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過敦煌嗎？

有人說，中國人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看看漫漫黃沙與月牙泉的兩廂廝守，看看玉門關的春風不度。

更重要的是，看看敦煌莫高窟，那座跨越1600年、保留了中國歷史上最燦爛文化的寶庫。

從西方紛至沓來的掠奪者，到白俄流寇毀滅性的摧毀，再到無知的國人棄之如敝履，它歷經千年滄桑而不倒。

但就在近10年，卻有專家憂心忡忡地表示，預估整個敦煌寶庫可能會在未來50年到100年內消失。

這一次張開血盆大口的，不再是人類的無知和貪婪，而是每年以3—4米的速度不斷逼近的沙化怪獸。

“絕不能讓敦煌成爲第二個樓蘭”，當年溫家寶總理的悲愴警示，至今言猶在耳。

前段時間，書單君有幸參加了支付寶螞蟻森林在敦煌陽關自然保護區的線下植樹活動。

站在那些荒漠裏一棵棵破土成長的小樹苗前，我突然想起了70年前的一位年輕人，僅靠雙手，將莫高窟裏近10萬立方米的沙子，以螞蟻搬家的方式，一捧一捧地清理出去。

這個年輕人名叫常書鴻，從捧走第一粒沙子開始，他在莫高窟整整守護了四十年，歷經戰亂、饑荒、動亂和窮困，始終不離不棄，終獲“敦煌守護神”的至高榮耀。

有意思的是，常書鴻和馬雲一樣，都來自杭州，而且都被人稱之爲“杭鐵頭”。冥冥中，歷史似乎自有迴響。

書單君今天想要給“書米”們介紹的，正是常書鴻在這大漠邊關堅守一生的史詩故事。

今天，一切跟保護敦煌有關的事，都要從他這裏開始講起。

人的一生，重大時刻其實沒有幾次，而且往往在經歷時還茫然不知，但命運的車輪已就此轉向，將走出無法預想的軌跡。

1935年的一個下午，已在法國留學多年的常書鴻，到塞納河邊上的一處舊書市場閒逛。

無意間，他隨手拿起一套名爲《敦煌圖錄》的小書翻閱。本以爲是一本普通的圖錄集，但沒想到，這書一到了他手裏，就跟踩了膠水一樣，久久沒能回到書攤上。

直至炊煙升起、夜色降臨，常書鴻還跟木樁似地杵在那，他是被書裏精美的藝術技法給徹底征服了。裏面那幅7世紀的《父母恩重經》圖，其技法成就，據說比文藝復興時期的喬託還早了700年。

如此高級的藝術， 還是本國的古老藝術，他此前竟然毫無知覺，這讓他像被雷劈一樣難受。

八年前，他不遠萬裏來到巴黎，目的是爲學習人類至高的藝術，但《敦煌圖錄》卻分明在告訴他，世界上最偉大的繪畫藝術，不就在中國敦煌嗎？捨近求遠，數典忘祖，實在是愚蠢至極。

<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

回到家，他當即告訴妻子陳芝秀，他要去敦煌。妻子還以爲他中邪了，說胡話。

在巴黎，小兩口都是聰明的高材生，一個學雕塑，一個學繪畫，事業和學業蒸蒸日上，已經擁有了非常穩定的社交圈子和收入，而且女兒也入了法國的幼兒園，正牙牙學着法語。

放棄眼前這一切，回到動亂的中國，而且還是去那方圓幾十裏渺無人煙的戈壁灘？不是中邪，又會是什麼呢？

但常書鴻自己清楚，他是被理想擊中了。

敦煌，就像一顆種子在內心裏生根發芽，促使他急切地想要效法當年出走非洲的畫家高更，去尋找屬於自己的“塔希提”。

第二年，常書鴻留下妻女，拋棄在法國所擁有的一切，獨自踏上了回國的火車。

當時的敦煌是什麼情形？

1900年，道士王圓籙，偶然發現了莫高窟裏的藏經洞，從此敦煌便陷入羣狼環伺的境地。

從1907年開始，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日本的吉川小一郎、俄國的鄂登堡，從王道士手上，以極低的價格買走了一箱箱珍貴的文物。常書鴻偶然看到的《敦煌圖錄》，作者正是伯希和。

但一直到上世紀40年代，敦煌莫高窟依然被無知人士視若垃圾，國家也沒有設立任何官方保護和研究機構。在這種情況下去敦煌，確實前途未卜。

等常書鴻真正到達敦煌，已是七年後的1943年。

其間，因爲抗日戰爭爆發，他們一家人一直處在顛沛流離的逃亡之中，根本找不到去敦煌的途徑和機會。

直到1942年，他作爲國民政府的教育委員，才通過爭取當上了新成立的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的職位。

其實沒人跟他搶，那個鳥不拉糞的地方，除了風沙，就是風沙，也就他這個“中邪”7年的人，纔會把這職位當個寶。

當妻子陳芝秀知道丈夫喫了秤砣鐵了心，兩人大吵一架。淚眼婆娑的陳芝秀對女兒說：“你爸爸瘋了。”

