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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恩?埃爾斯特、郭忠華： 社會科學如何對社會現象作出有效解釋：關於「機制」「工具箱」問題的對話

作者：喬恩?埃爾斯特；郭忠華，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南國學術》2014年第1期第23—30頁；國政學人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內容提要】

社會科學一直存在著氣吞八荒的傾向，即試圖找到某種能夠解釋所有社會現象的「覆蓋律」(covering law)。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理性選擇」理論上。這種過分的勃勃雄心，使得其研究成果存在著嚴重的侷限性，不僅難以對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作出合理的解釋，其提供的「預測」更是五花八門甚至相互牴牾。人類活動儘管有著理性的一面，但非理性因素也是不可避免的，後者對理性活動形成幹預。情感是非理性現象的最主要體現，表現在激情、憤怒、嫉妒、復仇等現象上。社會科學研究不同於自然科學研究，前者建立在具有自身能動性和反思性的行動者的基礎上，後者則以缺乏人類理智現象的自然之物作為基礎。由於這種差別，社會科學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建立起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覆蓋律」解釋，而必須以「方法論個人主義」作為解釋的出發點，以「機制」和「工具箱」的方法來進行解釋。方法論個人主義著眼於社會個體的行為，理解其情感、利益、行為和需要等；「機制」的解釋方法則摒棄決定論式的解釋，在原因與結果之間建立起複雜和不確定的聯繫；「工具箱」則是指通過對不同解釋工具（「機制」）的使用、改良、不斷積累，進而逼近事物的本來面目。

【關鍵詞】　

 覆蓋律   方法論  個人主義   機制   工具箱

 

一  斑駁的思想地形圖

郭忠華：

埃爾斯特教授，我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也嘗試翻譯一些與自己研究內容有關的西方知名學者的著作。作為某一著作的翻譯者，我總是有興趣與作者本人進行交談，從而使我對該著作本身有更深的理解。在翻譯您的著作的過程中，我能窺見您所擁有的巨大知識能量。比如，對馬克思的研究，對理性選擇的分析，對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對人類心靈的研究，對文化社會學的分析，對後共產主義國家制度變遷的研究，以及時下對美、法建國時期憲法制度設計的研究和對中國巨大的學術興趣，等等。我在想，這些迥然相異的要素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連貫的線索。您能就這一問題談一談嗎？

埃爾斯特：

對於這一問題，必須從我所受的教育說起。有三個國家對我的學術研究產生過重要影響：挪威、法國和美國。

我出生於挪威，在那裡接受了高等教育並開始研究生涯。1972年，我在雷蒙?阿隆(R. Aron，1905—1983)教授的指導下，在法國巴黎第五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探討的是馬克思。在此之後，我同時持有法國和挪威兩個國家的大學教職或者研究職位。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又成為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哲學與政治科學教授。確切地說，從1984年開始至1995年，我同時是挪威奧斯陸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教授。1995年之後，我離開芝加哥大學而任教於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直至現在。但從2006年至今，我同時兼任法蘭西學院(the Collège de France)的教授職位。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法蘭西學院？它不是一所普通的高等學府，沒有固定的學生，而是主要教那些已經退了休的老年人，但它擁有法國一流的研究人員。

