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刻本《妙法蓮華經》與中國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時間

這份《妙法蓮華經》殘卷，是涉及中國雕版印刷術起源的重要早期印刷品，曾被一些學者視作武周時期所印，試圖以此證明在武周時期中國就發明了雕版印刷。拙著《中國印刷史研究》對此做有專門考辨，指出這一認識的錯誤。

由於這一印本過去僅有兩個殘段保存在日本，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和感興趣的人士都不便觀摩。1978年，蘇州瑞光寺塔發現了六卷與此同版的《妙法蓮華經》殘卷（現藏蘇州博物館），這給人們觀摩、利用這一刻本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

2017年

上海書畫出版社

洋裝影印本

2017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將這六卷殘卷洋裝影印出版，爲讀者提供了很大便利。今年7月，該社重又以卷子本原裝樣式精心複製此經，最大限度地以接近經卷原貌的形式，將其推送到我們面前，使我們得以更好地領略中國早期印刷品的面貌，準確認識中國印刷史的發展歷程，不僅對佛學，對世俗學術文化研究，亦功德無量。

爲便於大家瞭解相關史事，並更好地禮敬並欣賞這一佛經，茲出示拙著《中國印刷史研究》相關章節，供各位朋友參考。

下文是拙著《中國印刷史研究》上篇《論中國書籍雕版印刷技術產生的社會原因及其時間》中的第五章：

五、論武周時期有關

雕版印刷的物證、

書證與想像

進入武則天直接當政時期，尤其是朝廷名稱改換成為武氏大周以後，同樣有一些看似雕版印刷的文獻記載與所謂實物證據，下面亦逐一予以考論。

．所謂武周刻本

《妙法蓮華經》殘卷

1936年2月底，日本收藏家中村不折為紀念他所創建的書道博物館獲得日本政府批准，正式登記註冊為財團法人，用珂羅版複製了館中收藏的一件古刻本《妙法蓮華經》殘卷等早期印刷品，中村不折親筆題籤雲「隋刻法華經」。據云此《妙法蓮華經》殘卷原件出土於新疆吐魯番附近，輾轉得自清末新疆布政使王樹枏之手。這件珂羅版複製件附有中村不折撰寫的題識，考述其刊刻年代云：「在目前所知中國的古本佛經當中，有開寶七年的《十誦律》以及《佛本行經》，還有僅次於此後一年由吳越王供養的八萬四千塔《陀羅尼》，除此之外，還有晚唐五代佛經的殘卷。與這些古本相比較，無論是在紙張的品質方面，還是在其版式或者版刻風貌方面，這篇《妙法蓮華經》都與之迥然有別，足以看出這是一件一千三百年前的舊物，古色十足，從而可以斷定，這絕對是一件較初唐時期更早的隋代的作品。」

[1]

1951年5月，禿氏祐祥出版《東洋印刷史序說》一書，書中亦述及此事，按照日本學術界的習慣，以其字形細小而稱之為「細字本」。禿氏祐祥且謂此古刻本《妙法蓮華經》殘卷，在日本還存有另外一段斷片，收藏在京都龍谷大學的圖書館裡，二者屬同一印本，正好前後緊密銜接，中村不折藏本在前，龍谷大學藏本居後。《東洋印刷史序說》一書中還轉載有龍谷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中的一幅書影，這也是這個殘存的刻本過去在通行的著述當中比較容易見到的一幅圖像。禿氏祐祥以為中村不折將其定為隋代刻本，證據薄弱，不宜信從，該經應屬唐代刻本。只是具體在唐代哪一時期刻印，禿氏沒有做進一步的判斷[2]。事實上，早在禿氏祐祥撰著此書之前的1936年11月，龍谷大學出版該校圖書館的善本書目，書中已經將龍谷大學收藏的那一段殘卷記為「唐代刊本。敦煌本」[3]。

日本龍谷大學

圖書館藏

《妙法蓮華經》殘段

禿氏祐祥《東洋印刷史序說》出版一年多以後的1952年9月，長澤規矩也在所著《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歷史》一書中，對中村不折的藏本也做了很不確定的推測，以轉述世人流行通說的筆法敘述說，從此本混雜有則天武氏所創異體字這一情況來看，或屬去武周時期不遠的刊本。在做出這一說明之後，長澤氏復以虛擬語氣講述說，假若這樣的推測符合歷史實際，那麼，這件《妙法蓮華經》殘卷似乎就可以說是現存年代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了。

