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開餐館的中國人｜單讀

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國家在特拉維夫宣佈獨立。由於第一次中東戰爭期間，阿拉伯人封鎖耶路撒冷長達 8 個月之久（1948 年 5 月-12 月），特拉維夫隨即充當了以色列的臨時首都，飽受着暴力活動和恐怖襲擊的折磨。

多年後的今天，許知遠在那裏遇到了開中餐館的朱先生。和同輩人紛紛前往美國、歐洲不同，他似乎更喜歡中東的藍天與海洋。可在那片充滿歷史傷痕的土地上經營生活，絕對不如想象中輕鬆容易——槍戰、恐怖襲擊、自殺性爆炸浪潮......而一旦選擇留下，就意味着一切都將與衆不同。

特拉維夫的龍城歲月

許知遠

我期待那份紅燒肉。

旅行是對自我的遺忘，異鄉的風物、色彩與聲音，可以暫時置換原有的憂慮和渴望；旅行也是對自我的再次識別，陌生感催促你要儘快確認安全與歸屬，你是誰，什麼令你安心，什麼令你不同。

胃最爲忠誠。儘管自詡爲一個世界主義者，在食物的選擇上，我卻儘可能縱容自己的偏狹。英國與德國，只能忍受兩天，意大利與西班牙，勉強一週，日本與泰國可以兩週。旅行經常帶來感官失調，催生出幻覺，我堅信在維也納喫到了世界最棒的西紅柿炒雞蛋，在東京池袋公園西口嚐到了全球最佳酸辣土豆絲，在亞歷山大城的一家酒店吞嚥下了極致的小炒肉……這味道背後都滿是人生感嘆，比如那位維也納中餐館老闆，是個臉上掛笑的杭州人，80 年代前往貝爾格萊德留學，說一口流利的克羅地亞語，結果南斯拉夫解體了，他跑到維也納，又習得一口好德文。無奈的是，當他留學英國的同學在金融市場大展拳腳時，他的語言天分只能用於報稅、寫菜單。

攝於維也納

在以色列品嚐了各式口味的 Humus （鷹嘴豆泥）之後，我的胃晝夜不停地渴望着中國菜，同事信誓旦旦地說，“龍城”的紅燒肉可以了卻一切鄉愁。特拉維夫沒有唐人街，這家中餐廳孤零零地矗立於阿倫比街上，與酒吧、比薩店、花店連成一片。響亮、陳舊的店名與門口的紅燈籠、牆上的書法，都讓你想起一個唐人街的世界，如果有一位李小龍模樣的顧客出入，一定更爲圓滿。

龍城的紅燒肉實在平常，盤底兩片生菜，像是對沙拉趣味的某種妥協，令我尤其難以忍受。西紅柿雞蛋湯卻是意外收穫，清淡中埋伏着濃鬱。不過，比起這些味覺，餐廳的老闆更令人驚喜。

上菜間歇，朱先生從後廚走出來。他淡然的表情、和緩的語調，像是從老港片中飄出的人物，一位厭倦了江湖紛爭的退隱者。

他的確是個香港人，卻沒有江湖往事。朱先生出生於惠州，童年在一輪接一輪的運動與改造中度過，1962 年，13 歲的他成爲香港難民中的一員。與我在歷史書中讀到的恢宏場景不同，對此經歷他的描述平淡無奇——他們一行走過邊境線，與九龍的親人會和，隨即融入嶄新的生活。六十年代的香港，既有工業革命催生出的繁榮與機會，也有伴隨而來的動盪與風險，他記得 1967 年街頭到處是人造炸彈的景象，也對於新蒲崗的塑膠花工廠的騷亂記憶猶新。

1962 年“大逃港”事件

經由短暫的騷亂，香港進入新階段，它不僅繼續創造經濟奇蹟，還努力建立一套更爲公正、進步的社會制度。朱先生對工會印象頗佳，他們舉辦各式聯誼活動，學唱革命歌曲。這些穿越到香港的歌曲，過濾掉現實的殘酷後，留下的只有理想主義的浪漫。