在不同的地域，同時也形成了我不同的研究主題。這樣來說吧，我的學術起點是「社會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我沒有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但我希望從馬克思（K. H. Marx，1818—1883）而不是馬克思主義那裡為社會主義找到基礎。然而，在研究馬克思的時候，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又成為我不可繞過的人物，因此我又以黑格爾作為起點。在1966年，我來到法國，並在法國完成了我有關黑格爾研究的碩士論文。因為在我看來，在我研究馬克思之前，我必須先研究黑格爾。1968年，我又來到法國巴黎第五大學，在那裡完成了我有關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但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你要理解馬克思，你就必須理解馬克思的經濟學；你要能理解馬克思的經濟學，你又必須理解更加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學；你要理解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學，你就必須理解經濟學基礎。這個基礎，就是理性選擇理論。因此，這就形成了一個有趣的鏈條：黑格爾—馬克思—經濟學—理性選擇。這樣一條學術線索並不是我最初的計劃，但後來卻發現我必須這樣去做。當然，我並沒有因為不斷拓展的研究興趣而拋棄最初的研究計劃。1972年，當我在巴黎第五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時候，我已與傑拉德?艾倫?柯亨(G.A. Cohen，1941—2009)等分析馬克思主義者建立起諸多聯繫，繼續從事馬克思研究。那個時候，我幾乎每年都要在倫敦與他見面和進行討論。這些討論稿，我後來以《理解馬克思》(Make Sense of Marx)為題結集出版。但此後發生了一些極為奇怪的事情。我們這些人都是以研究馬克思作為起點的，但我們都試圖把馬克思從經濟學、經典社會理論、上層建築理論等領域中剝離出來。除了「異化」等極少數幾個要素之外，馬克思幾乎變得蹤跡全無。之所以還會保留「異化」理論，是因為我們還要進行批判。因此，在接下來大概二十多年的時間裡，我並不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名社會理論家；或者更準確地說，我是一名社會民主主義者。

我變得對理性選擇理論非常感興趣。在1988—1998的十年時間裡，我出版了三本有關理性的著作。它們是：《尤利西斯與塞壬》(Ulysses and theSirens)、《所羅門的判斷》(Solomonic Judgements)和《酸葡萄》(Sour Grapes)。每一本書都另有一個副標題，以表明經濟學中的理性選擇必須得到「非理性選擇」(irrationality)的補充。第一本書的副標題是「有關理性選擇與非理性選擇的研究」(Studies in Rationality andIrrationality)，第二本書的副標題是「理性的顛覆研究」(Studies in the Subversion of Rationality)，第三本書的副標題是「理性選擇侷限的研究」(Studiesin the Limitation of Rationality)。從一開始，我就對理性選擇理論的侷限非常清楚。從理論上來看，「理性選擇」是一個非常精彩的概念。與其他概念相比，它使我們更能夠理解行動和行為互動的理由。但它也存在過分的雄心，即試圖通過理性選擇來解釋一切。我想，這就使「理性選擇」的侷限性變得非常明顯了。

郭忠華：

但此後，您顯然不再侷限於馬克思和「理性選擇」研究，而是更多涉及情感、制度、正義等主題。這些主題，與您前面所說的那些研究主題之間又是什麼關係呢？

埃爾斯特

：你說得沒有錯，我以馬克思作為起點，但後來我對社會科學哲學有著更加持久的興趣。我寫過一本名為《技術變遷的解釋》(ExplainingTechnical Change)的著作，我在其中回答了三個問題：解釋的理由、解釋的方式和解釋的功能。在那本書裏，我提出了「機制」(mechanism)概念。在你翻譯的《心靈的鍊金術：理性與情感》(Alchemiesof theMind:Rationality and the Emotions)那本書中，我一開始便討論這一概念，並用它來解釋心理和文化。因此，要很好地理解《心靈的鍊金術》，先要對社會科學、哲學問題有所瞭解。但是，當我對非理性行為投入很大精力的時候，它又使我注意到了情感問題，這也是我為什麼會對情感研究感興趣的原因。

所有這些儘管體現出一定的計劃，但更帶有非常多的偶然性。我以黑格爾、馬克思等經典思想家作為研究的開始，也閱讀過他們大量的著作，但此後卻變得與他們沒有多少關聯了。同時，我在從事研究的時候，閱讀過亞裏士多德（Αριστοτ?λη?，約前384—前322）等古希臘思想家、法國道德學家等的作品；除此之外，還包括文學作品，並對某些時代的社會風氣(比如，中世紀地中海國家的復仇等)具有持續的興趣。我將所有這些主題都納入到我的解釋視野中來，即理性選擇與非理性選擇。在《心靈的鍊金術》之後，我更加關注情感或者說非理性選擇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豐富的話題。此後，我對情感問題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但從「情感」所具有的複雜性而言，更合適的說法或許應當是，我只是一個「起步者」(beginner)。從我出版的諸多著作來看，《心靈的鍊金術》迄今仍然是我最滿意的著作。