為更為清楚地說明這一問題，茲移錄長澤氏原文如下：

故中村不折畫伯の妙法蓮華經分別功德品第十七、一卷、吐魯番出現と傳ふるものあり。古色の黃麻紙を用ゐ、每行十九字、印面高さ四寸三分。文字小さく、則天武氏の異體字を混用す。故に、刊記はなけれども、則天武氏の世を去る遠からざる刊本といふべし。果して然らば、之を現存最古の刊本ともいうを得ん。同じく妙法蓮華經の唐代刊本といへど、龍谷大學圖書館の第十五至十六首の斷間は每行二十四字にて、異體字なく、遙に後のものと見ゆ。

請注意這段文字開頭「……と傳ふるものあり」（相傳如何如何）這種表述方式，與下文「果して然らば」（假若果真如此）這一虛擬語氣，二者之間本是相互呼應的，即用以點明這兩個句子之間所說《妙法蓮華經》的版刻特徵，只是一種傳聞，而非作者親身驗證的確切狀況[4]。類似的假設性語句，在長澤氏書中，還可以看到，如謂「吐魯番出現の妙法蓮華經は刊記なきを以て、正確には刊行年代を知る能はざれば、……」（假如我們因吐魯番發現的《妙法蓮華經》沒有刻梓題記而無法準確知曉其刊印年代的話，……），再如「吐魯番出現の妙法蓮華經は恐らく法隆寺所傳の百萬塔陀羅尼より古き刊行物ならんも、……」（即使吐魯番發現的《妙法蓮華經》更有可能是比法隆寺的百萬塔《陀羅尼》年代還早的印刷品，……），又有句云：「前章に於て、明證ある唐代最古の版本として咸通九年刊行の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推定よりてそれ以前の刊行と思はるゝ妙法蓮華經を舉げたるが、……」（雖然上一章里舉述咸通九年刊行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作為唐代最早具有確切證據的雕版印本，又根據推測，把《妙法蓮華經》列為可能較此《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更早刊行的雕版印本）[5]。相互比對，更容易理解長澤規矩也在《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歷史》這部書中，並沒有對此《妙法蓮華經》殘卷的雕印年代做出明確裁斷。後來，至1976年長澤規矩也出版《図解和漢印刷史》一書，更明確講述說，羼雜有武周制字這一點並不能為這件《妙法蓮華經》提供確切的斷代依據，恃此孤證，還實在難以斷言這件《妙法蓮華經》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印刷品。長澤氏還更進一步指出，就現存實物而言，中國最早的印刷品仍然是敦煌發現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6]。

長澤規矩也《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歷史》一書出版之後，大多數中國研究印刷史的學者，一直從總體歷史背景出發，對他這種前提尚待證實的解說持謹慎的態度，並沒有人遽然信為實有之事。如張秀民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即謂「未見原本，真偽難辨」[7]。據云後來啟功亦曾鑒定此經屬盛唐時期或盛唐以後的印本

[8]

。

令長澤規矩也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基於虛擬前提隨意做出的這種一般性說明，從三十多年前開始，特別是近十幾年來，由於韓國慶州佛國寺釋迦塔內《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刻本的發現，竟被許多中國學者視作確定不移的結論，並以此為重要支撐，來論證中國印刷術的發生年代至遲不得晚於武周時期。如曹之《中國印刷術的起源》、肖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潘吉星《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源流、外傳及世界影響》、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論》、張樹棟等纂《簡明中國印刷史》等都是如此[9]，張秀民且在《南朝鮮發見的佛經為唐朝印本說》一文里明確講到：「余舊作《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以為未見原本，真偽難辨。今據朝鮮的發現則此種亦應可信。」[10]

