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罪犯「克里斯滕森

」被判決，章瑩穎案在法律程序的意義上，算是基本落幕。據悉，罪犯「克里斯滕森」被判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不得保外就醫、不得減刑，他的餘生將在監獄中度過。然而，對於這樣的判決，無論是章瑩穎的親人，還是外圍的輿論，都覺得並不妥當，並認為，這樣的判決結果，是在鼓勵犯罪。

是的，「克里斯滕森」確實罪不可赦，但是，以當地律條來看，似乎這樣的結局也是可預見的。從法理程序上看，審判過程應該沒什麼大問題。唯一讓人感到遺憾的是：「死刑沒有達成」。可這到底有多重要，似乎值得活著的人去追問。

坦白講，一個年輕人，被判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不得保外就醫、不得減刑，他的餘生將在監獄中度過，言外之意，他雖然活著，卻已經死掉。因為，作為個體來講，最可貴的就是自由。裴多菲曾在《自由與愛情

》中寫道：「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兩者皆可拋」。這就說明，「自由」是最重要的。

只可惜，全球範圍內，依然存續著「殺人償命」的樸素邏輯。這種想法，當然也不是空穴來風。因為，目前來看，只要一個人活著，就不可能知道死亡意味什麼。於此，死亡就代表不確定，而不確定對於任何人來講，都是最大的恐懼。

然而，到底是「死刑」痛苦，還是「終身監禁」痛苦，其實，也是不太好比較的。只不過，人們覺得，終身監禁可觸摸，就覺得會便宜罪犯。可事實上，真的是不是這樣，也並不好說。因為，對於同一件事情，往往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何況「死刑」和「終身監禁」這種被爭辯上百年的問題。

當然，作為章瑩穎的親人來講，有這種想法也是正常的。因為，他（她）們在審視「克里斯滕森」時，完全是以道德路徑在看待。至於，外圍的輿論而言，可以適當的進行情緒圍剿，但是，回到案件的實質性問題上，還是應該，以法理為「準繩」。

看待一件案件是否公允，並不是以「量刑」結果為標準，而是看案件的審理，有沒有嚴格按照所處地域的法理程序，法理律條進行。「圍觀」可以幫助完善程序和律條，但不能影響案件的審理過程。這種邏輯，應該是法理社會最基本的特徵。

所以，無論人們對於章瑩穎案的判決結果如何不滿意，也只能等到下一個「章瑩穎案」的時候，纔能有所改觀。因為，以美國的法理程序，很大程度上，輿論效應是沒有作用的。我們唯一期待的是，通過類似的案件，讓相關律條得到改進，以此為未來的慘案做準備。

而對於章瑩穎的親人，最好的選擇，就是儘快的從悲傷中走出來。因為，章瑩穎永遠已經不在人世，可以適當的惋惜緬懷，但不能長久的沉溺其中。不然，「克里斯滕森」的行為，就不只是殺死章瑩穎一個人，而是毀掉一個家庭的未來。

事實上，約束更多人守法，可能「死刑」並不是最佳選擇。如果，一個社會之中，人們不犯法是因為害怕「死刑」，那麼這樣的社會，終究會充滿罪惡。所以，我一向不太同意，「死刑」震懾這種邏輯。因為，有太多人，在準備犯罪的時候，就已經視死如歸。

所以，不判死刑，意味著「鼓勵犯罪」，顯然已經預設犯罪思想早已存在。在各類武俠小說中，人們奉行的就是「報仇邏輯」，也就是「殺人償命」的最早樣本。可是，回到武俠的救贖路徑上，最終還是歸於一句「冤冤相報何時了」。

說到底，活著人活在未來。一個罪犯為何要殺人。很多時候，真的講不清。人性惡念，大多是一瞬之間。對於「克里斯滕森」而言，即便「沒判死刑」，可能也會墮入噩夢的一生。雖然，很多媒體報道出，「克里斯滕森」在監獄裡貌似過得很幸福。但是，那隻不過是媒體為帶節奏的一種信息釋放而已。因為，我們稍微動腦思考一下，就覺得不太可能。

而作為法理的懲治，更多意義在於「治理」和「懲罰」。只要能將罪犯徹底與社會絕緣，就說明罪行得到治理，再加上對罪犯的自由剝奪，就說明罪犯被懲罰。當然，我們這裡不探討「死刑」和「無死刑」的區別。因為，不同的地域，對於懲治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這屬於人文層面的問題。

甚至，我們會發現，如果所有「一死了之」都能解決，或許也算是對罪犯的一種便宜。總之，對於章瑩穎案的判決結果，不應該過多去解讀量刑的問題。因為，在痛苦的天平上，有生的痛苦，也有死的痛苦，誰該說，死亡一定就是最痛苦的。

如果，對於死亡來講，一定是痛苦的的，那麼很多自殺的人，就不會輕易走向死亡。所以，對於一個人，最大的懲罰，就是剝奪掉他（她）選擇的權利。就拿「克里斯滕森」而言，他已經沒有自由可言，他的痛苦其實已經在路上。而對於「死刑」的悲鳴，可能更多是一種執念而已，無論是章瑩穎的親人，還是外圍的輿論，都或多或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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