繼「情感」之後，接下來進入我研究視野的主題是正義與非正義的問題。就這一主題，我寫了三本著作來探討人類能動性如何影響正義與非正義行為。它們分別是：《社會的黏合劑》(The Cement of Society: A Survey ofSocial Order)、《地方正義》(Local Justice：HowInstitutions Allocate Scarce Goods and Necessary Burdens)、《歷史視角下的轉型正義》(Closing the Books: TransitionalJusti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第一本書已經被翻譯成中文，它主要探討正義觀念如何影響人們的家庭。第二本書出版於1992年，它主要探討地方政府「機構」(agencies)所持的正義觀念是如何影響稀缺性資源(如教育)和負擔分配的。在這一問題上，經常出現效率與公平之間的衝突。第三本書出版於2004年，主要探討從法西斯政體、權威政體向民主政體轉型時司法體系的建立以及如何對前政權所犯下的過失給予補償的問題。比如，1945年，德國法西斯政體解體後，如何建立正義的司法體系以給受害者予補償。所有這些著作都圍繞正義問題而展開，而且主要是從第三方所持的正義觀而不是我的正義觀角度來進行的思考。這也是我第一次冒險從第三者角度而不是我的角度來進行寫作。之所以會進行這一主題的研究，一方面是我個人早就有興趣，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各個地方出現的政府轉型，並由此形成轉型正義問題，必須考慮政府轉型過程中「正義」的觀念和公正的分配體系是如何形成的。當然，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也把我帶入另一個主題，那就是制度設計和制度變遷問題。

在1989—1991年間，面對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我與我芝加哥大學的同事一起建立了關於歐洲後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料庫，並創辦了一本學術刊物《東歐憲法評論》(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在接下來的數年間，我們的研究重點都集中在歐洲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制憲問題上。制憲問題從而成為1990年以來我學術研究的主要議題。

回顧自己的學術歷程，以研究馬克思作為開端，先後從事過哲學研究、理性與非理性研究、情感研究、正義與非正義研究、制度轉型研究；我希望，制憲問題是我最後一個研究主題。

二  方法論個人主義與社會科學

 

郭忠華：

聽了您詳盡的介紹，感覺您的研究歷程既豐富多彩又成果豐碩，令人歆羨。接下來我的問題是，通過如此眾多的研究主題，您是否形成了某些在您看來明顯屬於自己獨特的東西？或者換一種方式來說，通過博採眾長，您為社會科學研究做出了哪些獨特貢獻？

埃爾斯特：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間儘管漫長，而且出版的著作也不少，但若說哪些是我獨創的東西，則不敢妄言。因為有一種說法，社會科學中沒有什麼是新鮮的。你提出的某種觀點在當時看來可能新穎，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會發現，這種觀點其實早已為他人所提出過，或者至少提出過類似的觀點。

如果我們把社會科學看作是一個「工具箱」(tool box)的話，我或許可以說自己給這個工具箱中添加了某些「工具」。這些工具包括「自我約束」(self-bounding)、「偏好適應」(adapting preference)(指對於不同機會的調整)、「機制」(mechanism)(如何通過機制來進行社會科學研究，而不是過分的雄心)等。我在從事制度變遷和憲法設計研究時，利用過這些工具。在我看來，我們可以從不同學者那裡學到不同的東西來服務於自己的目的。就我個人而言，我從馬克思、黑格爾、托克維爾(A. d. Tocqueville，1805—1859)、邊沁（J. Bentham，1748—1832）、亞裏士多德、法國道德學家等學者那裡獲益良多。我使用他們的理論，對他們的理論進行改造，為社會科學「工具箱」提供改良的工具。例如，我在一些著作中引用了馬克思的文本，他的整個理論不一定要遵從，但他的許多觀點卻是非常有價值的。我提出通過「機制」來進行解釋，很大程度上也是受馬克思的啟發，或者至少你可以利用「機制」來對他的著作進行解讀。關於這一點，在馬克思有關意識形態、異化等問題的論述中都有鮮明的體現。

