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自1955年直到1980年代，美國傳統生產性行業中的大企業比重仍佔《財富》500強的70%以上。那一時期，是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傳統生產性行業的上升和頂峯時代，也是美國國內的平等時代。

1990年代是個分界線，傳統生產性行業在大型企業中的比重持續下降，金融業和新興技術產業的比重開始上升。自1995年起，美國大型企業中屬於傳統生產性行業的，比重首次降到50%以下，並在此後20年維持在45%左右；金融業和新興技術產業分別維持在15%和20%左右。

上述數據同美國製造業勞動人口的變化是完全匹配的。美國製造業勞動人口比例在1953年達到30%的頂峯，2015年這一比例已下降至10%。金融業和新興技術產業根本無法吸納如此眾多的就業人口，從製造業流出的勞動力去了哪裡呢？從前述圖表可以看出，自1995年起，商超、零售、物流大型企業開始佔據美國《財富》500強的約10%。顯然，從1990年代開始大量出現的商超、零售、物流等服務行業，成為了製造業人羣就業的去處。

美國製造業的衰退一度被認為是全球化的必然結果，以至於國內一度也有觀點認為，所有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經歷「從製造業到服務業」的必然變化。的確，當美國製造業開始因全球化競爭而衰退時，美國的上層精英們並沒有太關心他們的中下層同胞。僅在幾年前，美國輿論也還根本不像今天這樣批評中國，當時甚至還為美國製造業的衰退找到了不少「合理」的解釋。

2013年6月10日，《福布斯

2014年1月23日，《彭博商業週刊》在《逝去的工廠職位：忘掉它吧》一文中提到：「對工廠的迷戀主要基於有缺陷的經濟學。」

更早時候，時任喬治·布希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經濟學家曼昆在2003年的一次演講中告訴聽眾：「最近製造業就業下降是生產率迅速增長的一個『避無可避』的結果」。他認為：「近日我們從製造業上看到的長期趨勢，正是幾十年前農業領域所歷景觀的鏡像。」

到了奧巴馬政府時期，作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奧斯坦·古斯比也認為：「製造業部門的就業和支出比例越來越小，佐證了它非常有效率。農業部門恰好經歷了同樣的過程。」

在推動全球化的過程中，美國的跨國公司一度通過大量服務外包來實現在全球拓展，並收穫頗豐。但當企業經營不善或遭受外部危機時，跨國公司的職業經理人就會通過削減人工成本、實施重組以使企業短期業績提升。由於職業經理人豐厚的報酬與期權掛鉤，因此維持公司股價往往是首要考慮。即便是經營狀況良好的公司，在擁有大量現金的前提下，為維持股價從而確保自己的期權收益，多數也都傾向於選擇回購股票而非投入研發。在美國資本市場，華爾街的銀行家與跨國公司的高管們擁有大量共同利益，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歐美的學者在研究美國貧富差距問題時，會提出「超級經理人」這樣的概念。

從美國實際情況看，所謂「從製造業向服務業」的轉移中，真正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務業只包括金融、信息科技（包括互聯網）等少數產業，連同美國本土保留的製造業高端部分在內，就業人數都極為有限。對曾經屬於美國中產中堅力量的大部分民眾而言，從製造業遷轉出來之後，只能去從事服務員、餐飲、零售導購、客服代理等工作。

美國勞工部2015年12月8日的一份報告指出，如果無法扭轉局面，那麼未來10年美國增速最快的10大職業中，將有7個是不需要大學文憑的低收入職業。這些低端服務業提供的工資收入和社會福利水平根本無法與前期的製造業企業相比，甚至很多服務業職位只是零工模式。美國的去工業化直接導致了中下層就業崗位減少和實際收入倒退。

【02. 信貸福利主義之患】

美國的福利體系與歐洲、日本有相當大的不同。莫妮卡·普拉薩德在《過剩之地：美式富足與貧困悖論》中對美國戰後福利模式形成的歷史做了深入細緻的探討。

遭受了20世紀初期戰爭重創的歐洲國家，出於重建的需要紛紛選擇以累退制的消費稅作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稅源，通過抑制消費、集聚資本用以投資重建，逐漸在此過程中實現了政府積極參與再分配的福利國家目標。

