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依附世家大族,唐自安史之亂後擁兵自重、尾大不掉,明末軍閥割據、自相征伐,看起來,宋高宗趙構最終似乎牢牢掌控了政權和軍隊,單靠僅存的九皇子的大義恐怕很難做到吧,況且席捲江南的方臘起義被官兵鎮壓不過十年,那到底採取了什麼措施,又有哪些客觀因素幫助趙構穩定了南宋政權呢?


結論是運氣好。

趙構最初的草臺班子,無論文武都沒有什麼在中樞工作的經驗。

宋高宗在登基之初的文臣班子,汪伯彥、黃潛善、朱勝非、宗澤等人都只是地方知府、知州,範宗尹、呂好問是諫官,呂頤浩只是專長於財政……

武官方面,除了陳淬、劉光世、王淵有過指揮一路兵馬的履歷,其他韓世忠、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這些也就有過統帥幾百上千人的經驗。

簡而言之,趙構後來所謂的「中興名臣」有一多半要麼還沒上線,要麼還是開局一條狗一把刀裝備全靠撿的萌新,僅以這個陣容來說,做個割據一方的地方政權還湊合,要整合力量南北對峙的可能性搞不好還不如南明。——那麼,這個草臺班子是怎麼掌控局面的?真的如高曉松、袁騰飛吹的那樣「是因為宋高宗的雄才大略」?

吐槽鬼?朱熹後來是這麼評價宋高宗前期的小朝廷的——

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公入來,整頓一番,方略成個朝廷模樣。

這裡的「李公」指的就是東京保衛戰的指揮者的名相李綱。趙構親信的汪伯彥、黃潛善,雖然給他的小朝廷帶來了第一波軍隊,但是對如何運營整個朝廷,根本無從下手。只有李綱在靖康年間既有過中樞工作,又指揮過大軍守城——考慮到北宋的中樞宰執要麼是被追究罪責(蔡京、童貫等),要麼是在東京城破後被一波帶走,李綱幾乎是趙構要重建朝廷的唯一指望。

然而,這樣重要的李綱在相位只呆了不過70天,期間還得不斷應付汪、黃之流的拖後腿,這樣才初步搭建出了個「朝廷模樣」,也有了呂頤浩、趙鼎、張浚這些地方官僚學習成長的空間。

元代的《宋史》編撰組在寫到南渡諸相的時候都忍不住吐槽宋高宗:你有李綱不用,用什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是哪裡和正常人不一樣吧?

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于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恆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

南宋之後的歷史,說的好聽點叫「不斷螺旋上升」,說的不好聽就是反覆作死的過程。

宗澤好不容易站穩腳跟,把他的班子交給水旱蝗湯的杜充,挖開黃河大堤直接完球……

數萬大軍雲集揚州,被金兵數千擊破,守將王淵則把預備的舟船拿去運送財貨了……

好不容易收攏較有戰鬥力的西軍殘部,結果給張浚在富平之戰一把梭哈全軍覆沒……

說好讓嶽飛統領長江中游軍事,臨時又反悔,結果淮西七萬大軍被逼的全軍投敵……

至於最(不友善)(不友善)的十二道金牌,我更是連提都懶得提了……

就趙構這微操水平,上下五千年來只有常氏凱申一人能勉強望其項背,他還沒有蘇聯美國兩個爸爸的持續輸血,這樣都能生存下來,不是運氣是什麼?


運氣好這種可以仔細劃分劃分。趙構這狗賊確實運氣好,本人有一定的基本能力。

立足類似於司馬睿。

第一是祖蔭尚在,金人太野蠻。

北宋統治一百多年,邊患一大半,但內部大致是穩定的。河北江南都記得官家恩德。劉豫這等傀儡政權從來不能收拾人心,南方草頭王多,稱帝的沒有。

北方金人太過於野蠻了,河北抗金風起雲湧。

第二是徽宗欽宗驚慌失措,近宗康王之外全夥打包送給了金人。

康王在南京應天府(今天的商丘)就任天下兵馬大元帥。基本儲君,就有人投靠。不然李綱為啥在他那?張浚這志大才疏的平庸之輩又何以掌控半個陝西又轉手葬送?