「工具箱」的觀點還在於，它為我們如何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視角。我們可以積累起自己的「工具箱」。當你讀過一本書後，可以考慮它所使用的工具是什麼。在讀下一本書的時候，可以用到其中的工具，或者通過新的閱讀來改良舊的工具，從而使「工具箱」不斷更新，並越來越成為你自己獨特的東西。這不是一種理論，這反映的不過是我一直支持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因為你必須著眼於社會個體的行為，理解他的情感、行為、利益和需要等，而不是把它們看作是階級、階層等的行為，那樣會淹沒了豐富多彩的個體，不能對社會現象進行有效的解釋。只有社會個體才能行動，這從一開始就是所有社會現象的驅動力量。社會科學研究如果有什麼統一的東西的話，那就是方法論個人主義，因為或許你也知道，社會科學中存在著許多大理論，如功能主義、階級分析等。如果你集中在原因、結果等問題上，那麼你就走在錯誤的軌道上。但就目前而言，社會科學的「功能主義」仍然有著廣泛的市場，我也因此而花費了大量的時間來反對這一立場，這些體現在2007年我出版的《解釋社會行為》(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一書中。

郭忠華：

恕我直言，您主張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儘管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走向了客體主義的反面，把主體主義置於社會科學研究的核心。主體主義的觀點儘管不乏真知灼見，但它與客體主義一樣，都忽視了對方存在的某些重要長處。二是方法論個人主義真的有那麼獨特嗎？因為根據我的瞭解，在20世紀中期，有相當一部分部分社會理論家雖然也是以對馬克思學說的反思為起點(或許因為那一時期馬克思在歐洲存在著巨大的影響力)，對結構主義、功能主義等宏大社會理論作了批判，認為必須重視社會生活中的個體，但卻沒有把個體僅僅看作是社會的決定物。我曾對吉登斯（A. Giddens）做過長期研究，他的學術經歷某種程度上與您相似，以馬克思作為起點，對結構主義、功能主義等宏大社會理論進行過長期反思。但與您不同，他沒有走向方法論個人主義，而是主張必須同時重視主體和客體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因此提出了「結構化理論」。請問您是如何看待這一點的？

埃爾斯特：

是的，結構主義不像功能主義那樣一致，它內部存在著很多不同的流派；但功能主義很容易識別，而且也更加統一，它從後果的角度來分析社會現象。結構主義意味著許多不同的東西。比如，法國結構主義內部就包含著不同的流派和作者。但它們也存在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把結構看做是專斷性的，這方面尤其在列維?斯特勞斯（C. Lévi-Strauss，1908—2009）那裡表現得非常明顯，在阿爾都塞（L. P. Althusser，1918—1990）那裡也一樣。如我前面所言，我於1968—1971年間在法國學習，因此對法國結構主義頗為熟悉。但在我看來，結構主義並不是一種很好的學說。你剛才說得很對，將馬克思作為研究的起點在20世紀60—70年代的歐洲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如果把那個時期與現在比較，作一個沒有太多根據的「猜測」(wild guess)，現在對馬克思著作的引用率大致相當於那時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說，那個時候歐洲對馬克思有著更加廣泛的興趣。當然，結構主義和功能主義也是那時流行於歐洲的重要社會思潮，因此很多人同時也會對這兩種研究方法加以反思。因為這兩種研究方法都是客體主義的不同變體，作為客體主義的批評者，走向主體主義也就不令人稱奇。我對吉登斯瞭解不多，我只是認為，沒有社會個體，所有社會現象和事實都不可能出現，因此社會科學研究必須以個體作為出發點。在那個時期，我們這些分析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是，試圖將馬克思主義與理性選擇結合在一起，將馬克思主義建立在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基礎上。正因為如此，分析馬克思主義有時有被稱作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其核心觀點在於，思考如何從理性選擇或者個人行為的角度理解階級、資本主義等結構性事實。我不知道分析馬克思主義在這一點上取得了多少成效，但至少這是我們的一致立場。