美國在彼時卻面臨國內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旨在抑制大型企業和富人的累進位所得稅被採納，國家層面的消費稅被抑制。但在所得稅徵收過程中又形成了諸多豁免例外，尤其是1913～1954年間，員工的附加福利（醫療、養老方面）被列入企業所得稅扣除範圍，從而刺激了美國私人福利，形成了由企業為勞工購買或由勞資雙方共同購買商業保險的基本福利模式。

由於「小政府」邏輯，國家稅源基礎沒有歐洲國家那樣強，在戰後經濟發展的巔峯期，美國企業主導的員工私人福利被認為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更好，美國因而最終沒有成為歐洲國家那樣的福利國家。這也使美國政府通過公共福利來實現再分配的能力遠遜於歐洲國家，中下層的福利水平更易受到所在行業和企業微觀層面的影響。

普拉薩德認為，在公共福利不充分的情況下，美國創造了消費經濟模式，並把它建立在以按揭貸款融資支持的住房所有權之上。羅斯福總統的復興計劃將大規模建設作為恢復經濟的重要手段（在大蕭條時期，2/3的失業者來自建築業）。在《1934年國家住房法案》正式建立聯邦住房管理局後，又通過政府來刺激市場，採取了特殊的長期（10～20年）、低利率（5%以下）、高貸款價值比（接近80%）且完全分期等額償還的貸款計劃等舉措。

1938年羅斯福政府建立了FNMA，即後來的「房利美」。房利美為那些被擔保的按揭貸款建立起全國性的二級市場，為它們提供充足的流動性。美國民眾的基礎福利自此與住宅和按揭貸款緊密掛鉤。對此，前總統喬治·布希甚至講：「我認為當某些人擁有自己的房屋時，他們就在實現美國夢。」

美國的房屋價格還與教育質量和獲取教育的渠道息息相關。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羅伯特·H.弗蘭克認為，美國公立學校的教育質量會隨著學區房屋價值的中位數提高而提升，因此美國的基礎教育實際上也與信貸相關聯。而在高等教育階段，如前文所述，學生貸款早已成為沉重負擔。

在醫療方面，美國仍然沒有公共福利意義上的全民醫保，只有針對65周歲以上老年人和部分低收入人羣的醫療保險（Medicare和Medicaid）。大多數美國民眾的個人醫療福利則依賴商業醫療保險體系，也就是最終靠個人收入。這導致了仍有超過2800萬美國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如今，美國醫療費用每人每年超過1萬美元，遠高於其他發達國家。

由於醫療與商業保險高度捆綁，美國整個醫療體系事實上已經金融化，這反過來維持了製藥企業的高收入，也導致美國醫療價格比其他很多發達國家高。根據2019年美國《財富》500強企業排名榜，人壽健康保險公司與製藥企業分別佔11和12家，2018年度總收入分別高達2452.68億和3445.35億美元，其高管年收入都在千萬美元之上。

我們可以將美國的福利模式稱為「信貸福利主義」。這種信貸福利模式的建立有美國本土特殊的歷史原因，其形成和發展對美國和全球造成了深遠影響。通過信貸方式來提供基本福利導致美國本土的低儲蓄率，由於全球化壓低了中下層的生活必需品價格，一段時期內它可以抑制美國國內通脹，但這又會進一步刺激消費信貸。可以說，信貸福利主義促進了美國金融機構的發展，後者反過來提升了民眾的消費信貸能力。

對信貸不斷增長的需求，促使美國民眾在1970年代提出了「信貸民主化」訴求，金融監管開始放寬。金融自由化帶來的信貸寬鬆不斷形成債務短週期，去工業化卻導致越來越突出的還款能力問題。美國經濟史學家路易斯·海曼認為：「1970年代之前以工資上漲和穩定就業為前提的信貸體系，在1970年代之後卻被重新調整以支撐不確定的就業和收入不平等。」

【03. 信貸福利體系難維繫】

美國能夠長期在本土實現信用擴張，有賴於全球美元的不斷迴流，也即外貿出口國積累的美元出於投資收益和安全的考慮，又大量用來購買美元資產，使美國金融機構具備了信用擴張的基礎。

美國長期批評一些國家的過度儲蓄導致其出現貿易失衡，但美國從來沒有也不便承認的是，外貿出口國對美貿易順差的普遍形成恰恰與美國的信貸福利體系緊密相關。

正是因為美國主要通過信貸來滿足中下層的福利需求，寬鬆的信貸又帶來過度消費，從而形成了「外貿國生產→美國信貸消費（外貿國獲利）→外貿國以獲利購買美元資產→美國信貸擴張、繼續消費→外貿國繼續生產」的閉環。這個閉環如果要一直持續下去，需要美國的消費能力一直提高。現實卻是，由於美國資本不斷向上集中，同時欠缺公共福利再分配的能力，去工業化又導致中下層就業機會和薪酬收入雙重實際減少，美國大部分民眾的消費能力已不可能持續提升，這個閉環遲早有被打破的一天。