潘吉星甚至還獨具慧眼，不知道是從哪裡看出長澤規矩也「對中村氏藏本《妙法蓮華經》做了仔細研究」，同時又不知根據什麼秘而不宣的獨家史料，精確斷定這部《妙法蓮華經》的刊刻年代「比慶州發現本早」，也就是比他為韓國慶州所見《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斷定的刊刻年代武周長安二年（公元702年）還要早上一段時間，甚至為之框定一個非常清楚的時段，是在「武周初期至中期」的公元690年至699年之間，因而「是現存最早的卷子本印刷品」。神功奇技，實在令人驚詫。不過看潘吉星對長澤規矩也著述的譯述，在一些關鍵的地方，卻明顯不符合長澤氏的原意。例如，「刊記はなけれども、則天武氏の世を去る遠からざる刊本といふべし」，義為「雖然沒有刊刻題記，但也可以說是去武周時期不遠的刊本」，潘吉星卻將其讀作「雖無刊記，必是遠在則天武氏之世的刻本」，與這句話的本義，相差很大。與潘吉星的表述相似，肖東發也把長澤規矩也這一很不確定的推測，說成是專門的「鑒定」，而且肖氏還不知道根據什麼對此做出了判斷，認為其「結論是科學的，它有力證明了武周時期中國的確有了佛經印品」[11]。

其實如前文所述，即使一定要把長澤規矩也對此古刻本《妙法蓮華經》殘卷的敘述看作確定的研究結論，也只能將其刊刻年代定在去武周時期不甚遙遠的一個模糊時段之內；況且如前所述，長澤規矩也文中絕沒有將其定作則天武氏朝刊本的意思，只是很不確定地推測其有可能「去武周時期不遠」而已。在近些年來研究相關問題的學者當中，只有趙永暉曾在論文中明確指出：「此《妙法蓮華經》的刊印時間尚待進一步作出科學鑒定，只根據制字，僅能說它不早於武則天時，具體年代難以遽斷。」[12]

審視當時和後來各項相關的情況，可知長澤規矩也這一推測，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長澤氏將中村不折收藏的這段殘卷與龍谷大學的藏品做了比較，稱二者行款不一、用字有別（龍谷大學藏品未見武周制字），稱龍谷大學收藏的這段古刻本《妙法蓮華經》的刊刻年代，要大大晚於中村氏藏品。然而，實際比較龍谷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刊載的古刻《妙法蓮華經》照片和中村不折的複製品，可以清楚看出，二者從行款、字形到有無武周制字這些用字特徵，都完全一致，而長澤規矩也所敘述的這兩個古刻殘卷的情況，只是對龍谷大學藏品的敘述符合實際狀況，而對中村不折藏品的敘述卻與實際情況完全不符。這種情況表明，長澤氏不僅沒有見到中村不折的藏品，而且連珂羅版複製品也未嘗經眼。李際寧已經撰寫專文，對此做有細緻考述。中村不折的珂羅版複製本印行之後，日本國隨即進入對外侵略擴張的戰爭狀態。李際寧推測，長澤規矩也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疏誤，應與戰時的動蕩致使世人未能注意到中村不折的複製本有關[13]。當然，這與複製本印數寡少也應當具有很大關係。

不過，僅先於長澤規矩也《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歷史》一年出版的禿氏祐祥著《東洋印刷史序說》，本來已經清楚講明中村不折其人和龍谷大學兩處收藏的《妙法蓮華經》殘卷為一體相連的同一印本，長澤規矩也同樣視而不見，這在我們今天看來，顯得更為怪異。因為在《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歷史》篇末附列的《重要參考文獻》當中，赫然開具著禿氏祐祥這部著作，且謂此書「有關和漢印刷的初期狀況，在諸家舊說基礎上增添有作者個人的見解，寫入最新的研究成果」[14]。長澤氏明明看到禿氏祐祥的正確說法卻又置之不理，這大概只能用對禿氏所說缺乏信任或是對禿氏祐祥其人心存芥蒂來解釋了。

總之，或受知見所宥，或對已有的論述胸懷疑忌，不願採信，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事實上，長澤規矩也在《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歷史》一書中，只是依據世間傳聞，對中村不折收藏的古刻本《妙法蓮華經》殘卷做了很一般性的敘述和說明，他本人絕沒有將這種敘述和說明視作「鑒定」結論的意思。