郭忠華：

關於社會科學能否預見未來的問題，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存在著眾多試圖解釋現代社會產生、發展、問題、未來的社會理論，甚至可以說，除解構主義之外，任何完備的社會理論體系都旨在解釋現在，說明當下社會存在的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未來社會的發展走向。但您卻在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社會科學是不可能對未來作出預測的，那是「過分雄心」的體現。如果說任何社會科學理論都旨在從一定的角度對社會作出解釋的話，對於未來的預測也就成為它們合理的選擇。但您為什麼為會認為社會科學不可能對未來作出預測呢？您是從何種角度得出這種結論的？

埃爾斯特：

讓我再重複一下我的主要觀點，我認為社會科學，比如經濟學，可以預測社會中某些領域發生的一些「小型變化」(small changes)。比如，我們需要經濟學家來告訴我們，如果提升稅率，將導致人們什麼樣的經濟行為。但是，我不認為社會科學家能夠預測大範圍和長時期的變化。比如，剛才講到的1989—1991年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很少有哪一個社會科學家預測過它們的崩潰，相反，倒是反過來，有許多社會主義理論家從意識形態的角度預測過資本主義的滅亡，但這種預測更多是意識形態上的一廂情願。關於從2008年起席捲世界的金融危機，如果你看一下《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雜誌所發表的文章，至少存在著50種不同的解釋和50種不同的理由；關於世界經濟將如何發展的問題，也至少存在著50種不同的預測。這些觀點彼此差異甚大，有些甚至完全相反。如果社會科學能夠預測未來的話，那麼它就應該存在共識，而不是充滿爭論和攻訐，否則如何作出預測？以誰的意見為準？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自然科學以普遍性共識為基礎，某種觀點一旦提出，便可以得到證實或者證偽，但社會科學卻不同，它不存在著類似的普遍性共識。這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根本差異，不存在著某種普遍有效的社會科學理論，不能夠作出普遍有效的預測，因為人類社會存在著太多的不確定性因素。

為什麼社會科學就會存在著如此多的不確定性因素呢？這是因為，它與自然世界不同，社會科學所研究的是人的世界，作為社會行動者的個體都擁有其自身的能動性，會根據不同的情境和不同的理由不斷調整自己。同時，社會科學研究者也擁有其能動性，具有不同的世界觀和知識積累，並且也是生活在變動的世界中，因此會根據情境的變化而改變其態度和思想。當然，這些只是隱含在社會科學後面的原因，不一定為社會科學家或者行動者所認識到。他們在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時，仍然試圖對社會世界的未來發展作出準確的預測，這方面尤其體現在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身上。如果致力而為之，將導致他們聲名狼藉，還可能使他們感到氣餒。當然，有些人可能會採取鴕鳥政策，那就是說他所作的預測之所以還沒有發生，是因為時候未到，但遲早是要發生的。比如，有學者說，中國遲早是要轉變成民主國家的。但他不指出具體會是在什麼時間，如十年或者二十年，就像馬克思預測共產主義社會的來臨那樣。但我要說的是，這樣的預測等於沒有預測，不能給你帶來任何啟示。

郭忠華：

這聽起來當然很有道理，但如果我們回望歷史，人類歷史並不是雜亂無章地來到我們當下的。處於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人們可能無法想像未來會是什麼樣子，但如果站在我們當下來追溯歷史，你會發現其中仍然存在著某種「模式」(pattern)。在一定的時期，人類開始用火，然後發明瞭文字，然後又發明瞭蒸汽機、電等，直至我們今天的網路世界。我們很難想像今天的網路會出現在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社會。技術的每一次重大變革都深刻影響了人類社會，催生了特定的社會形態。如果我們把對於歷史的理解用於未來，似乎同樣可以肯定，在現有的基礎上，人類社會仍將遵循某種模式向前發展。也就是說，存在著某種總體性模式，只不過人類的社會科學迄今為止尚沒有發現這種模式而已，並不是它不存在。我不知您如何看待這一點？