有效統治

就是北宋滅亡太過於突然,南方的官僚體系保存比較完好,還來不及形成有體系的豪強與中央爭鋒。

還有就是江南塞北區別太大了。金兀朮搜山檢海都打的趙構狗賊惶惶然海舟之上了,長江天險沒有絲毫的阻擋。那不還沒有水軍麼。。望而卻步。

趙構狗賊比起司馬睿有基本的智商與能力,沒有迅速的內部權力鬥爭與清除異己。選擇繼承人選的還可以,沒有退位嗝屁。當然此人平庸不堪,沒有大志,沒有良心,沒有勇氣,所以浪費河北江南仁人志士的期望,浪費了李綱、嶽鄂王等人才,被奸賊秦檜利用(這一對狗賊君臣狼狽為奸),千百年來為大眾所恥笑。

很多南遷小朝廷都缺乏智商。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區別。趙構狗賊算平庸之輩,司馬睿相比之下智商堪憂。南明諸位。。有腦子的實力不夠,沒有腦子的自相殘殺。

相比,趙構狗賊確實算做的好一點的。但平庸就是平庸,猥瑣就是猥瑣,無膽就是無膽。從這幾點看像他的祖輩趙光義這個狗賊。一樣而且更為人恥笑。

趙構不是沒有智商,不是沒有頭腦,不是沒有眼光,他不是昏君,不是弱智,不是平庸之輩,他就是壞。


我們似乎總是對我們的古人很嚴苛,而對我們自己的時代過於寬容。關於趙構的評價並不是我想要論述或爭辯的重點,且以王曾瑜的《荒淫無道宋高宗》為代表,其評價在學術界也有著一種傳統的看法。

實際上,南宋政權的重建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階段,趙構的所作所為是面臨複雜的國內外政治局勢和自我的政治考量之後權衡利弊而作出的。趙構首先是趙構,其次纔是趙家人,再次纔是大宋皇帝,三重身份的內外圈層關係是我們需要考慮的。為了維護個人利益,趙構第一次宋金戰爭早期寧願選擇向金稱臣,泛舟海上。為了維持趙家地位,祖宗法度,御將之道斷不可廢。為了維護大宋統治,才斷斷續續支持張浚北伐,進行紹興和議,維護國是。

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高宗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名義上宣告了南宋的成立,他也成為南宋第一代皇帝。但南宋能否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政權,寺地遵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中認為,宋高宗還亟須解決五大課題:一是終結與金朝的戰爭狀態;二是皇帝重新全部掌控軍事權;三是獲取所有政治勢力的歸心與支持;四是平定南宋境內尤其江南腹地的各種反亂集團;五是重整統治機構以恢復國家與鄉村的聯繫紐帶。

其實這五大課題的核心即是軍事和財政體制的重建。

李綱和宗澤都是趙構政權早期的核心人物,李綱在欽宗時期以主戰著稱名動天下,所以高宗邀請李綱入府也稱其「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想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4)除了對官僚體系的整頓之外,李綱對於軍事建設提出了所謂的「藩鎮政策」,宗澤與其間接相似,迅速接受。

為今之計,莫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其將士。各習戰陳,相為脣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

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裏、親戚、墳墓,必無遁逃。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三朝北盟會編》卷45)

總體上看,李綱主張:1.設置藩鎮軍,2.將軍之職世襲,3.自給自足,4.鄉裏互保。

可以說核心在於地方分權,軍事自保,延續中晚唐以來的藩鎮體制以應對非常之時。

而黃潛善、汪伯彥作為擁立高宗之人,除了主張議和(和南逃)之外,也努力強化皇帝軍隊或中央直轄軍的編製。建炎元年五月,設置了皇帝直轄的軍事單位御營司五軍,黃汪兩人擔任御營使和副使。同時提拔大批財務官僚,如張愨和梁揚祖,前者負責一般財政的重建,後者負責茶鹽酒專賣,兩人同為黃汪集團中人。梁推行鹽鈔法「未逾月,商人入納,至百餘萬緡,軍餉遂給」(《要錄》卷2)張愨則頗為受到高宗信任:「上獨委以理財之事」「東南諸路,皆惕息承命,國用賴以毋乏」(《要錄》卷9)