再一次，常書鴻選擇先拋下家庭，獨自上路。

但他顯然低估了敦煌莫高窟的惡劣環境，堅守遠比抵達艱難，這裏的條件遠比他預想中要糟糕。

周邊所有的水，都是重鹼性水，又苦又澀，單獨喝下一碗，一定會鬧肚子，每次喫飯喝水，一定要一碗水，配上一碗醋纔行。

這裏一年四季難見綠色，蔬菜更是難尋，大多數時候，只能喫鹹菜替代。

在自傳中，常書鴻記述了他們到敦煌後的第一頓晚餐：

“筷子是剛從河灘上折來的紅柳枝做成的；主食是用河灘鹹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菜是一小碟鹹辣子和鹹韭菜。”

更糟的是，因爲常年無保護裸奔，敦煌的文物損毀極其嚴重，遠比他們的飢餓來得急迫。所以就算餓肚子，也必須迅速建立起基本的保護措施。

因爲常年風沙侵襲，洞窟內已經積滿了沙子，在缺乏人手和工具的情況下，常書鴻和隨同的藝術家們，只能靠雙手把沙子慢慢清理出去。

比清沙更重要的是防沙，否則永遠清理不乾淨。所以常書鴻認爲，必須在周圍建立一堵兩公里的土圍牆纔行。

因爲缺錢缺人，加上工程浩大，他跑向敦煌縣長求助。但聽完他的修牆計劃，這位縣長卻哈哈大笑，毫不留情地挖苦道：

“你大概是讀書讀傻了吧！這裏不是湖北和你們浙江。這裏是敦煌千佛洞鳴沙山腳下，這裏滿是沙、沙、沙，叫我哪裏弄土去？沒有土怎麼築牆？”

難道真的沒轍了嗎？

偶然間，常書鴻從當地農民那裏得知，敦煌的水鹼性大，與沙土混合後，其實很有粘性。

於是，這些藝術家們，再次幹起了泥瓦匠的活。雖然耗時耗力，但沒用多久，一堵千米之長的土圍牆還真被他們建起來了。從此，敦煌保護工程，總算有了點樣子。

日子艱苦，官吏昏庸，但在親眼見證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藝術瑰寶之後，常書鴻已暗暗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終生守護敦煌莫高窟。

這正應了畫家張大千對他說的那句話：“你要在這裏服無期徒刑啊。”

不過，這是自願的無期徒刑。

在常書鴻來敦煌的第2年，妻子陳芝秀和女兒，在他的勸說下，也來到了敦煌定居。

但沒有人料到，這是一場即將到來的撕心裂肺的前奏，“敦煌保護神”的煉獄生活纔剛剛起步。

起初，妻子的表現還很正常，甚至參與了臨摹壁畫和保護工作。但兩個人的嫌隙，在那艱苦的生活中，顯然在不可遏止地迅速膨脹。

有時候，兩人會因爲做飯、洗衣這樣的瑣事大吵大鬧，甚至會賭氣地說，“我要和你離婚”、“離就離”！

在法國，陳芝秀本就過慣了西方的中產生活，高跟鞋和旗袍是標配，頭髮捲成大波浪。

在敦煌，連洗澡都成爲奢望，一盆水，毛巾浸溼了，擦臉擦身體再擦腳。

在法國，孩子上的是法語學校，旁邊還有一大羣高學歷精英。

在敦煌，孩子都不知道去哪上學，旁邊除了幾個窮學生，就剩下附近大字不識的農民。

直到有一天，妻子說身體不舒服，去了蘭州看病，從此一去不返。

原來，陳芝秀早就不堪忍受這非人的生活環境，與常書鴻招來的一名趙姓總務主任有了私情。她說是去蘭州看病，實際是想和這名趙姓主任私奔。

在得知消息後，常書鴻悲愴欲絕，如遇晴天霹靂。

大西北一年不到的生活，竟然輕易摧毀了夫妻長達20年的感情，兩個幼小的孩子更是無辜地成了犧牲品。

此時常書鴻唯一的念頭，就是把妻子追回來。

他騎上所裏唯一的一匹棗紅馬，迅速往妻子遠走的玉門方向追去，希望她迴心轉意。

只可惜，這根本就是癡想。在茫茫戈壁灘，他自己也不知道追了多久，身在何處，最終因爲過度勞累，跌在地上奄奄一息。要不是一支路過的石油勘探隊發現了他，小命可能就交代在了荒野之中。

後來，他在自傳中自責地寫道：“回想回國後幾年來的坎坷風雨，回想妻子這幾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後，又感到自己心頭襲來的一陣自我譴責。”

妻子出走，是常書鴻選擇堅守敦煌的代價，但絕不是最後的代價。

1945年7月，國民政府突然決定，要裁撤敦煌藝術研究所，將石窟交給當地縣政府管理。

常書鴻暗暗叫苦：把石窟交給縣政府，不是羊入虎口嗎？

本地縣太爺，是個沒文化的草包。

有一次，這人帶一軍官來石窟參觀，明火執仗要帶走一尊北魏彩塑，理由是放在家中，供母親拜佛用。

常書鴻好說歹說，最後以女兒的一幅飛天畫作爲交換，纔算保住了文物。

聽說敦煌藝術研究所被裁撤，年輕人也都熬不住了，紛紛前來向所長道別。

一對學生夫婦這樣說道：“老師，這幾年我倆在這兒受到你的幫助、教育真不少。趁日本鬼子投了降，各地好容易恢復了交通，我倆打算回南方老家去看看……”