埃爾斯特：

有人還曾預測過「歷史的終結」呢，但歷史根本沒有終結。回望漫長的人類歷史，當然存在著某種模式，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從資本主義再到社會主義。但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也出現過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倒退的模式。不過，我還是同意你的見解，認為人類社會存在著某種總體性發展模式。但在我們今天所處的信息社會，由於一切事情都發展得極為迅速，我並不認為當前的社會科學能夠對這種總體發展模式作出預測。因為「社會科學」聽起來儘管是一個總體性名詞，但裡面充斥的實際是各個分支，不存在著某種統一的「社會科學」。用某一分支科學來預測總體歷史，那是辦不到的。比如，我們不可能依賴於經濟學來對整個人類社會作出預測。

 

三  從「機制」解釋社會

 

郭忠華：

您這樣說當然有您的道理，但我覺得社會科學研究中出現的問題主要還是由於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所導致。因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是人的世界，在其中，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行動者，每一個人都理性地行動；但另一方面，理性又總是有限的，而且還存在著非理性的時刻，即情感、激情等對人類行動造成幹預。理性與非理性的問題，如剛才所言，也是您一直全心關注的問題。正因為如此，社會世界才會變得難以預測。但我還是想轉入更加特定的角度和更加特定的問題來進行探討。您在《心靈的鍊金術》一書中提出從「機制」的角度理解社會行為。首先，什麼是機制？它與其他社會科學的解釋有何不同？

埃爾斯特：

「機制」是在我《心靈的鍊金術》一書中提出的主要解釋視角，我不認為客觀世界存在著某種決定性因素。比如，馬克思所認為的生產力。從實踐經驗的角度來看，要發現「機制」則相對容易，因為它所要涉及的也主要是經驗性問題。所謂機制，指的是那些經常發生和容易認出的因果模式，而且這種模式通常是由我們沒有認識到的條件或者不確定的結果所引發的。舉一個例子來說，軍隊本來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歷史上也出現軍隊拒絕服從命令，拒絕向反抗者開槍的情形，法國的路易十六就曾遭遇了這種情況。由此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解釋為什麼軍隊有時候服從命令，有時候則拒絕執行命令。這其中實際上不存在著什麼「覆蓋律」(covering law)的解釋。可以說，有兩種可以預期的因果鏈作用於同一結果，或者說它們從不同的方向作用於同一個獨立變數，從而使結果變得高度不確定(當然，軍隊這個例子可能不是太好，因為軍隊大部分時候是服從命令的)。再舉一個南希?卡特萊卡所舉的那個令人信服的生物機制方面的例子。她在將山茶花栽種在肥沃而溫暖的土壤裏後發現,一部分山茶花生長得非常茂盛，而另一部分則枯萎了。

但是，這只是機制中的一種，它在日常社會實踐中表現得更加複雜。比如，一頭牛如果受到刺激，可能引起驚恐、奔跑、攻擊、嘶鳴等情形。也就是說，同一個獨立變數，可能會引起高度不確定的結果。有些時候，不同的機制還可以組合在一起，形成我所說的「分子機制」。所有這些都說明，許多社會行動無法從單一因果律的角度作出解釋，這是科學中「化約主義」策略。社會科學的任務在於闡明事物發生的不同機制，而不是作出某種「覆蓋律」的解釋。

郭忠華：

我總是想追求一些更加特定的東西。在我看來，您儘管認為社會科學不存在規律性解釋，但您又試圖通過機制來對各種社會現象作出解釋。只不過機制更加複雜一些而已，承認同一件事情可能由各種不同的原因所引起，或者同一種原因可能引起不同的現象。在您看來，這與社會科學的「覆蓋律」解釋存在本質性差異嗎？

埃爾斯特：

我在《解釋社會行為》一書中對這一問題作了說明。我這裡也可以綜合一下。首先，從機制來解釋社會現象，可以提供更多額外的解釋，而不像規律解釋那樣簡單化約。其次，你必須注意到各種競爭性解釋。也就是說，你不是隻集中在某種單一的因素上，而是同時關注各種不同的因素在同時發揮作用。