當然隨之而來的皇帝駐蹕地之爭與李綱的失勢表明了高宗戰略主張的更替。

宗澤主張還都開封,與金決戰。李綱主張暫駐南陽,縱未能入關,以示不忘中原之意。黃汪等人主張巡幸東南(揚州)。宗澤的主張未受到中央其他人士的支持,而高宗雖然最初一度決定前往南陽,但最後還是決定前往揚州。而李綱也隨之失勢,不過因揚州隨後被金軍攻破,黃呂二人也被罷免。其實巡幸東南,還有一個對金防線的問題,是防淮(河)還是渡(長)江?當時殿中侍御史張守的看法可謂最為實際。

今之為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於楚、泗及淮陰三處,敵亦未能遂入;然恐我師怯戰,望風先潰。......此可患者一也。我若渡江,而宿重兵於昇、潤,敵亦未能遂侵;然去中原益遠,而民心易搖動。......此可患者二也。惟其利害相形,遂不能決。若為中原計,而幸敵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為宗社計,而出於萬全,則用過江之策。(《要錄》卷19)

可以說趙構政權選擇巡幸揚州之時已經決定「為宗社計」放棄中原了,南宋王朝的防禦性的特質是趙構政權賦予的。

既然趙構決意南渡,那麼南宋政權面臨的另外一難題便是羣盜問題,據山內正博在《南宋鎮撫使考》中的統計,建炎元年到紹興二年的六年間,以建炎三年的57起叛亂數為最高,各路合計則共有178股盜匪,平均每年29股,但到了紹興三年就銳減為10起,紹興4、5年更降為4起。也就是說紹興二年乃是分界點,而這一年則是韓世忠、嶽飛、劉光世、張俊四大家軍成立的時間。建炎三年(1129)到紹興三年(1133)整整五年,政治狀況變化十分激烈,主要是南宋政權鞏固時期,也是呂頤浩登上政治舞臺的時期。而呂頤浩和張浚因為處理苗劉兵變有力而被高宗信任,呂頤浩主政期間以鎮壓(平息)長江以南的叛亂為最高目標,同時引入經制錢、月樁錢等制度維持國家財政。

趙構南渡,雖然帶有防禦保守的特點,但這一時期尚未喪失進取精神,如果防淮以建康為駐蹕,積極依靠嶽飛、韓世忠等軍事將領,收復中原不是沒有可能。 事實上,高宗也的確這樣做過。紹興三年之後,經過呂頤浩等人的努力,南宋境內的羣盜基本平定。四年,11月,齊金聯軍南下,高宗起用張浚為知樞密院事,紹興五年2月,任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事、都督諸路軍馬,與趙鼎共同掌握了這一時期的南宋政權。

張浚趙鼎措置軍事以應對,張浚主張乘此時機殲滅劉豫,而趙鼎則認為殲滅劉豫則需要和金髮生軍事決戰,如果沒有把握最好還是先不要做。高宗傾向張浚主張。但張浚僅僅事都督諸軍事,還要依靠各個部隊。張浚希望聯合劉、韓、嶽、張等人的軍隊以禦敵。但由於劉光世不肯合作,最終引發了劉光世被罷,麗瓊叛變投降偽齊之事。

其實這一時期,高宗在建康曾駐蹕一年,紹興六年8月,張浚「自江上入朝,力陳建康之行不可緩,朝論不同,帝獨從其計」(《續資治通鑒》卷117)但到了紹興七年10月,移往杭州,趙鼎曾勸說:「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高宗回答:「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要錄》卷116)」

淮西兵變之後,朝廷意識到無法控制的武將勢力纔是當務之急的議題,所以便開始了宋朝第二輪的「收兵權」事件。第一步是建立各路私家軍的聯合合作體制,具體時段為紹興四年至紹興六年,前述張浚建立行營護軍制可以視為這步完成的標誌性事件。第二步則是解散各路私家軍,進而整編為御前禁軍,具體在紹興十年、十一年間,標誌性事件就是罷三大將兵權。