明瞭上述情況，我們不難想像，只要稍予時日，看到中村不折的複製本（當然看到原件也不一定是十分困難的事情），只要平心靜氣地認真對待禿氏祐祥的著作，長澤規矩也就一定會放棄他在《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歷史》一書中所做的這種說明。果然，翻檢長澤規矩也後來出版的相關著作，如1960年出版的《書誌學序說》、1976年出版的《古書のはなし——書誌學入門》等，都已見不到這樣的說法。在《古書のはなし——書誌學入門》這部書中，長澤規矩也甚至還明確講述說，這件《妙法蓮華經》上版刻字體的精整程度，明顯優於日本天平寶字八年（公元764年）動工印製的百萬塔陀羅尼（由於完成於寶龜元年亦即公元770年四月，亦稱「寶龜本《陀羅尼經》」），這意味著它是雕版技藝較此百萬塔陀羅尼時期更為發達階段的產物[15]。如果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日本學者，凡是論及早期雕版印刷品的著述，再未有人將其視作武周時期的印本，以及日本國寶、重要文化財這些在日本具有很高權威性的珍罕古代文物認定標誌體系中，都沒有列入這一古刻《妙法蓮華經》殘本（中村不折的書道博物館的藏品有8件被選為重要文化財，而此《妙法蓮華經》不在其列），也就不難想像，作為日本學術界的普遍看法，並不認同這件《妙法蓮華經》殘卷為武周時期刻本；甚至在較大範圍內，恐怕就連它是唐代刻本都未能獲得足夠的承認。

了解相關學術背景之後，我們還可以看到，近幾十年來將此《妙法蓮華經》視作武周刻本並且或有意或無意地曲解長澤規矩也學術觀點的中國學者，恐怕完全不了解日本學術界的研究狀況。譬如，潘吉星論述相關問題，在對中村不折於1936年即已將此《妙法蓮華經》影印公諸於世的事實懵然無知的情況下，竟然按照中國某些無能學者極力封鎖史料的卑劣習慣，信口雌黃，肆意貶斥中村不折云：「中村氏得此中國古刻本後，視為稀世之寶，長期密而不宣，故外間很少得知。直到它移藏於東京的日本書道博物館後，五十年代初始由日本版本目錄學家長澤規矩也博士加以研究。」[16]

蘇州瑞光寺

新出約北宋

天禧元年前刊本

《妙法蓮華經》

其實，只要比較一下目前所知確切無疑的唐代雕版印刷物（如咸通九年刻《金剛經》）就很容易看出，這件《妙法蓮華經》殘卷字體的精良美善程度，當非唐代工匠可為，其雕印年代最早也不會早於五代，更有可能出自北宋時期。令人欣幸的是，1978年，在蘇州瑞光寺塔第三層內，發現了六卷小字刻本《妙法蓮華經》[17]，李際寧等人經過仔細對比，確認它與中村不折和龍谷大學收藏的那兩段《妙法蓮華經》殘卷為同一版木所印，李氏並且綜合塔內發現各項文物，考定此《妙法蓮華經》的刊刻年代，應在北宋天禧元年之前不久一段時間之內[18]。這一研究，可以說從根本上清除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某些研究者以誤傳誤的一大「謬種」，對準確認識印刷術的起源，具有重要作用。

[1]見1936年2月日本書道博物館珂羅版影印本《隋刻法華經》附中村不折題識。

[2]禿氏祐祥《東洋印刷史序說》（京都，平樂寺書店，1951）第四章《唐代の印刷術》，頁30—32。

[3]

龍谷大學圖書館《龍谷大學圖書館善本目錄》（京都，龍谷大學出版部，1936）第二類《支那の部》，頁97。

[4]長澤規矩也《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歷史》第一章第二節《現存初期の印刷物》，頁5—6。案李際寧《中村不折藏吐魯番出土小字刻本〈妙法蓮華經〉雕版年代考》一文，已經對長澤規矩也的本意做有比較清楚的論述，惟錄此原文，應便於讀者更準確地理解其語義。李文刊《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一輯（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頁81—82。