讓我舉一個例子來說吧。我有很長時間住在美國的紐約，百老匯有許多著名的演出。每當演出結束的時候，觀眾都會站起來鼓掌。我有時候就會想，為什麼他們要站起來鼓掌呢？是為了表示他們對演出非常滿意，還是因為演出質量與價格（50美元一張票）相比，讓他們感覺物有所值？從覆蓋律的角度解釋，很容易認為就是前者。但我發現，價格實際上也在其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價格貴出某一標準，他們可能就不會這樣做。也就是說，我們在解釋觀眾站起來鼓掌這一現象時，既要注意到演出質量，又要注意到門票的價格，甚至其他更多的因素。這樣，會使我們對社會現象的認識變得更加全面。機制的解釋就是這樣，它不是對某種現象僅僅作出單一的解釋，而是解釋了更多的內容。在機制解釋中，不是某種原因處於獨斷性地位，而是注意到多種因素在同時發揮作用。

郭忠華：

機制的解釋聽起來的確讓人感覺更加全面，也更加迷人。但由此帶來的一個問題是，由於人類知識和視野的有限性，我們實際上並不能確定哪些因素應當進入解釋的範圍，哪些因素則應當忽視。從結果來看也是一樣，我們不能確定哪些結果應當納入考慮的範圍，哪些則不應當。以您剛才所舉的牛的例子來說，它受到刺激之後，可以變得嘶鳴、奔跑、攻擊、驚恐……我們實際上並不確定牛的哪些表現是由於受刺激所致，而只能憑主觀進行判斷。有些表現可能的確是由於刺激所引起的，但有些則可能不是。從事物都彼此聯繫的角度來看，機制的分析方法似乎把我們帶入到一個無窮無盡的因果網路中，這種無限性使解釋變得不再可能。如果我們要使解釋成為可能，那就必須憑自己的主觀意志專斷地認定，這些因素應該納入考慮範圍。這種做法顯然違背了機制的解釋初衷，變成了另一種化約論變體。

埃爾斯特：

這的確是一個很難的問題，這就需要求助於我剛才所說的「工具箱」。「工具箱」是各種機制的積累，它已經對各種行為建立起了「索引」(index)，從而使你對行為的機制具有全面的瞭解。以牛的例子來說，乍看起來你的確說得對，但如果「工具箱」裏已經積累起了豐富的解釋工具，那麼它就可以對牛受刺激之後存在哪些表現作出全面的解釋。當然，我知道你可能會說，「工具箱」不可能會那麼全面，已經積累起解釋所有行為的機制。我承認，有些行為是無法通過現有工具箱的機製作出解釋的。如果遇到這種情況，那你就必須建立起一個「例外索引」，它說明現有「工具箱」中的機制無法對它作出解釋，並在「工具箱」中著手建立起有關此類行為或者現象的機制。下次當你再遇到類似的現象時，這一「例外索引」就可以說明你進行一定程度的解釋，同時檢驗現有索引中的機制積累是否全面，如果不全面，加入新的機制。久而久之，「例外索引」就便成「工具箱」中的常用工具了。

郭忠華：

把各種不同的機制積累成為「工具箱」，再通過「工具箱」來解釋各種社會現象，聽起來似乎說得通。但對於我來說，您所積累起來的「工具箱」就像是一個「黑箱」(blackbox)，我根本不知道裡面存放著一些什麼樣的工具。除非您打開您的「工具箱」，讓我看到裡面所有的機制，否則那個「工具箱」就只能是一個「黑箱」。如果「工具箱」只能為您一個人所擁有，或者說如果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特殊的「工具箱」，那事物的解釋就可能變得五花八門，很難形成什麼共同的理解。我不知道您是否也這樣認為？

埃爾斯特：

你的問題所指的實際上是不同「工具箱」之間如何達成共識，或者建立共同工具箱的問題。首先我必須說明的是，能夠建立起「工具箱」以對社會現象進行解釋者，很大程度上只是少數社會科學家。只有社會科學家才會有意識地對社會現象作出解釋，普通行動者儘管擁有豐富的社會知識，他們很少有意識地對社會現象作出理論解釋。每一個社會科學家都擁有獨特的視角或者方法，或者說都擁有獨特的「工具箱」，這一點我不反對。但他的「工具箱」能否有效，關鍵取決於他通過其「工具箱」所作出的解釋能否為他人所理解、接受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如果能夠為他人所接受，這說明他的「工具箱」是有效的，否則就是無效的。這種理解和接受某種程度上就是打開「黑箱」的過程，就是研究者將自己的「工具箱」展示於他人面前和使他人理解其解釋工具的過程。