即便收兵權成功了,不過軍區分立原則通過制置使的設立而被確定下來了。所以這也是南宋政權北伐屢次不成的根本性原因。最後一個部分談談南北宋區域空間的政治地理格局。南宋的政治地理格局如下。

三大防區基本上也是三大制置使司的統轄領域,即四川、荊湖、江淮制置使司。同時設立了總領所。總領所主要是向各宣撫、制置司所屬軍隊提供軍需的財政官員,除了從中央得到一部分財物, 總領所主要是從地方徵收財物之後, 直接供饋給軍隊, 將提供財物的地區和消耗財物的地區直接聯繫起來, 兩者共同構成它的轄區。

這樣的格局就導致了南宋北伐時,三大區無法很好的協同作戰,但卻有很好的防禦能力。而北宋則不同,北宋的中央集權遠超過南宋,通過轉運使、發運使將地方財政收歸中央,再由中央統一劃分。

兩宋的空間結構可以簡化如下:

可以看到,北宋的結構是圈層式的,是建立在地域職能分工前提下的圈層式結構。這種結構最便於對國土各個部分均勻地施加影響, 這也是北宋「安內」 較為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 區域之間的功能異化使各區都需緊緊依靠中央, 缺乏自成一體的能力,需要中央來轉移支付。

而南宋的結構是區塊式的,便於區域內部軍、財合一但中央集權的能力卻弱。這樣的政治設計則是從高宗時期便開始形成的。也是因此,在南宋之後的歷次北伐時,史書中經常能看到南宋軍隊很容易就能打到河南,似乎收復失地直搗黃龍指日可待,但實際上中路軍進入河南地往往是孤軍深入,缺少支援,金軍在陝西地部署了大量兵力,四川司往往需要面對金軍主力,雙方難以突破,而江淮司由於關係中央安危往往難以大規模北上,難以取得山東地。所以這樣的政治空間決定了南宋政權進攻不足,自守有餘的特點,而這種特質的形成與南宋初期政治史的演進有著密切的關係,可以說趙構奠定了整個南宋政權的基本底色。

參考文獻:

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

餘蔚《兩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

餘蔚《論南宋宣撫使和制置使制度》,《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1期。

虞雲國《論宋代第二次削兵權》,《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

虞雲國《大宋的軍隊必須姓趙》,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07年10月。

虞雲國評《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大宋的軍隊必須姓趙?

www.thepaper.cn圖標

劉子健《中國轉向內在》,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6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


這個問題恐怕不是一兩本著作可以回答清楚的,只能推薦閱讀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鄧廣銘《嶽飛傳》、餘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黃寬重《南宋地方武力》、包偉民《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黃純艷《宋代財政史》、劉子健《中國轉向內在》、蔡涵墨《歷史的嚴妝》等著作,可能能幫助題主從多維度瞭解該時段的歷史。當然,上述著作有些比較早了,其觀點在學界也受到了種種挑戰與反思,還有很多前輩學者的著作沒有列出。由於史料缺失,很多歷史細節已經不存;後人的書寫又對我們的理解產生極大的遮蔽作用,當今學界仍在努力整理文獻材料,隨著對材料認識的加深,研究水平也會逐漸提高。


血債總是血債,漢奸終是漢奸,這點沒得洗。

很多人說趙構壞且蠢。

壞是壞,蠢是蠢。

壞是不管大義,蠢是不知怎麼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壓根就是兩件事情。

但看到 @lawliet 的回答,我深有感觸

不開上帝視角,解決前文中說的五大問題,需要什麼能力?

宋高宗接手的局面,

同宋欽宗接手的局面相比如何?

同宋徽宗接手的局面相比如何?

對過去人嚴苛是何等的快意?對身邊人的挑剔又要多大的勇氣?

趨利避害在成為習慣之後已經成為的不自覺的行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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