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文學組織VIDA公佈了十幾名女性的匿名聲明，指控美國詩人託馬斯·塞耶斯·埃利斯（Thomas Sayers Ellis）的不正當性行爲。這些聲明稱，在過去數年中，埃利斯強迫性的挑逗、嘲弄、身體暴力和威脅幾乎毀掉了她們的職業生涯。當時52歲的託馬斯·埃利斯在文學領域廣受尊敬，同年1月被聘請爲愛荷華創意寫作工坊（Iowa Writers’ Workshop，即愛荷華大學文學創作專業）的客座教授。在VIDA公佈這些聲明不久後，埃利斯的課程就被取消了，一名大學職員證實他們正在“調查情況”。如今這起案件已經廣爲人知，既有多重指控，也有網絡聲援，還有對於權力結構導致的權力濫用和禁止明確表達同情的批評——這一活動被稱爲“反性騷擾運動”。

賈·託倫蒂諾（Jia Tolentino）在關於埃利斯一案的報道中寫道，“在創意寫作領域裏，掌權男性的這種令人不齒的行爲，是一種‘傳統’。”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愛荷華創意寫作工坊，那是美國最負盛名的MFA（藝術創作碩士）項目。作爲美國第一個授予碩士學位的創意寫作項目，該工坊只接受一小部分申請者（2016年約3.7%），並承諾給予高額獎學金。工坊的教師幫助學生與編輯建立聯繫，著名的客座作家介紹學生進入文學圈子，使得該項目培育了許多優秀作家。18名工坊的畢業生獲得了普利策獎，還有數千名畢業生出版了著作，他們常常受到評論界的稱讚，工坊的教師同樣也很出色。

20世紀50年代，詩人保羅·恩格爾和一羣學生在一起，他後來接任愛荷華作家工坊的管理工作。圖片來源：The New Republic/Frederick W. Kent Collection/The U

但是，這些出色的教師中，也不乏一些人騷擾、恐嚇和戲弄他人。託倫蒂諾的報道表示，愛荷華的學生對於埃利斯被指控的這些行爲同樣感到頗爲苦惱，這件事讓人想起多年以來工坊裏其他的老師和詩人。在工坊83年的歷史中就有這樣的例子：20世紀60年代，工坊教師、作家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就曾告誡新來的老師不要引誘本科生，但是他暗示研究生可不一樣；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承認“作弄過學生的衣服”。詩人約翰·貝裏曼（John Berryman）曾在參加派對的路上，在汽車後座上摸了一個學生，當她試圖拒絕的時候貝裏曼便退縮了（“什麼？你的意思是不上牀？”）。他們常常爲了一個女人不惜百般引誘、情色交易，乃至醉酒鬥毆。“那些老師整天亂搞，” 作家桑德拉·希斯內羅絲（Sandra Cisneros）談到她上世紀70年代末在那裏的經歷時說，“他們似乎覺得免費的馬子是應得的報酬。”

大衛·道林（David O. Dowling）在他的新書《微妙的侵犯：愛荷華作家工坊的野蠻和生存》（A Delicate Aggression: Savagery and Survival in the Iowa Writers’ Workshop）中明確表示，揭露性別歧視並不是這本書的目的，用序言裏的話來說，該書通過講述當代重要作家的職業生涯（從愛荷華工坊成立之初到如今，這些作家在衆多傑出的導師的指導下學習或授課），從而考察“愛荷華作家工坊對文學和出版業的影響”。毋庸置疑，其影響相當深遠：道林通過書中15篇簡短的傳記，記述了這些20世紀最著名的美國作家是如何製造了這一制度環境，並且是如何爲這種制度環境所影響的。他也描繪了自1940年以來，工坊和出版業是多麼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紐約時報》上如此多的書評獲得了愛荷華的認可絕非偶然。1941年，詩人保羅·恩格爾（Paul Engle）接任工坊的管理工作，他相當強調發展專業素養。在掌舵的二十多年裏，他孜孜不倦地爲學生和整個項目爭取獎學金和企業贊助。愛荷華作家工坊的學生一直以來的目標就是出版書籍。道林對恩格爾領導下產生的矛盾很感興趣，並以此追溯工坊後來的幾十年：創作是如何能既具開創性又受人歡迎呢？嚴苛的制度會扼殺創新嗎？怎樣才能像恩格爾所希望的那樣，既是一個“文學家”，又是一個“商人”呢?