郭忠華：

我們作出這些談論的時候，實際上都是從理性的角度來闡述自己的立場的。但誠如您在《心靈的鍊金術》一書所探討的那樣，理性總是與情感等非理性的因素攪合在一起。我不知道您如果將非理性因素納入考慮的範圍，機制的解釋又會變得如何？另一方面，讓我來打一個比方：在翻譯《心靈的鍊金術》一書時，我既充滿樂趣，享受到您對人類理性與情感問題的許多真知灼見，但又產生些許沮喪，感覺滿地珍珠，卻無從發現一條完整的項鏈。在我們現在這種場合，我非常好奇的是，不知您能否給我展示一條關於人類理性與情感的完整項鏈？

埃爾斯特：

對於前一個問題，你的說法實際上是一種誤解。正是因為非理性因素的存在，我才會提出必須從機制的角度來作出解釋，因為非理性因素的加入使事物的發展充滿不確定性。如果事物完全按照理性設計好的路徑發生和發展，那麼用「覆蓋律」來解釋就夠了，不必需要用「機制」來解釋。

至於你說的後一個問題，我想你所問的是我著作中最根本的問題，即理性與情感之間關係的問題。你的沮喪我不感到意外，因為此前我已多次遇到過類似於你的評論。我在紐約的一個朋友有一次也對我這樣說：埃爾斯特，你著作中涉及太多的例子和細緻的分析，但是你卻忘了說明總體性輪廓和連貫的線索，這讓我無法理解你著作中的總體思想。至於你說的項鏈問題，我在《心靈的鍊金術》一書的第四章提出了有關這兩者的三組關係，或者是這一項鏈的大致輪廓，但那只是粗線條的，說不上是一條精細而完整的美麗項鏈。我認為，關於理性與情感的關係，可以重點考慮以下三組問題：情感對理性的影響，理性對情感的影響，情感在多大程度上成為理性選擇的目標。哦，我實在再說不上太多，或者說能夠給你一個清晰的答案，但我記下了你的問題，我期待有一天能給你那條美麗的項鏈。

郭忠華：

哈哈，或許是我太貪心，想要您給出一條美麗的珍珠項鏈，從而導致了一個太艱難的問題，那我們現在轉移到一幅更加特定的圖畫上來吧。在人類情感的星空中，閃爍著許多美麗的星星，有愛情、激情、嫉妒、憤怒、憎恨，等等。說實話，對於人類情感的複雜性，我們很難知道其中到底有多少種情感。但您在著作中論述到的主要是嫉妒、激情、憎恨等少數幾種類型。您為什麼認為這些足以解釋人類情感呢？或者說您在作出這些選擇時，後面主要隱含了哪些考慮？

埃爾斯特：

你說得對，當寫完《心靈的鍊金術》後，我發現自己似乎掉進了一個沒有邊際的情感黑洞中，發現自己對情感的理解更少了而不是更多。我只是化約性地論述了其中少數幾種。但我想，愛、恨、妒、激情等或許代表了人類情感中最典型的幾種，這也是我作出這種選擇的理由，因為我不可能在一本書裏窮盡所有的人類情感。同時，我還注意到，有些研究人類情感的人試圖建立起人類情感的結構，指出哪些是最基本的情感，甚至在基本情感的基礎上再衍生出二級情感或者三級情感。但我沒有被他們的論證所說服，因為人類情感實在太複雜了，在不同的情感或者不同的個人那裡，每一種情感都有可能扮演基本情感的角色，因此，基本情感也就不會僅僅限定在某幾種情感上，否則就變成了一種情感化約論。但我的確提出存在某些「情感羣」，比如蔑視、憤怒等可以劃歸為同一情感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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