗莎白一世開創的“黃金時代”纔是大英帝國真正的榮光。

王赦的回答，正是廢除死刑的核心理論：

不把犯罪看做是一人之錯，才能真正倒逼社會預防犯罪。

只要死刑還被適用於被社會遺棄者，立法者就會安於現狀，反而忽略了更深層的危機。

呼籲廢除死刑，絕非僅是“同情心氾濫”那麼簡單。

提倡廢死的法學者們當然知道，會被判處死刑的人，多的是罪行累累，身負命案。

甚至呼籲廢死的人自己，都可能在某一天成爲受害者。

如果呼籲廢死僅是出於人道關懷，“聖母們”爲何放着無辜受害者不問，去關懷惡貫滿盈的罪犯？

新的一集中，王赦女兒所在的幼兒園，被不明身份者劫持。

此人正是王赦日常的工作對象，精神病患。

這一刻，他同時成爲“受害者”和“辯護者”。

但王赦的處理方式，比其他家長要成熟的多。

呼籲圍觀者不要造成恐慌，安慰妻子精神病患並非都有暴力傾向。

警方順利攻堅後，王赦呼籲民衆不要妖魔化精神病患者，而應當及時發現，合理治療。

這名挾持幼兒園的患者被證明沒有暴力傾向後，被放回了家中。

聽聞兒子的事蹟，父母的第一反應卻是：“不要告訴別人。”

面對女兒“尋求心理諮詢的提議”，父親果斷否決：“他纔不是精神病。”

讓精神病患者不被正視，以至於愈演愈烈、走上犯罪道路的，不是尋求廢死的律師，而是整個社會的不理解和污名化。

對世界上大多數人來說，一輩子都不會試圖去犯罪。

死刑與否，與他們並無關係。

那麼對於實施犯罪的人來說，死刑就真的有效麼？

現實中，絕大多數的殺人案件都是激情殺人。

犯罪者無暇理性思考犯罪的後果，更不要說量刑。

無論死刑與否，對這些人來說，根本不存在影響。

另一部分，清醒權衡犯罪成本的人。

要麼是根本不在意會受到的懲罰，要麼就是心存僥倖。

廢除死刑，並非是廢除刑罰，對這些人來說，死刑與否也並沒有多大的威懾力。

廢死的目的，是爲了從根本上預防犯罪。

法學家認爲，死刑只是作爲一種簡單粗暴的解決方案，通過消滅人來解決問題。

當死刑被實施的時候，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

罪犯消失了，正義終於得到了伸張。

然而犯罪背後更深層的原因，導致一個正常人變成殺人兇手的真相，卻被永久地忽略了。

十九世紀，一本名爲《死刑暇思》的書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當一羣人正血脈賁張地圍觀一個扒手被絞死時，無數扒手在人羣中行竊。

因爲人們都在望着絞刑架的方向，沒有人留意自己的錢包。

當善良的人們爲罪犯的惡行激怒，羣情激奮地呼籲死刑時，身邊最重要的錢包卻被忽略了。

正是這種漠視，養出了更多的死刑犯。

《都挺好》的開頭，我們看到了一個在母親葬禮上毫不悲傷的蘇明玉。

面對溘然離世的母親，悲傷的父兄，這個家中唯一的女孩表現得無比冷漠。

如果我們出於義憤，罵一句“不孝女”，痛快地關掉電視，就不會知道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

《都挺好》的結局，我們看到了曾經幸福的一家人。

《我們與惡的距離》裏，殺人犯李曉明在妹妹的記憶裏，也只是一個有些調皮的哥哥。

我們現在知道，是重男輕女的錯誤思想讓蘇明玉變成了現在的樣子。

那又是什麼，讓李曉明變成了殺人兇手？

這背後的原因，會不會再造就千千萬萬個“李曉明”？

給一個人定性很容易，只需要一句話。

挖掘一件事背後的原因卻很難，可能需要一個人一輩子的努力。

通過問題背後的原因尋找解決機制，防止類似的事件發生則更難，或許需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

但後者，纔是真正解決問題的途徑。

在劇中，無數網友可以通過網上的一句謾罵，滿足自己的正義感。

試圖探根究底，尋找真相的律師卻面臨整個社會的譴責。

至今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死刑對於犯罪具有威懾作用。

相反，司法界有無數的案例說明，如果希望罪犯能得到嚴懲，廢除死刑纔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經濟學人》的一篇報道中，提及了哥德堡大學的一項司法研究。

倫敦18、19兩個世紀超過二十萬起的案件中，當一些違法行爲不再被判處死刑後，定罪率反而顯著上升。

當罪犯有可能被判處死刑時，陪審團通常並不願意作出裁決。

他們不想把偷了一頭牛的人送上絞刑架，就如同面對三十年前因“投機倒把罪”被槍決的“重刑犯”。

因而死刑廢除後，陪審團定罪就沒有了這種顧慮。

罪行的認定和刑期，也都更加準確，刑事司法體系的效率因而得以提高。

法學家貝卡利亞稱，“死刑是一個國家對一個人的戰爭，它認爲消滅這個公民是必要且有益的。”

在戰場上，面對來犯的敵人，我們都默認“繳槍不殺”。

爲什麼可以原諒一位“以殺人爲業”的戰俘，卻不能寬待一個束手就擒的囚犯？

從倫理角度，後者的罪行難道比前者嚴重？

真正的原因在於，前者是“多數人對多數人”的政治，是交戰雙方利益權衡的結果，後者則是“多人對一人”的戰爭。

戰敗國尚有協商的餘地，囚犯卻沒有辯解的空間。

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承認生命的可貴與不可剝奪，但死刑的存在卻是以正義的名義剝奪生命。

國家不允許公民殺人，本身卻執行殺伐。

這無異於默示國民，人是可以被殺的，你只需要一個正義的理由，而正義是可以自我賦予的。

罪行的背後，有着歷史、文化、經濟的深層原因，絕非“人性之惡”這麼簡單。

我們無法讓世界不誕生罪惡，但確實存在無數的社會，能夠依靠制度和法律無限降低犯罪率。

在這裏，我們並非要呼籲“廢除死刑”，或認爲中國也應該廢死。

但我們應嘗試去了解，爲什麼法學家會有這樣的提議，而不是簡單以一句“聖母”定論。

就如同劇中，潑向王赦的糞便。

我們當然應該憤怒，憤怒本身也是一種力量。

但憤怒之後，如何做到善後和預防，避免悲劇再次發生，纔是我們能追求的人間正義。

我們可以拒絕廢死，但不應拒絕溝通。

我們可以憤怒，但總要有人負責思考。

這部劇最寶貴的內容，都凝練在標題裏了。

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遠呢？

童年記憶中慈愛溫和的蘇母，和妹妹玩笑打鬧的幼童，網絡上義憤填膺的網友。

哪個看起來，都不像是“惡”人。

可最後，爲什麼蘇家會釀成悲劇，李曉明會影院槍擊？

王赦的堅持，又能得到什麼結果？

究竟應當如何對待犯罪嫌疑人，又該如何反抗平庸之惡？

我們拭目以待，這部年度第一臺劇，還能帶來多少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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