《微妙的侵犯：愛荷華作家工坊的野蠻和生存》

這些問題其實已經在其他地方被戴維·邁爾斯（D.G. Myers）、馬克·麥古爾（Mark McGurl）和埃裏克·本尼特（Eric Bennett）等學者巧妙地解決了。但道林的書有其重要性和創新性，書中詳細記述了性別歧視給愛荷華作家工坊帶來的影響。他查閱了大量的文獻和檔案，發現了一些描述不當性行爲的信件、採訪和回憶錄，因此書裏有很多腳註（大衛·道林是愛荷華大學新聞與大衆傳播學院的副教授，從事引文研究的學術實踐）。他的書充分展示了存在於制度環境中的性別歧視，而不是聚焦在零星的性騷擾事件上：性別歧視根植在愛荷華作家工坊的文化與歷史中。書中講述了諸如拳擊比賽的趣聞軼事、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暴跳如雷，以及參加研討會的同時還要養育兩個孩子的艱辛母親。他還講述了女性作家之間互幫互助，蔑視男性權威，以及她們後來成立的與愛荷華截然不同的作家工坊。愛荷華作家工坊似乎有很多野蠻的地方，但與之相對應地產生了嶄新的抵抗形式和生存之道。

書裏有很多令人唏噓的年長男性作家，但書的第一章聚焦於一個女人：弗蘭納裏·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她是工坊最著名的畢業生之一。奧康納當時是喬治亞州米利奇維爾的一名大學畢業生，也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她在1945年被錄取，成爲工坊的一名學生。在滿是退役士兵的教室裏，她是一個“聰明的不合羣者”。一位同學回憶，他們是“一羣生活艱難，卻相當放蕩的人”。奧康納一開始不敢在課堂上朗讀她的作品，經常讓男同學代她朗讀，後來當她大聲朗讀她的第一部小說《智血》時，恩格爾被她對性誘惑的描述震驚了。爲了糾正他認爲的不合理之處——他稱之爲“可愛的無知”，恩格爾把她叫到辦公室，然後建議到他的車裏去，在那裏她可能會更自在地談論自己的性經驗。奧康納和他一起去了，但她對自己的性生活隻字未提，也沒有修改自己的小說。後來，她三次贏得歐·亨利文學獎，並在1972年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

矛盾的是，愛荷華作家工坊作爲一個旨在激發創造力的文學機構，早年間卻充滿了尚武的精神。當時的教室設立在軍營中，恩格爾在打字機旁放了一根鞭子，扮演軍士教練員。他鼓勵學生互相嚴厲地批評，希望他們能變得有韌性，變得堅強，好似工坊的課程就是軍隊裏的基訓。道林解釋道：“恩格爾通過建立共同的敵人，讓大家團結在一起——出版業大批潛在的敵對評論家和編輯，這一舉動源於冷戰思維。” 文化是冷戰時期的一種武器，恩格爾也在爲冷戰做準備。奧康納並不反對她“前導師”的教學方法。“無論我走到哪裏，都有人問我，大學是否扼殺了作家，”她曾說，“我覺得，他們扼殺的反而不夠多。”

美國社會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期間發生了巨大變化，與其他地區一樣，愛荷華作家工坊進入了道林所說的“水瓶宮時代”，一個社會革命運動伴隨着性解放和毒品氾濫的時代。更多的有色人種作家來到愛荷華，包括桑德拉·希斯內羅絲（Sandra Cisneros）、喬伊·哈霍（Joy Harjo）、麗達·多維（Rita Dove）等女性學生。這個曾經禁止學生留長髮的地方——恩格爾說長髮太過浪漫，他要求學生“剃髮明志以保持專業素養”——現在卻錄取了諸如T.C·博伊爾（T.C. Boyle）這樣的學生。博伊爾自稱“嬉皮士中的嬉皮士，道德敗壞之極”。雖然仍有老兵書寫他們的戰爭經歷（這次是越戰），但同時還有其他學生寫下了搭便車旅行和吸食海洛因的故事。

弗蘭納裏·奧康納

未曾改變的是愛荷華工坊的教室、餐館和酒吧裏咄咄逼人的大男子主義。普利策獎得主小說家簡·斯邁利（Jane Smiley）回憶道：

老師們往往是有一定年紀的男性，他們認爲競爭很關鍵，也就是所謂的諾曼·梅勒時期。據說如果你不同意諾曼的意見，或者給了他差評，他會氣得朝你鼻子來一拳，你們也許就會因此在餐館打起來了。

