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門閥的興盛衰亡是和朝代選拔人才的策略息息相關。

兩漢時期的察舉制和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都是一種選拔人才的策略，但是這兩種策略本意都是由地方官員推選出有名望有能力的人入仕為官。皇帝希望能起到任人唯賢，唯纔是舉的作用，但是這兩種選拔官員的方式都是由人舉薦，帶有一種很大的主觀性，舉薦之人推選的人不一定是品行能力最好的，卻一定是能給自己帶來最大利益的人。由於兩者之間存在直接的利益相關，所以兩者很容易形成一種依附關係，導致舉薦人門生故吏遍佈朝野，已至世家門閥的形成和興盛。

到了唐朝末年，五代十國長時間的動蕩不安，門閥世家也基本很難像以前改朝換代後可以慢慢回復元氣，此時的門閥世家得到了極大的削弱。

在隋朝的時候出現了科舉制度，經隋唐兩朝的完善，到了宋朝科舉制度已經成熟，選拔官員由以前的由人舉薦變成明經取士。使得選拔官員有了一套比較客觀的標準，不再是任人為親。即使還存在門生故吏的說法，但是進入仕途畢竟是靠著自己寒窗苦讀而來，依附關係不是那麼強烈，所以不容易形成一致對外的利益集團，這樣就很難形成門閥世家。

五代十國的動蕩不安可以看成是拔去了門閥世家的樹大根深，宋朝的科舉制度就已經令門閥世家沒有生存的土壤，門閥世家700年而終。

門閥世家，用現代的話說就是精英階層，起於漢代。

自從漢武帝與儒生立約，獨尊儒術，共享天下後，中央和地方的官僚體系，大多被儒生把持。想做官，就得熟讀儒家經典，而那時候窮人們大多數為生計奔波，哪有讀書的功夫，那時候能讀書，讀得起書的大多數還是儒家子弟。

所以，官員選來選去，都是從同一批人裏去挑，這就形成的階層固化，門閥士族就這麼形成了。

像三國時期我們熟悉的袁紹，就是門閥世家的代表。他出身東漢名門「汝南袁氏」，自其曾祖父起，袁氏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他自己也居三公之上，因此，其家族也有「四世三公」之稱。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政治的頂峯。最典型的的就是琅琊王氏與陳郡謝氏，晉永嘉之亂後，琅琊王氏和陳郡謝氏族人，從北方南遷至金陵，後因王謝兩家之王導、謝安及其後繼者們於江左五朝的權傾朝野、文採風流、功業顯著而彪炳於史冊，成就了後世家族無法企及的榮耀。為後人所嫉羨，故有「王謝」之合稱。

南北朝末期，民族大融合後，門閥世家發展到了文武並舉，典型的就是關隴集團。隋唐兩朝都有關隴集團的淵源。

這些門閥強大到連皇帝都懼怕的地步，所以隋文帝祭出科舉制度，從平民中選拔官員來稀釋門閥士族們的權力。科舉制雖然給了庶族子弟一個晉陞的機會，但它作用有限，動搖不了門閥世家的根基。因為天下讀書人大多還是士族子弟，科舉甚至反而給他們提供了更有序的晉陞路徑。

限制大族間聯姻，是唐高宗的辦法，他曾經禁止當時的七大家族聯姻，七大家族分別是：趙郡李氏、隴西李氏、太原王氏、滎陽鄭氏、範陽盧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但後來發現，收效甚微。

武則天即位後，大力提拔庶族官員，施行酷吏政策，這削弱了一些門閥士族的勢力。真正使得門閥士族消亡的是安史之亂和黃巢之亂。

這兩次動亂改變了唐朝社會的組織結構，使以往的門閥大族，死的死、逃的逃，舊的關係網被撕得粉碎。門閥世家是歷史積累的產物，被打碎後，在科舉制度被延續後，就難以再重現了。所以纔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樣的詩句。

我國門閥大族的消亡，雖然是在唐末的亂世中突然發生的歷史轉折，但門閥大族在整個國家政局中地位的變化，仍然是經歷過一個較長的發展脈絡的，簡要梳理如下：

目前普遍認為，門閥大族萌芽於兩漢時期的地方豪族羣體。在東漢末年的亂世中，為了保護家族在地方上的固有利益，這些豪族人士開始在各大割據勢力中出仕為官，繼而通過設立「九品官人法」等制度，形成了對朝廷政務的壟斷機制，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內維持著他們對於整個國家的巨大影響力。

當隋朝建立之後，隋文帝在開皇七年首開科舉，廢除九品中正制度，實際上廢除了門閥大族在政治身份上的法律保障。唐朝代隋之後，一方面科舉制度日趨完善，儘管規模相當有限，但仍然給寒門子弟提供了向上流動的機會，進一步打破了門閥大族的壟斷。另一方面，大量門閥大族選擇在唐朝的「兩京」地區聚居，客觀上削弱了他們對於地方財富和權力的控制。這一階段，可視作門閥大族發展過程的轉折時期。

此外，中唐之後地方藩鎮的崛起，建立了新的藩鎮幕府體系，掌握地方軍政權力的節度使及其家族成員成為了唐朝政局中的新貴。繼而，在安史之亂的影響下，作為門閥大族經濟基礎的均田制徹底崩潰，政府對商業的管制也進一步鬆弛，使得新興地主和商人階級得到了發展的機遇，並且逐漸出現了政治訴求。

唐朝末年，在黃巢所引發的大亂局中，大量門閥大族的子弟死於戰亂，戰亂平息後的短暫重建期內，唐朝政局被藩鎮和宦官勢力掌控，倖存的門閥大族成員不斷遭到清洗，最終導致了他們在歷史舞臺上的徹底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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