日本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曾評論道：「日本人揮汗如雨地勞動，生產出了美國人需要的商品，也把這些商品以低廉的價格賣給了美國。可美國說：『請借給我購物款』，於是日本就以極低的利息把購物款借給美國。如果這筆貸款能還回來還好，可人家借款不還了，並且連句『謝謝』都聽不到。在國際經濟中慈善的富翁不但沒得到應有的尊敬和感謝，反而遭受了愚弄。」

外貿國家辛苦生產、美國輕鬆貸款消費的模式，在戰後相當長時期都是美國與外貿國家形成的默契。當美國內部分配出現階段性問題時，民意就會反映至政治層面，美國在政策上就會選擇對外貿國家施壓，為中下層爭取回來一些利益，以使中下層的信貸福利能夠持續下去。但這隻會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因為只要美國仍然堅持信貸福利主義，同時又不能恢復生產性行業的中低層工作職位，無法保證中下層的長期收入增幅能夠覆蓋信貸債務，信貸福利制度最終將難以維繫。

【04. 政治遊說負面影響大】

對立法和政策進行遊說在美國是合法的。

在1950年代，政治遊說在美國還不受重視，但戰後隨著資本集中以及政府對大企業管制措施不斷加強，感受到壓力的大企業不斷加大其對立法和政策進行遊說的力度。根據已宣佈競選美國總統的民主黨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這是我們的戰鬥》一書中披露的內容，1983年美國用於政治遊說的支出為4.87億美元，2013年這個數字已增長至33.8億美元。沃倫表示：「企業目前每年用於遊說參眾兩院成員的經費，已超過納稅人用以維持參眾兩院的經費支出。這就像是一個由權貴僱用的影子政府，由它來確保民選政府不會出格。」

在2010年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認定，企業屬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規定的「人」，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此案後，限制企業政治宣傳活動支出的《兩黨競選改革法》（2002年）因違憲而被廢除。對美國政治遊說活動的限制進一步減少。

沃倫披露，美國製藥公司長期反對為Medicare醫保提供處方葯優惠，儘管Medicare的適用人羣有限，但製藥公司擔心聯邦政府會通過批量採購壓低價格。2000年左右，遊說機構更大膽建議將處方葯納入Medicare的D部分，即要求聯邦政府在支付處方葯時不能進行任何價格談判。這為製藥公司帶來了大量收入，相當於每年花掉美國納稅人250億美元。

曾在柯林頓政府時期擔任勞工部長的羅伯特·賴克在其著作《拯救資本主義》中提及，美國銀行業和信用卡公司曾遊說修訂《破產法》，使勞動合同不再是企業破產時最優先的考慮對象。在過去20年中，美國所有大航空公司都至少經歷過一次破產，其目的，通常是以破產為要挾來規避履行和工會之前達成的協議，實現對員工減薪。同樣未被列入破產保護的，還有學生貸款。

當遊說無法阻止通過某項法律時，特定行業還會用遊說國會撥款的方式來影響執法。賴克披露，美國食品行業曾遊說國會，最終使《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安全現代化法》的執法經費少得可憐，導致該法案難以被實際執行。

政治遊說的另一個極端體現是美國政商之間的旋轉門。眾所周知，美國財政金融系統的高級官員，往往都是從華爾街高管中產生的，儘管廣受詬病，但此現象似難有改變。

美國的去工業化、信貸福利體系和政治遊說三方面其實是相互勾連、相互影響的。去工業化有利於跨國公司股東和高管的短期利益，信貸福利促進了金融業的壯大，而跨國公司和金融業因在高度發達的美國資本市場擁有共同利益，又通過政治遊說從立法和政策上進一步維護自身利益，最終結果就是美國中下層民眾高度依賴信貸、工作機會不斷喪失、實際收入不斷減少，導致出現21世紀的民粹主義風潮。

可見，美式貧富差距的根源在美國內部。美國屢屢主動挑起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不過是其轉移國內矛盾視線、延緩國內矛盾的一種手段，並不能最終解決美國本土深層次的問題。

圖片來源｜pixaba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