這種事可沒少發生。道林在書的開篇講述了1954年貝裏曼和他的學生、未來的桂冠詩人菲利普·萊文（Philip Levine）酒後鬥毆的軼事。顯然，“萊文用重拳與他的導師建立了一生的友誼。” 後來，他講述了詩人迪倫·託馬斯（Dylan Thomas）在訪問愛荷華市時，如何與一名女子發生爭執，並寫出一名老師所謂的“最優雅地串聯在一起的猥褻片段”。道林稱之爲“最好的褻瀆詩歌，最糟糕的是充滿酒臭味和對於女性的厭惡”（託馬斯寫的第一句就是“你這他媽該死的婊子！” ）。約翰·艾文（John Irving）開始是工坊的學生，後來成爲了老師，他曾經試圖用摔跤解決在愛荷華檯球場的學生納爾遜·艾格林（Nelson Algren），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在20世紀60年代的作家工坊頗爲盛行：究竟是拳擊強，還是摔跤強？有一段時間，拳擊佔了上風，以至於有學生覺得每週都應該辦場拳擊比賽——“至少對男人來說應該如此”。後來，一位準作家用“海明威式” 來形容一位的同學的拳頭（諸如“這是一記不錯的重拳，一記坦直的重拳，一記講述你自己故事的純粹重拳”等等）。正如道林所說，“梅勒、拳擊和豪飲都是工坊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風氣背後隱藏着高人一等和不斷的挑戰、嘲弄與自我擴張的精神。”

這種“大男子主義”感染了整個教室的氛圍。嚴厲的批評一直是工坊教學的核心。恩格爾認爲“年輕作家往往高估了自己的創作能力，只有嚴厲的批評才能讓他們清醒地認識自己”。 希斯內羅絲對此說得比較簡單：“沒有愛。”詩人羅伯特·布萊（Robert Bly）描述了學生撕毀正在創作的作品時是如何“互相攻擊”的。讚美從來都不公正，而是處處充滿偏頗的。當像博伊爾這樣的男學生和他們的導師在校外喝酒的時候，“爲了測試女學生的意志，她們反而受到了嚴格的審查，這一過程被合理化成爲一種教學法。”她們面臨着一項很多女性都相當熟悉的測試：證明自己足夠堅強，能夠成爲男人中的一員。

當然，女學生還有第二個選擇：引起老師的性趣。據道林寫道，一些女學生會有意識地討好別人，利用自己的年輕美貌來得到學業上的好處。還有一些人的天真爛漫吸引了年長男性作家，讓他們覺得另有弦外之音。希斯內羅絲在芝加哥洛約拉大學讀本科的時候就受到了一個教授的特別關照，不久之後她就意識到“教授對我感興趣是覺得我是個不錯的作家”的想法太過天真了。她現在警告年輕女性，不要理睬任何來自有權勢男人的主動示好。

就男性作家而言，他們把這種曖昧看作是一種恢復活力的邂逅，或者僅僅是應得的回報。馮內古特在一封信中寫道：“女人能夠讓漂泊在外的男人重拾雄心和智慧，而我已經兩次有此幸事……這兩次，在和這些天使睡過之後，我又重新開始寫作和作畫。”他還寫道，“貝洛（Bellow）和梅勒一次又一次以這種方式重拾自我，就像買新車一樣。”（很難想象一個人能把自己的學生比作消費品。）有傳言說，女性申請者是看照片錄取的。一位70年代參加過工坊的女學生把工坊的女性形容爲“沒有必要的裝飾性花瓶，沒什麼用處”。

希斯內羅絲和哈霍對於工坊的文化氛圍頗爲失望，於是她們互幫互助，在情感上、物質上和創作上互相支持。希斯內羅絲幫哈霍照顧孩子，讓她騰出時間寫作。她還鼓勵哈霍寫詩，將作爲一名藝術家和單身母親所面臨的窘迫融入詩中。兩個人開始在課前喝酒。有一次，她們向一位老師提出質問，爲什麼不讓她們參加每週輪流的閱讀會。“當他看到我們倆的時候，”哈霍說，“他開始後退，彷彿我們要拔出刀來，或者把他頭皮剝下來一樣。”在下一週的閱讀會上，她們的詩就被拿來品評了。

還有其他一些女權的抵抗行爲。比如，當斯邁利已經厭倦了再聽一位“年長男性”的品頭論足，便把一則正在創作的作品交給一位女性朋友。這位朋友在研討會上讀了這則作品，並給了斯邁利應該繼續寫下去的鼓勵。希斯內羅絲不顧顧問唐納德·賈斯蒂斯（Donald Justice）的反對，繼而寫出了《芒果街上的小屋》。20世紀70年代，作家工坊的女性們建立了一個名爲“優雅與紅寶石（Grace and Rubies）”的女性專屬餐廳兼圖書館和聚會場所。博伊爾就此事寫了一個諷刺故事，這則故事發表在《閣樓》（美國著名色情雜誌）雜誌上。到了1978年，當女性承受着讓男性進入她們專屬場所的壓力時，該場所便關閉了。慢慢地，經過不懈地努力，作家工坊變成了一個更加多樣化、更加能夠接受新思想的地方。