說到此時，他唱起了《我給祖國獻石油》，到了“頭戴鋁盔走天涯，頭頂天山鵝毛雪”時，他揚起右手，似乎豐沛感情正從胸膛溢出。他的廣式普通話有些含混，聲線在一些高音部分明顯喫力，神情卻專注異常。我們所有人都大喫一驚，怎麼會在夜晚的特拉維夫聽到這旋律？

浪漫往往不持久。自 1841 年開埠以來，這就是一座難民之城。中國曆次動盪都將更多人推到此地。英國制度與中國人的勤奮，還有不可缺少的運氣，將它變成了東方明珠。朱先生不過是這股浪潮最近的幸運產物。

特拉維夫的街道

很多人選擇了移民，這也是香港歷史命運的延續，它開始就是華人勞工中轉地，是中國人通往更廣闊世界的跳板。與同輩人紛紛前往美國、歐洲不同，朱先生喜歡上了中東的藍天與海洋，移民到特拉維夫，開設了此地的第一家中餐館，這也註定了他的經歷與衆不同。

“全世界各地來的猶太人，美國的、歐洲的，自願到這裏，上前線。”餐館沒開多久，他就趕上了黎巴嫩內戰。他記得滿街都是背槍的人，他們在指定的集合點集結，政府統一將他們送往前線。或許，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猶太精神的複雜性，一方面是高度的逐利性，一方面又表現爲強烈的獻身精神——爲了宗教或是國家。

接下來的 30 多年中，戰爭與恐怖事件從未離開過。他記得 1991 年海灣戰爭時，飛彈的不斷來襲，它即使在空中爆炸，“也會地動山搖，玻璃全都在晃動”。他跑到法蘭克福住了兩個月纔回來。他也目睹了 21 世紀初的自殺性爆炸浪潮，在公交車站、在酒吧、在海灘，他看到血肉橫飛，一隻殘臂掛在路燈杆上。

他原想掙些錢前往美國的計劃告吹了，沒人願意接手他的餐館。不管香港與內地的移民浪潮多麼洶湧，卻很少會湧到特拉維夫。誰會真的選擇只會出現在國際爭端中的城市呢？

在特拉維夫臨海遠眺的風景

他也習慣了這裏，與前任太太離婚，又娶了妻子。他學習希伯來語，有了猶太與阿拉伯朋友，離不開那些菜市場，尤其是特拉維夫的海灘，“天空上的月亮還是很圓的，比香港的還圓，星星比香港還亮……香港的海水也沒這麼藍了”。他甚至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未來也不無信心，這裏既是猶太人也是阿拉伯人的家，“應該有破冰的一天”。

歸家的渴望也誘惑着他。儘管一個小小的華人社區正在興起，很多是隨着中國影響力擴張而來的中國商人與勞工。他仍覺得自己是特拉維夫的局外人，多次光顧的小偷都在提醒他這一點——一個外來者要承擔更多的不公。但他又覺得此刻的香港，不是他曾熟悉與理解的那個香港，甚至連住所都不好解決，房子實在太貴了。更何況此時的香港，也在爲自己的身份問題掙扎，不知何去何從。

特拉維夫街頭的商店

在歌聲與啤酒的感染下，我前往海灘，一路都是那些線條簡約的白色樓房以及閒散的、同樣醉酒的人。與耶路撒冷層疊的、令人窒息的歷史不同，特拉維夫是座嶄新的城市，它躲避了千年的宗教衝突，是一個年輕國家的產物。那個下午的海灘上，舉目皆是活力——男男女女們在奔跑、擊球、逐浪，或者趴在沙灘上，展示着鬆弛的身體。戰爭、死亡、國家的困境，似乎都遠離了他們。這也是令朱先生着迷的海灘，能幫他忘掉一切煩惱，哪怕是暫時的。

我脫掉襯衫與牛仔褲，躍進黑黝黝的海水，在同一瞬間，感受到自由與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