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妍 Yen Chen

北京回龍觀醫院醫患協調辦公室社會工作師

摘要

當代醫學的人文缺失直接和生物醫學模式相關聯，其主要表現為：重疾病、輕病人；重治療、輕照料；重實證檢驗、輕病人體驗；重器質恢復、輕心理調理；重技術處置、輕倫理社會問題的思量。因此，克服現代醫學對人性的冷漠，復興醫學人文的光輝之旅迫在眉睫。

自19世紀以來，由於Louis Pasteur、Robert Koch等人的努力，發現了一系列病原微生物，並找到了對付這些病原微生物的有效方法，使疾病的預防和治療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他們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特異性病因學疾病模型，其後特異性病因說觀念統治醫學的發展將近百年，Pasteur、Koch遂成為了醫學思想的軸心。由於特異性病因學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人們試圖對每種疾病找出其病原因子，並在此基礎上研究出特異性防治措施。但當醫學面對威脅著人類健康的慢性病、退行性病變時，當人們期盼醫學給予人更多關愛時，或當人們歡呼當代醫學已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時，人們卻看到在特異性病因學的指導之下，現代醫學缺乏人文素養的種種弊端。特異性病因學帶來了現代醫學的輝煌，同時亦召喚著醫學人文的復歸。「遠在魔彈射程之外」的現代醫學，正重新呼喚著人文精神[1]。

「人文」二字最早見於《易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裡所謂的人文，係指教化，亦即文而化之的意思。以後經過孔子、孟子等儒學所奠基對於人的詮釋，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思想遂集中在對「仁愛」的闡述，而「仁愛」最為進步的思想亮點即「民本主義」。醫學人文是醫學技術中對於人類生命關愛與尊重之精神的凝結，是醫療保健服務以行善為目的，其涉及醫學及保健服務的終極價值之目標定位，因而可以認為醫學人文是醫學的靈魂。當代醫學對於人文精神的關注，有其廣泛的社會背景：一、由於醫學在當今已成為龐大的產業，醫學服務開始從防病、治病走向非醫療領域，在不少方面已經或正在生活化，對社會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如此龐大的產業對人類是福還是禍？是沿著造福於人類還是傷害人類的方向發展？醫學的人文品格比以往更加突出；二、由於醫療新技術的應用範圍日漸擴大，隨之引發的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多，這些問題往往衝擊著人類的尊嚴，醫學人文的問題必然擺在人們面前；三、由於人口結構、疾病結構的變化，以及環境、生活行為方式致病作用的增加，人文社會因素對健康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醫學人文的問題更加引起人們的關注；四、由於各種先進的醫學技術診療手段不斷增多，導致醫學非人格化和醫患關係物質化，醫學人文關懷被冷落和邊緣化；五、由於市場化在醫療保健服務中的擴張，醫療逐漸成為牟利的工具，醫學人文觀念日漸模糊與淡薄。

引發醫學人文主義興起的直接原因，是20世紀前發生在醫學領域的一系列事件：紐倫堡法庭對德國納粹醫學家的審判（Nuremberg Trials）與《紐倫堡法典》（The Nuremberg Code）的問世，首先敲響了醫學在某種程度下有可能傷害人類的警鐘；20世紀30年代發生在美國的Tuskegee梅毒試驗和其他許多人體試驗曝光，及因此而形成的「貝爾特蒙報告」（Belmont Report）與「保護生物醫學及行為研究人體受試者全國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cioral Research）的成立；20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法院就曾在醫學上所發生許多生死兩難的案件中作成判決，還有持續不斷的安樂死運動、病人權利運動，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不僅是醫學業內人士，許多社會學家、倫理學家、哲學家、宗教學家、法學家，也都紛紛投入這些涉及生與死的醫學問題研究。一些社會組織，如美國的健康與人類價值學會（Society for Health and Human Values），與國家政界人士均置身於這些醫學問題之中。美國先後幾任總統皆設置了醫學倫理委員會，為政府處理這些棘手的倫理難題並提供決策支持。這一切都直接促成了以生命倫理學為核心的醫學人文運動之興起。事實上，當今醫學人文再度的復興，與以往有著顯著的不同。

一、當今醫學人文學的話題是從醫學自身發展所提出，不是由外界所強加，亦非因人文學者將本門學科運用到醫學中所產生的，而是醫學自身發展的需求所決定之結果，亦即醫學人文學係隨著醫學技術進步，並在與之互動的過程中發展起來。正如美國學者Edmund D. Pellegrino、Mark Siegler與Peter A. Singer等所指出：「在以往的20年中，生命倫理學是與醫學的革命發展同步的」、「顯然，隨著生物學革命繼續展開，將會需要有新的倫理學反應」。醫學人文學的土壤是醫學，不是人文學，從而對其之研究和理解不能離開當代醫學的具體情況。