《芒果街上的小屋》
[美]桑德拉·希斯內羅絲 著 潘帕 譯
譯林出版社 2012-1

幾年之後，希斯內羅絲回想起她在作家工坊的經歷時說：“在愛荷華作家工坊的經歷，讓我發現了自己的不同。我與衆不同的地方是能夠把自己從一起學習的人和閱讀的詩歌裏抽離出來，發現真正的自我。不過這種體驗並不愉快。” 現在她是一名成功的作家，她想創造一種協力合作的工坊體驗，就像她的朋友哈霍曾經描繪的“餐桌社區”。 1995年，她創辦了馬孔多作家工坊（馬孔多是《百年孤獨》中描述的一座虛構城鎮），她在餐桌旁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後來，成員起草了一份“富有同情心的行爲準則”。希斯內羅絲認爲，教師不應該是施虐狂，而應該關愛和支持自己的學生，作家應該思考的是如何爲世界做出自己的貢獻。“馬孔多作家工坊是一個彙集了富有同情心、有雅量的作家的講習班，這裏的成員相信自己的作品能夠帶來更加美好的非暴力社會變革。換句話說，這與愛荷華作家工坊恰恰相反。”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同樣有許多作家在愛荷華作家工坊的薰陶下轉變了寫作風格，找到了真正的自我。道林的書中有很多作家對愛荷華作家工坊對於職業生涯的影響做出了積極迴應，這些作家包括工坊的老師和學生，比如W·D·斯諾德格拉斯（W.D. Snodgrass）、瑪麗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和艾納·馬席斯（Ayana Mathis）等。他還指出，女性作家張嵐（Lan Samantha Chang）從掌管工坊14年之久、嚴苛到從不妥協的弗蘭克·康羅伊（Frank Conroy）手中接任工坊，意味着一場“進步的文化接替”。道林認爲，她的任命標誌着“工坊裏的性別歧視和種族政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表示了從1987年到2005年主持工作的康羅伊只是簡單地延續了“恩格爾時代的父權統治”。 道林將張嵐描述爲一位“富有同情心”和“包容心”的領導者，在她的領導下，工坊招收了更多的有色人種學生。與早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今天的愛荷華作家工坊和其他美國大學一樣，已經明確實施了禁止性騷擾的政策，那裏的老師也接受了相關培訓。

愛荷華作家創意寫作工坊並不是美國唯一的創意寫作項目，也不是唯一一個深受性別歧視困擾的美國文學機構——正如近期的一些反性騷擾事件所展示的那樣。《微妙的侵犯》一書彙集的經歷，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清楚地瞭解愛荷華作家工坊的歷史，而且能夠讓我們更廣泛地認識這一段文學史。在這段歷史中，女性的聲音被奚落、被忽視、被打壓。像希斯內羅絲這樣的故事只是那段歷史的滄海一粟，有太多的性侵犯、大男子主義和對女性的歧視不爲人所知。道林還表示，官方記錄中仍有很多空白，因爲弗蘭克·康羅伊把他的檔案封存到2024年。儘管道林擁有特殊權限，但是工坊的管理部門還是“決定從檔案中刪除一定數量的材料”。道林的書讓你有機會瞭解那些90%的默默無聞沒有成爲作家的工坊學生，他們挫敗的原因和他們本可以寫的書。

作家兼評論家蒂莉·奧爾森（Tillie Olsen）曾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爲那段沉默的文學史致哀：“致那些默默無聞、不甚光彩的米爾頓（Milton）們：那些醒着的時候都在爲生存而掙扎的人；那些幾乎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那些女人。”她的思緒觸及的是那些從未有機會去過愛荷華作家工坊這種地方的人，更別說大學了。但當我讀道林這本書的時候，腦海中浮現的是她爲“未完成的作品”以及未曾有的創作而著的哀歌。《微妙的侵犯》是一段歷史，也是紀念，它證明瞭女性的創作常常會被男性的成功所扼殺和犧牲。

本文原載於新共和，原標題爲“Unfinished Work：How sexism and machismo shaped a prestigious writing program”。作者：Maggie Doherty，翻譯：張海寧，編輯：黃月、朱潔樹，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