面對這樣的懇求，已經沒有編制的常書鴻，豈有挽留之理？

妻子跟人走了，年輕人也一個個都走了，他成了光桿司令，而未來更是一片渺茫。

夜裏，他經常獨自一人點着蠟燭，來到洞窟之中，回想過去幾年跟學生在這些洞窯裏付出的大量心血。

面對眼前的一切，這位孤家寡人，不禁潸然淚下，但他“杭鐵頭”的性格也促使他默默起誓：

我決不能離開，更不能把這些寶貝交給敦煌縣太爺那樣的昏庸官僚！

之後的日子裏，他到處聯繫開敦煌藝術展覽，以獲得社會的關注和同情，同時前往重慶，找到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以及一直對自己鼎力支撐的于右任，力求讓國民政府收回成命。

幸運的是，這次努力沒有白費，敦煌藝術研究所保住了，而且獲得了更多的物質支持，還吸引了新的年輕人加入，整個隊伍更加充實龐大了。

常書鴻就像護衛自己的孩子一樣，護衛敦煌莫高窟，但有人卻認爲他是在搞“封建迷信”。

解放後，在“不勞動者不得食”的理念下，所裏一些同事堅持不再宣傳“佛教迷信”了，提議搞大生產，以至於一段時間，所裏不得不暫停壁畫、彩塑的研究工作。

1950年，社會文化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常書鴻來北京辦敦煌展。

這是在多年努力之後，他第一次收到中央級別的辦展邀請，對敦煌和他個人來說，都意義非凡。

但就在一切準備妥當，幾個敦煌年輕人卻攔住卡車不讓走，他們喊道：“我們不能讓牛鬼蛇神、封建迷信的東西到莊嚴的人民首都展出。”

常書鴻非常生氣，但又無可奈何。就算他拿出鄭振鐸局長的指示，年輕人依然不依不饒：“鄭振鐸的指示也是錯誤的！”

這種可笑的愚昧無知，在十年動亂時期，更是張牙舞爪地露出它兇殘的一面。

其間，不僅所裏的保護和研究工作停滯不前，常書鴻也被毫不留情地打倒，被人稱爲“老牛鬼”。敦煌莫高窟被視爲封建糟粕，敦煌藝術研究所，則被人稱爲常書鴻和後來的妻子李承仙兩人的“黑店”。

那些蝦兵小將，不僅批判，還毆打這位老藝術家，逼着他們夫婦倆乾重體力活。

常書鴻脊椎本就有傷，加上年紀也大了，不能站立，勞動時只能用兩塊老羊皮包住膝蓋，兩手撐地，跪着爬行。他們給他安排的勞動，是餵豬，只要豬一吼叫，聽到的人就會向常先生叫罵。

直到1978年，常書鴻才恢復所長職務。但這一年，他已經是74歲的老人，也是他在敦煌工作的第35個年頭。

1982年，在敦煌整整服務了近40年後，國家考慮他年事已高，特意安排他去北京文物局當顧問，任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定居北京。

從此，這位“敦煌守護神”，才真正離開大漠。

1987年，敦煌莫高窟，連同故宮博物院、周口店北京人遺址、泰山、長城、秦始皇陵一起，進入世界遺產名錄。

不過相對其他的世界遺產，敦煌幾乎是在常書鴻一己之力下成就的。後人應當銘記敦煌莫高窟的歷史，同樣需要銘記這位守護神40年的堅守。

回顧這漫長的40年，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曾經問過常書鴻：“如果來生再到人世，你將選擇什麼職業呢？”

他回答說：“如果真有來世，我還是會選擇做‘常書鴻’。”

✎✎✎

保護敦煌莫高窟，並沒有結束。

全球氣候變暖，地處沙漠戈壁邊緣的敦煌，面臨着越來越嚴峻的沙化威脅。

如何抵禦風沙侵襲，是歷史交給我們這一代人的最新使命。

2016年，支付寶發起了螞蟻森林公益行動，利用最新的互聯網技術，真正實現了全民參與的公益。

這意味着，守護敦煌莫高窟，已經不再是常書鴻這樣的孤膽英雄在支撐，而是全體國民共同參與。

不到3年的時間，支付寶螞蟻森林用戶數達5億，共在地球上種下了1億棵真樹，種樹總面積近140萬畝。

馬雲和常書鴻，兩代“杭鐵頭”，以不同的方式，在這大漠邊關，爲了歷史的文脈承繼，遙相呼應。

1994年，常書鴻在北京去世。生前，他留下唯一的遺囑是，將自己一半的骨灰埋在家鄉，一半埋在敦煌，實現他永遠守護敦煌的心願。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

但願，祖國繁盛，文脈不斷，歷史永續。

| 本文爲定製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