[5]長澤規矩也《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歷史》第一章第二節《現存初期の印刷物》，頁6，頁10；又第四章第一節《唐·五代の印刷》，頁47。

[6]

長澤規矩也《図解和漢印刷史》（東京，汲古書院，

1976

）之《解說篇》一《序說》，頁

—

。

[7]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第一章第二節《雕板的發明》，頁37。

[8]孫機《印刷術：中國の古代の偉大な発明》之《木版印刷術》，頁21。

[9]

曹之《中國印刷術的起源》第八章第二節《最早印刷品》，頁

270

。潘吉星《韓國新發現的印本陀羅尼經與中國武周時期的雕版印刷》，刊第二屆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

1996

）下編《第二屆印刷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97

。案此文後來又刊載於《出版科學》

1998

年第

期。又潘吉星《富路特先生〈初步報道〉譯後記》，刊《出版科學》

1994

年第

期，頁

。潘吉星《論一九六六年發現的印本陀羅尼經的刊行年代和地點》，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1996

年第

期，頁

。潘吉星《印刷術的起源地：韓國還是中國？》，刊《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卷第

期（

1997

年），頁

—

；頁

。潘吉星《武周時期的雕版印刷史料》，刊《出版科學》

1998

年第

期，頁

。潘吉星《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源流、外傳及世界影響》第三章第二節《木版印刷和銅版印刷的發明》，頁

116

—

117

。李致忠《唐代刻書考略》，刊《寧夏圖書館通訊》

1980

年第

期，頁

。又李致忠《中國是印刷術的發源地——〈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刊印考》，刊《新聞出版報》

1996

年

月

日第三版（原題為「中國：印刷術的發源地——〈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刊印考」），此據作者文集《肩朴集》，頁

—

。案李致忠自言刊出此文後「覺得意猶未盡」，於是又在《文獻》

1997

年第

期上發表《〈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譯刻考》一文，重論此事，但此文實際上只是依樣拷貝前文，並增多更多沒有意義的文字而已（據云曾獲

1999

年文化部第一屆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此文後亦收入李氏文集《肩朴集》，頁

—

。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論》第二章第四節《雕版印書技術出現的歷史年代》，頁

。肖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第二章第三節《雕版印刷的最初形式——佛像雕印》，頁

—

。張樹棟、龐多益、鄭如斯《簡明中華印刷通史》第三章第一節《隋、唐、五代時的雕版印刷》，頁

。張志清《佛道教印像符咒對雕版印刷術起源的影響》，刊韓琦、米蓋拉編《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8

），頁

。

[10]張秀民《南朝鮮發見的佛經為唐朝印本說》，據作者文集《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頁53—54。

[11]潘吉星《印刷術的起源地：韓國還是中國？》，刊《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6卷第1期，頁56—57；頁64。潘吉星《武周時期的雕版印刷史料》，刊《出版科學》1998年第1期，頁34。潘吉星《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源流、外傳及世界影響》第三章第二節《木版印刷和銅版印刷的發明》，頁116—117。肖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第二章第三節《雕版印刷的最初形式——佛像雕印》，頁56—57。

[12]趙永暉《關於印刷術起源問題的管見》，刊《中國文物報》1997年2月16日，第3版。

[13]李際寧《中村不折藏吐魯番出土小字刻本〈妙法蓮華經〉雕版年代考》，刊《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一輯（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頁77—92。

[14]長澤規矩也《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歷史》篇末附《重要參考文獻》，頁185。

[15]長澤規矩也《古書のはなし——書誌學入門》（東京，富山房，1976）五《印刷の歷史》，頁83。

[16]潘吉星《論一九六六年韓國發現的印本陀羅尼經的刊行年代和地點》，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6年第6期，頁8。

[17]

案蘇州博物館編著《蘇州博物館藏古籍善本》（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2

）之第

號藏品《妙法蓮華經》（頁

—

），影印有這一刻本的部分書影。

[18]李際寧《中村不折藏吐魯番出土小字刻本〈妙法蓮華經〉雕版年代考》，刊《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一輯，頁85—92。又李際寧《中村不折藏傳吐魯番出土小字本〈妙法蓮華經〉雕版年代補證》，刊樊錦詩等主編《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先生誕辰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549—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