二、當代醫學人文學是全球性的，是各個國家、民族、地區都會遇到的問題，其所蘊藏的價值觀是普遍的。的確，當代醫學人文學係從北美開始發軔，這是因為一系列由醫學技術的應用所引發的法院判決主要來自於美國，並使得美國最早成為醫學人文學中心。20世紀80年代以後，人文醫學才逐漸向加拿大、紐西蘭、澳大利亞、英國、法國、德國等擴展。醫學人文學向亞洲進軍，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當前，醫學人文學已成為世界各國醫學普遍關注的課題。

三、當代醫學人文學是以生命倫理學作為核心的一個學科。由於直接促成醫學人文學興起之原因，是發生在醫學領域中那些生死兩難的問題，生命倫理學便首當其衝成為亟待解決的課題。但是，倫理問題不是孤立的，常常與社會、法律相連接，因而當代醫學人文學是由醫學社會學、醫學法學、醫學哲學等多學科組成，其核心價值指向維護人類生命尊嚴和人的權利。

四、當代醫學人文學包含的人文內容，和傳統醫學人文觀念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將當代醫學人文學所展示的內容稱之為新醫學人文觀，理由在於：（一）當代醫學人文觀所持之生死觀是一新的生死觀，其既繼承了傳統醫學人文關愛生命、尊重生命、維護生命尊嚴等的精神，也同時重視生命質量，支持改善生命質量和合理的人工輔助生殖技術，追求安詳的死亡[2]。換言之，新醫學人文觀的生死觀更全面、更科學、更符合人性和人類的長遠利益；（二）新醫學人文觀認為，生命與健康是人所固有的權利，這種權利不是某人、某組織賜予的。諸如知情同意權、自主選擇權、自主決定權，均是新醫學人文觀的重要內容，這也是其與傳統醫學人文觀的重要分水嶺；（三）新醫學人文觀強調醫學人文與醫學科學的統一，醫學與人文應當相互滲透、結合。醫學應當是充滿人文精神的醫學，而人文則應當是以醫學科學為依託、為落腳點的人文。誠如William C. Dampier所言：「科學可以跨越自己的天然領域，對當代思想的其他領域以及神學家用來表示信仰的某些教條，提出有益的批評。但是，要想觀照生命，看到生命的整體，我們不但需要科學，而且需要倫理學、藝術和哲學[3]。

五、醫學人文學發展階段已經從學科型態、知識型態滲透到衛生政策、衛生法制與社會保障體制之中，並成為這些領域公平理念的支撐點；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出現，則標誌著醫學人文學的制度化與社會化。醫學人文不僅是一種知識體系，同時也是當代社會的一種社會建置和實踐。醫學人文學正通過各種渠道向社會、向醫院、醫學研究機構、法院、學校、社區和家庭延伸。

六、醫學人文學已經走出學校和研究所，成為社會的公共話語，成為國家元首、政府、社會組織、廣大公眾關心的熱點話題。諸如安樂死、試管嬰兒、器官移植、嚴重缺陷新生兒的處置、代孕母親，甚至知情同意等，都是關乎社會每一個人生與死的大問題，涉及此類問題的認識與處理，理所當然地要引起廣大公眾和政府的關注。以荷蘭安樂死法通過為例，從1984年最高法院允許不對某些安樂死案例之當事人進行製裁，到2001年正式通過並於2002年開始施行，前後經歷了長達18年朝野之間的反覆爭論與實踐。這是在當今國家中十分少見的現象。

醫學自誕生以來，幾經型態變化。走過了漫長的路程，亦展示了其自身特有的規律。但是，長期以來，醫學只顧前進與開闢，缺乏對自身的回顧與思索。當醫學透過各種不同專科前進時，企圖對總體進行評價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時至今日，當醫學發展相互交錯，且越來越影響到人類健康和社會和諧時，醫學應當走向何處？應當如何發展？醫學應當作什麼又不應當作什麼？醫學應當如何構造自己的建制，如何協調與整個社會建制的關係，這都是必須要認真思考的。誰能夠回答這些問題？醫學人文應當負擔起這一重任，伴隨著醫學的發展，醫學人文的復興必然將是當代醫師意識形態變革的一場光輝之旅。

[1] 狄克遜，遠在魔彈的射程之外，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29期，2008年？月，8-14頁。

[2] William C. Dampier著，李珩譯，科學史，商務印書館，1975年9月，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